是日，晏起。起後，微看書，即早飯。旋聞報，蒙恩放江西主考。未刻，作謝放主考恩折，并作請假回籍片。
——鹹豐二年六月十二日日記
這一年是鹹豐二年（1852年），曾國藩42歲，在北京做官已經是第19個年頭了。他官至禮部右侍郎，正二品，相當于現在的副部長。他擔任要職，事務繁多，日常還要讀書寫文，應酬交際，是以他養成早起的習慣，盡量把事情往前趕。
不過，
這天是六月十二日，曾國藩睡了個懶覺，起得很晚。他在日記寫到“是日，宴起”，即晚起。
起床，洗漱，看書，吃早飯……就像現在的北漂上班族快速忙碌一早後，曾國藩接到了一個通知，讓他出差去江西做主考官。他在這天的日記裡寫到“蒙恩放江西主考”，用“蒙恩”二字，說明他把這次出差的機會看作是皇帝的恩典。
其實他想去做江西主考官已經想了兩年多了。
早在三年前，那還是上任皇帝道光在位的時候，曾國藩就迫切想被外放到地方做主考官。為什麼放着京官不好好做，非得到想去外面出差做個主考官呢？
這主要是因為曾國藩的職業倦怠期到了，中年危機來了。
其實曾國藩在北京做官做得很順利，人人都說他笨，說他木，實際上他做起官來一點也不含糊，還破了很多清朝官場的升官記錄：
從道光二十年曾國藩離鄉來北京做翰林檢讨（七品）起，他的官運仿佛被安上了加速器，不停地升，升，升。道光七年，他升任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步入了進階京官行列，成為了清朝首個37 歲以下擔任二品官的湖南人，破了湖南人在清朝升官的記錄。曾國藩“十年七遷，連躍十級”，從七品到正二品，這個速度也是道光朝無人能比的。
做官如此順利，曾國藩不應該出現中年危機啊。其實他也很滿意，很興奮，覺得自己也很了不起。剛到禮部做右侍郎那會，他非常積極。每天都到部裡處理政務，從不缺勤，主動加班，做事有條有理、認認真真，下屬們都佩服敬仰得不得了。
皇帝還讓他兼管其他部的事宜，他每兼管一部，都是悉心鑽研，可謂兢兢業業。
比如，他在刑部兼任左侍郎時，遇到了琦善案件。琦善是道光鹹豐兩朝重臣，位高權重，人脈廣布。他最出名的是在鴉片戰争中私自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道光皇帝震怒，革了他的職，抄了他的家産。不過，這樣的重臣很快又被複用了。鹹豐元年，琦善又被彈劾濫用職權，交刑部議罪，三法司會審。由于琦善的人脈廣布京城，審判時衆人都想着為他開脫，對他的罪行睜一眼閉一眼，甚至還說要傳訊舉報琦善的司員。
曾國藩也參加了會審，他感覺審判官全是糊弄從事，眼睜睜看着琦善的罪行不審訊，卻拐彎抹角地問些瑣事，還要傳訊司員與琦善對峙。再看琦善這邊，一點罪犯的樣子都沒有，侃侃而談，争辯不休。這哪裡是在審罪犯呢？曾國藩心中一急，站起來大聲說：“琦善雖然位至将相，但是我們奉旨查辦，審訊他就是我們的職責所在！司員的職位雖然低，但是從沒有傳訊審案司員和犯官對質的道理。如果審案的官員是以受罰，将來大員有罪，誰還敢審訊？況且，谕旨隻是讓會審琦善，并沒有說要傳訊司員，如果一定要傳訊司員，那麼就請請旨，得到皇帝同意後，才可行。”
這番話說得滿座皆驚。衆人在想：這個曾國藩怎麼回事，在說什麼呢？他不知道琦善位至将相，人脈廣布嗎？這樣不是得罪了琦善嗎？他怎麼是個愣頭青呢？大家不應該很有默契地把這個會審當作一個形式嗎？他這是在唱哪出？
可是曾國藩這個“愣頭青”當時争辯得衆人無言以對。史書記載他“争之甚力，詞氣抗厲，四坐為之悚動。”正是他的堅持，琦善最終又被流放，充軍吉林。當然，曾國藩也就得罪了琦善的勢力集團。
當時曾國藩四十歲，混迹北京官場十餘載，當然清楚官場的現狀，也知道公然要求治罪權臣的後果。
但是，他選擇了不同流合污，選擇有自己的想法并堅持自己的想法。這種不随波逐流，不畏權貴的做法是極需要勇氣的。然而，後世評論此事時，卻多有指責曾國藩的愣頭青，不懂變通，得罪了權貴，批評他不圓滑，不識時務；進而贊揚他“中年變法”而變得圓通、圓滑。其實，這個小故事被記載在了《曾國藩年譜》中，我想史者應該也是覺得曾國藩這種精神難得，記載下來讓後人記住它，并學習這種精神。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曾國藩這種敢于堅持内心的愣頭青精神才是最可貴的，這種精神讓他與衆不同，讓他出類拔萃，也正是以，才有了湘軍。這才是我們應該真正學習他的地方。
不過，敢于堅持内心就讓他無法融入當時的官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意義，曾國藩的人生理想不是升官發财。
快速升遷給他帶來短暫的愉悅後，他慢慢發現朝廷裡的部委堂官工作是那麼枯燥、無聊且沒有意義。每天都陷入各種雜務當中，應付制度缺陷帶來的各種弊端，處理人事鬥争産生的各樣問題，盡管自己品級很高，可是對于任何問題他都無能為力，就仿佛是一台破舊機器中快要脫絲的螺絲釘。他的職場生活無比灰暗，他自己也無奈地寫下一首詩自嘲：
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濟瓶與罍。似驢非驢馬非馬，自憎形影良可咍。
于是，曾國藩就想短暫逃離一下北京生活，到外地去轉轉或者回家探探親，換換空氣。可是古代并沒有像今天的旅遊業，說走就能走，況且身為窮京官的曾國藩也沒有太多的錢讓他逃離北京。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公費旅遊的機會，到江西做主考官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不僅可以解決路費問題，還可以額外獲得一些收入，同時也能結交朋友，廣收門徒。更重要的是，江西離湖南老家近，他還可以回家探親。一舉多得。
是以，他一直想争取這個機會。道光二十九年的時候，他就覺得時機差不多了，自己的資曆也夠了，外放江西主考肯定是自己的。他給弟弟的信中說“我今年很有希望獲得江西主考這個差事，到時候把父母兄弟都接到江西，咱們全家人一起熱鬧熱鬧。”（予今年考差，頗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親屬可就至江西一叙天倫之樂。”）
可是誰想到半到殺出了程咬金，不知什麼原因這個美差居然給了同僚田敬堂，讓曾國藩很沮喪。這就相當于自己升職加薪的機會突然給了别人，曾國藩想想遠在湖南的父母多年得不到相見，他很難受，更加懷疑自己在京城當官的意義是什麼。他在信中說“南望家山，遠懷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
“升職加薪”的機會沒有了，再想到日常瑣碎的工作，想到阿谀奉承、腐敗低效的官場，想到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群眾，他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他給弟弟的信中提到“吾近于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于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
換句話說，曾國藩的職業倦怠更加嚴重，中年危機到了，他在官場進又不能，退又不得。
已經四十歲的曾國藩，卻難以不惑，他暫時找不到生活、工作的意義。
可誰曾想，第二年道光皇帝就龍馭上賓，新皇帝鹹豐繼位。
新人新氣象，新皇帝廣開言路，曾國藩連上幾道奏折提各種意見，鹹豐皇帝大多欣然采納，曾國藩的官運更進一步。到了鹹豐二年，竟沒想到皇帝派自己去江西做主考，多年前的夢想突然實作了，幸福來得過于突然了。
曾國藩趕緊寫奏折感謝皇帝，并請假二十天回老家看看父母。他來到北京已經十四年了，十四年未曾請假回家，十四年未曾見過父母親，他思親心切。趁着這個機會回家一趟。
曾國藩喜不自禁，收拾行李上路啦。
（未完待續，請關注《曾國藩新傳——奏折日記裡的曾國藩》）
![窮苦之音易好？也說“詩必窮而工”[圖]](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IAAAP///wAAACwAAAAAAQABAAACAkQB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