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摹是學習傳統篆刻藝術的主要途徑。對秦漢優秀古印彙內建譜,始于北宋楊克一的《集古印格》,但此譜早佚。有人統計從此至元末明初的250年間,隻有十六家彙集印譜,而且存印不多,又系翻摹,不免形神隔膜,難以真實地反映出古印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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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來彙輯印譜,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從隆慶辛未(1571)年至明末60年間,以秦漢原印鈴拓的大型印譜,影響較大的,如:顧汝修以家中三世所蓄古銅印、玉印,近一千八百多方輯成《集古印譜》。首開以秦漢古印钤拓成譜之風,“印學之荒,自此破矣"(明甘暘語)。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範汝桐将其父範大澈所藏古印三千六百餘方,亦編成《集古印譜》。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郭宗昌也用古印九百三十餘方,钤拓成《松談閣印史》。
當時這類印譜钤拓的份數雖不多(如顧氏《集古印譜》僅鈴制了二十餘部),卻使印人大開眼界,尤其是當時能見到原印的人數不多,它們對提高人們欣賞秦漢篆刻藝術的水準大有裨益,啟發印人更加自覺地繼承優良傳統,以至“家摹人範,以漢為師"(祝祿《梁千秋印集.序》),“一時翕然向風,名流輩出”(朱簡《印品》自序)。對印壇和社會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至清代彙集古印譜者就更多了。有的版本之巨,集印之多,簡直驚人。陳介祺所編《十鐘山房印舉》,1852年着手編訂,1872 年輯成五冊本:後又不斷增補重訂,于1883年輯191冊本、194冊本。集古印一萬零二百八十四方, 這不僅在當時是空前的,即使現在也很罕見。
這些以古印直接钤拓的印譜,準确、美 觀地再現了秦漢古印的原貌。對後學者繼承篆刻藝術的優良傳統,糾正流傳中的陋習,推動篆刻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明清以來用木闆翻刻的古印譜就更多了,這類印譜雖難以傳真,有失古印之真髓,但它生産快,流傳廣,有利于普及。同時,翻刻本身也是臨摹古印的一種方式,故而亦有助于學習篆刻優良傳統
古鉨、漢印的藝術性雖然較高,但在當時被視為是持信的工具,并不把它當作藝術品,故不會有印學産生并流傳下來。石材的廣泛應用,使一些有藝術修養的文人參加了篆刻的全過程。實踐使他們認識到如不開展對印學的研究,篆刻就有重新回到純制作的老路上去的危險。自第一部印學論著《學古篇》在元代産生以後,明清的印學得到了長足發展。如從1569年徐官的《古今印史》算 起,至明末這70年間,就有20多部有分量的印學論著問世。對篆法、章法、刀法、情趣、意境,及對古印 的臨摹、繼承與創新,乃至 藝術批評等方面,都有較深刻的論述。印學論著的發展,對明、清流派篆刻藝術的崛起,有一定的推動和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