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社會風雲變幻莫測。在易代鼎革之際，舊式文人仍然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執着與堅守。共同的文化心理驅使舊式文人紛紛抱團結社、吟詩填詞，一時蔚然成風。據統計，近代先後湧現出二百多個文人社團，其不僅是傳統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而且開辟了傳統文化傳承的新途徑，對當代傳統文化的傳承頗有啟發意義。
舊式文人面對來勢洶洶的新文化、新文學以及西方文化，有意向新文化、西方文化影響相對薄弱的地域文化拓展，在濃郁的鄉邦文化中通過編纂整理先賢文集、吟詠曆史與先賢事迹，堅守傳統文化。近代文社成員往往以編纂地域文學總集為手段，延續文化傳統。道光二十九年（1849），越台詞社重要成員許玉彬、沈世良合輯的《粵東詞鈔》，所錄詞人多為越台詞社成員，如黃位清、梁梅、黃培芳、張維屏、吳蘭修、黃子高、儀克中、熊景星、陳澧、譚瑩、範如松、潘恕、沈化傑等。在後世學人看來，許、沈二人的這種“蒐羅”“甄綜”頗有追根溯源、厘定序列的意味。光宣年間，雲南許印芳與袁景伊、朱在勤等在石屏結如蘭詩社。結社前後，許印芳編選了《滇詩重光集》。該書是繼袁文揆《滇南詩略》、黃琮《滇詩嗣音集》之後又一部雲南地方詩歌總集，收錄道光至光緒年間數十位雲南詩人詩作，對于彌補袁、黃二書之阙，完善并勾勒晚清雲南詩歌史頗有價值。民初，寓居東北的福建詩人林傳甲依據梅花詩社、塞鴻詩社、松江詩社、花江九老會、龍城詩社、松濱吟社、奎社、清明詩社、商山詩社等詩社社課輯有《龍江詩選》，為黑龍江珍貴的地域詩選，部分詩社賴此以傳。浙江甯波棠蔭詩社的梁錫瓒利用家中藏書，協助其父編纂《續甬上耆舊詩》時，仿元好問《論詩絕句》，作《讀續甬上耆舊詩》，品評張煌言、黃宗羲、萬斯同等八十位甯波籍文人或旅居甯波文人，可謂甯波地域文學批評的珍貴文獻。近代文社成員編纂地域文學總集，展現了文社成員對鄉賢前輩文學創作的認同，亦是直接對傳統文化文學的傳承。
近代文人社團在吟詩賦詞時有意選擇地域先賢、節日和曆史名人作為吟詠對象，遵古制以承傳統。江蘇宜興的白雪詞社徐緻章《滿江紅·吊五人墓》、蔣兆蘭《減字木蘭花·題延陵季子墓》、程适《徵招·谒玄墓》、儲鳳瀛《蘇幕遮·範墳》、儲蘊華《殢人嬌·真孃墓》等詞作借吟詠本地先賢以抒懷。蔣兆蘭與程适的《八聲甘州·訪徐竹逸先生願息齋故址》表達了對鄉賢徐喈鳳的景仰之情，重新喚起了人們對這位前輩著名詞人的懷念。須社社員以月泉吟社、汐社等曆史上著名的遺民社團自比，常選擇傳統節日如立冬、人日、花朝、清明、寒食、重九等予以集會，表達他們對生活傳統的繼承。另外，須社成員亦常借古代名人生日集會，如東坡生日和納蘭性德生日，吟詠曆史名人，緬懷名人名家，同時傳承他們的文化精髓。在社集形式方面，近代文人社團喜仿古制，或在社團名稱方面取古名，或在社課時拟古人歌唱之法即興唱和，或保留古制，不加圈點，或輪流做東，吟詩填詞。
近代文人結社有一個明顯傾向，即由傳統師友型文人結社向大學師生結社轉變。這一變化既擴大了傳統文化宣傳的陣地，也為文化傳承培育了大量生力軍。近代師友唱和型文社的社員之間存在某種師友關系，往往以師長為文社領袖，或同鄉，或同年，或興趣愛好趨同、文學主張接近，時機成熟則聚會結社，如鷗隐詞社、榕社等。随着新式學堂興起，大學師生結社改變了以往傳統師友型文人社團的封閉而更顯開放包容，較具代表性的有東南大學的潛社、中央大學的梅社、河南大學的夷門詞社、上海正風文學院的因社、金陵大學的正聲詩詞社，以及杭州之江大學的之江詩社等，為當代文學舊體詩詞的傳承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其中成立于民國十五年東南大學師生組織的潛社對後世影響較大，其成員盧前（中央大學）、唐圭璋（南京師範大學）、王季思（中山大學）、沈祖棻（武漢大學、南京大學）、任二北（揚州大學）、張世祿（複旦大學）、馮國瑞（蘭州大學）等，新中國成立後在高校從事中國文學史等課程的教學與研究，成為當代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代表人物。
近代傳媒的出現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影響甚深，對文人社團的組織結構、成員成分以及傳播方式等亦産生了重要影響。家族吟詠型、師友唱和型、地緣紐帶型、官員同僚酬唱型等文人社團成員之間交流頻繁，但因為傳播途徑的限制，其影響範圍常局限于一時一地。至近代，部分文人社團有自己的報刊陣地，特意在報刊刊登結社課詩的資訊，定期釋出題目、收集文稿，将衆多文人的作品結集出版，進而形成報刊紐結型文人社團。比如，四川醒舊詩文社主要依靠《射南新報》吸納社友，社課亦多刊于該報，上海麗則吟社則依托《國魂報》開展相關工作。希社、春晖社、梁園詩社、東社、虞社等也紛紛通過報刊結社課詩，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報刊紐結型文人社團雖然不在同一創作場域，但因報刊本身的影響，其社團成員往往規模龐大，古典詩詞的傳播亦迅速而廣泛，這為傳統文化的傳承擴大了宣傳陣地，開辟了新的傳播方式與路徑。（袁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