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十年（1140年）六月，宋高宗诏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嶽飛為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讨使，數路并舉北伐。各路與金人戰皆捷，尤以嶽飛所部為甚，進至距故都開封隻有四十五裡。史稱：“”。這就是著名的“直搗黃龍”的由來。然至閏六月，局勢驟變，因秦桧正主議和，為孤立、逼迫嶽飛班師，遂先命各路回軍，然後命嶽飛班師。《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三》：“”。嶽飛班師後被收兵權，任為樞密副使，不久入獄。紹興十一年十一月，“紹興議和”成，宋、金以淮河中流為界，從此中原徹底屬于金國。十二月，即以“莫須有”之名賜嶽飛死于大理寺，遽成千古奇冤。
高宗殺嶽飛固然有很多私底原因：比如迎欽宗的問題；比如嶽飛不甘願交兵權；比如嶽飛置喙立儲之事；比如嶽飛公開稱頌還未被立為儲君的孝宗是中興之望。這些都觸了高宗的大忌，可以說嶽飛是一個優秀的職業軍人，卻真的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但殺嶽飛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在于：嶽飛已經成了高宗所做戰略選擇的主要障礙。高宗做的這個戰略選擇是：放棄恢複中原，經營現存的半壁江山。也就是備受後人诟病的“偏安”政策。但是，千載之下，我們站在客觀的地緣政治角度看，他的這個戰略選擇未必沒有道理。
當是時，宋可做的地緣戰略選擇無外乎有三個：（一）恢複中原，也就是恢複北宋的疆域；（二）直搗黃龍，也就是滅亡金國；（三）經營半壁，也就是維持現狀。這裡面持第（一）與第（二）種選擇意願的在高宗朝稱為“主戰派”；持第（三）種意願的稱為“主和派”。“主戰派”的代表是：張浚、趙鼎、嶽飛，兩相一将；“主和派”的代表當然是秦桧，也許還有背景老闆高宗本人。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也許“主和派”的陣容會更為強大：“主戰派”裡面的第（一）種實際也是“主和派”，隻不過他們主張的“和”，不是在紹興十一年，而是在恢複中原之後。《宋史·高宗本紀》：“”。張浚是高宗早期最為倚重的相臣，此人軍事能力不夠，數次為帥基本都是敗績，但政治魄力以及抗金決心很大，是著名的“鷹派”，紹興議和後被貶到了福建和湖南。但就是這位主戰派首領的張浚，在他做宰相時一樣對通使金國沒有異議，并稱：“後将辟地複土，終歸于和”。就是說，這一派“主戰派”的戰略目标隻是恢複北宋的疆域，之後就應該與金和好，各守其土。也就是說，他們是未來的“主和派”。嶽飛如果真的恢複了中原，馬上就會從這一派的政治盟友轉為政治敵人。是以，高喊“直搗黃龍”的嶽飛在政治上确實是個“孤臣”，其被政治清算應該是一個宿命。
當嶽飛諸軍在河南大捷時，朝廷實際就馬上面臨了一個悖論般的局面，似乎再往前打到哪裡，都意味着一種危險：第一，如果按張浚一派的意願，完全恢複北宋疆域，那麼那個“天殘”局依然存在，宋還要在地緣險境中繼續生存；第二，如果按嶽飛的意願去“直搗黃龍”，那首先就面臨收複燕雲十六州的軍事課題，能否做到恐怕誰都沒底。“雍熙北伐”的噩夢，應該像基因一樣存在大宋皇帝的身體裡。紹興九年宋、金議歸河南地時，嶽飛曾有“唾手燕雲”的豪語（《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一》），但誰又能保證嶽飛不是曹彬。曹彬的軍事成就曾比嶽飛要輝煌得多，而北宋開國時的那批名将，也比紹興年間這批“中興大将”的軍事素養要高得多。如此看，就怕“直搗黃龍”未果而重蹈雍熙覆轍，到時候怕是宋朝要直接滅亡了。
是以，嶽飛的“直搗黃龍”是高宗絕不會選擇的。那麼，恢複到靖康以前的地緣形勢又如何呢？很顯然，金人依然居高臨下，且嶽飛等雖然大捷，金國的實力并沒有明顯的衰竭，否則不會二十年後完顔亮再次排山倒海般地南下，那麼宋随時可能重演“靖康之難”。如果放棄中原，宋朝的前沿就是江、淮地區。建炎以來的經驗證明，每一次宋軍都主要在這一地區與金人拉鋸，并最終打退了金人。是以，把前沿放在這一區域，反而會使宋朝更為安全。對這種地緣結構的分析，估計會是高宗最終做出第（三）種戰略選擇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這種戰略選擇下，紹興年間恢複了經濟實力的南宋，就開始在半壁江山裡全力恢複北宋的政治、文化成就，于是南瓷就迅速地迎來了複興，并創造了中國瓷器史新的高度。
靖康之難，宋王朝損失慘重，不但損失了兩位皇帝，還損失了所有的廟堂物質文明。《宋史·欽宗本紀》：“”。衣冠文明沒了、圖籍典冊沒了、禮器沒了，這就讓南渡的朝廷沒法撐起“禮”的結構。更讓人煩惱的是，連能夠制作這些東西的人和工藝（技藝、工匠）也沒了，想重新把它們做出來都變得困難重重。
北宋晚期，是中國古代青銅禮器最後的輝煌時代。徽宗之好古著名于史，其之愛古玉不必再說，古玉行當就由他而生（見拙作《玉裡看中國》）。徽宗之愛古彜器，更是癡迷，是以宋代連宮廷玉器都有仿青銅器的重器。政和年間，徽宗下旨做出了一大批水準極高的青銅禮器。但随着它們被擄到北國，就成了中國中央王朝青銅禮器的絕唱。同時，宋朝的玉禮器也都被擄走。這就使南渡的朝廷無法進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動，比如祀昊天上帝、祀神州地祇等。沒有這些祭祀活動，朝廷的合法性和正規性就都是問題。是以，盡快地做出一批新的禮器就成了當務之急。
青銅器的鑄造和玉器的琢制自古即以官方作坊為主，且需要動用的原料資源要求極高。當半壁江山不在，官方工匠又都失去的情況下，這兩大類的禮器就很難快速恢複。好在造瓷器需要的資源遠沒有青銅與玉器要求高，且幾百年來瓷器生産的大學營都在南方。是以，以瓷來制作禮器就成了最現實的選擇。
《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建炎四年四月，在海上漂泊數月的宋高宗駐跸越州，終于暫時安定下來。之後形勢逐漸向好的方向發展，江南失地逐漸收複。諸将在與金的拉鋸戰中，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勝利。金人逐漸向江、淮退卻，最終于次年（紹興元年）的二月退回了中原。至此，高宗即位四年來終于得到了喘息機會，朝廷也終于初步安定了下來。于是，以越州為行在的高宗改元紹興，四月即命制作禮器。朝廷要恢複祭禮，宣布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繼承大宋正朔的政權了。其中，大批用以替代青銅及玉禮器的瓷禮器，就由已經沒落的越窯燒制。
從“依見今竹木祭器樣制燒造”一語可知，這一次瓷禮器的燒制是典型的“制樣須索”模式。客觀地說，這個政治任務能夠落在越窯身上，并不一定是因為越窯的制瓷水準依然很高，更有可能是因為着急使用，而越州作為行在可以直接監控燒制，并可以免于運輸。當然，不可否認，越窯有悠久的秘色瓷燒制曆史肯定也是重要因素。紹興元年十月，越州更新為紹興府，從此紹興這個城市名稱出現于曆史。
紹興四年，紹興府的瓷窯再次承擔了瓷禮器的燒制任務。《中興禮書·卷五十九·明堂祭器》：“（”。這一次的史料記載裡已經有了“降指揮下紹興府餘姚縣燒造”之語，說明朝廷對于瓷禮器燒造過程的幹預大大加強了，已經超越了“制樣須索”的限度而實施了直接督造。這似乎暗示了三年前的那一次燒制成果并未讓朝廷滿意。
上林湖越窯遺址博物館藏越窯天青釉碗
那麼紹興元年和四年這兩次燒制瓷禮器，是由越窯系的那個窯口來完成的呢？1998年至1999年，浙江省慈溪市匡堰鎮寺龍村北的寺龍口窯址考古發掘證明了，這裡以及附近的低嶺頭是那兩次瓷禮器的燒制地。或者說，這裡是越窯的絕唱之地。
據《浙江越窯寺龍口窯址發掘簡報》的相關結論：“”。
這也就證明了：南宋朝廷雖然把瓷禮器的燒制任務交給了越窯，但是北宋晚期河南諸窯奠定的“天青色”青瓷釉色新标準并沒有改變，越窯曾經的“千峰翠色”已經正式被宮廷淘汰了。如今在甯波慈溪上林湖遺址博物館及杭州浙江博物館内，都藏有越窯所處天青釉瓷，館藏标注多為北宋，但從以上史料邏輯及考古證據來說，似乎将這些天青釉瓷定為北宋、南宋之交或直接定為南宋早期更為合理。
浙江博物館藏越窯青瓷牡丹紋龜鈕蓋罐：博物館辨別時代為“北宋”，但從其天青釉色來看應為南宋初期之物。
由于越窯必須生産自己并不擅長的，施用乳濁釉的天青釉瓷。自然越窯就無法展現出曾經的貢瓷生産水準，畢竟一些汝窯工藝并不是越窯擅長的，甚至是陌生的。比如：汝窯使用饅頭窯燒制，而越窯瓷系從商、周時期開始就一直使用的是龍窯。再比如：汝窯是滿釉支燒，而越窯早從五代起就是墊圈燒制。在寺龍口窯址出土的非天青釉瓷器都是墊圈燒制，而天青釉瓷器則有一部分是支燒，一部分是墊圈燒制。這就說明，越窯在完成燒制天青釉瓷的政治任務時，多少有些力不從心。
想必這兩次越窯生産的瓷禮器朝廷都不能滿意，是以曆史給予越窯的這次翻身機會也就此失去了。越窯之後湮沒無聞，徹底退出曆史舞台。但是，這兩次瓷禮器在越窯的燒制，卻正式拉開了南瓷複興的大幕。很快，因為對這一批越窯生産的天青釉瓷不滿意，促使朝廷加快了恢複北宋官窯的速度。新的官方用瓷訂單的競争，也催生了整個南方瓷系的大複興和大發展。同時，南宋對外貿易的井噴式發展，也讓新的瓷器生産大學營崛起，“瓷都”這個概念開始出現于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