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淪陷期間，女作家蘇青可謂大名鼎鼎、風光無限，與著名作家張愛玲分庭抗禮，在上海的文藝界可謂呼風喚雨，而這一切都因為她找了個靠山，作為她堅強的後盾。這個靠山就是全國2号漢奸當時僞政府上海市長陳公博。
蘇青喪失民族氣節，找漢奸市長當靠山，和當下一些職業女性找貪官污吏當靠山如出一轍，結果可想而知是聲名狼藉。
蘇青（1914年-1982年），原名馮和儀，四十年代上海著名女作家，小說家、散文家。浙江甯波人。
出生在書香門第，蘇青的父親出國留學回國後，曾一度做到自己開銀行，後來因經營不善，銀行倒閉，失業不順心在家酗酒，經常打罵蘇青的母親，蘇青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從小就覺得女性是弱勢群體，受盡欺淩。
她的學習成績很好，在她19歲的時候考上了南京大學外語專業。在男尊女卑的家庭裡，父母認為女孩子總歸是要嫁人的，是以就給蘇青定下了一門親事，這個男孩子還是蘇青的高中同學。在他們大學剛入學不久，蘇青就辍學回家結婚了。
結婚後蘇青就接連生了四個女孩，婆家重男輕女思想嚴重，對蘇青非常不滿。蘇青的丈夫李欽後是大少爺習性，律師的事業發展不好，不能掙錢養家糊口，于是家庭沖突此起彼伏，為了錢經常大吵大鬧。蘇青找丈夫要一家老小的生活費時，丈夫非但不給，還給了蘇青一耳光，揚言：“要錢沒有，你自己有本事去掙！”有大少爺習性，成家後卻沒有大少爺的實力，養家養不起，沒有擔當，這樣的男人被蘇青遇上，也算是不幸。
蘇青在這種不堪的生存條件下，還再接再厲又生了個兒子。丈夫無法依靠，為了養家糊口，蘇青開始了寫文賣錢養家的生涯。
蘇青的丈夫不能擔當養家的責任，還在外面出軌，勾搭鄰居女人。被蘇青發現後，堅定了離婚的念頭。蘇青搬離家裡開始和丈夫分居。
蘇青是比較有才氣的，1935年，為發抒産女苦悶，寫作散文《産女》投稿給《論語》雜志，後改題為《生男與育女》發表，是為創作的開始。從此蘇青就在上海灘出名了，成為一名知名的女作家。
随着蘇青的出名，社會活動也多了起來。1943年，在當時上海僞政府和文聯舉辦的聯誼會上，衆作家慫恿蘇青，寫一篇文章吹捧市長陳公博，蘇青就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吹捧陳公博的文章，在文章中她這樣描寫陳公博：“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館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紅綢堆上面靜靜地歎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莊嚴，使我見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親切之感。”。
這樣的描述發表出來，被市長陳公博看到後很是受用，本就很欣賞蘇青才氣的陳公博正需要筆杆子為他的僞政府宣傳、助威，于是向蘇青抛來了橄榄枝，聘請蘇青給他當秘書。蘇青礙于不不熟悉公務，隻擔當了機要員。
蘇青這時的寫作成果全面開花，1943年，代表作品長篇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開始在《風雨談》連載，一時被稱為大膽女作家而毀譽紛紛；該書次年出版單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
蘇青當時為了節省30%發行款項，自己親自扛着書去街頭販賣。陳公博看到蘇青這麼賣力，說：“一個女人幹嘛這麼拼？”通過别人轉給蘇青一筆錢給她買房子，這樣就促成了蘇青和丈夫的離婚結果。
陳公博欣賞蘇青的才氣，又給了她拾萬元進入出版界，主辦《天地》雜志，創辦《小天地》雜志及四海出版社。
陳公博還親自在刊物上發表文章，這個刊物上的作家都是非常有名的，如：張愛玲的丈夫胡蘭成。刊物辦的很成功，陳公博很滿意，繼續給蘇青輸送錢财。
因為撰文承谀上海市長的陳公博，被欽點了政府專員，也不用上班，每月照領一千大洋俸銀。難怪坊間傳言，蘇青是陳大漢奸的地下妃子。上海紙張緊缺，她卻能拿到陳的特批條子，非但如此，她也不掩人耳目，偏要穿着光鮮亮麗的旗袍坐在堆滿闆紙的卡車上，招搖過市。
解放後移居到香港的作家姜貴對蘇青比較了解。
姜貴在《我與蘇青》中談到蘇青與陳公博，必是來自蘇青之口，且看他怎麼說——
蘇青的離婚，“原是陳公博慫恿促成的。”陳公博為什麼要拆散人家一對夫妻呢？自然本身兩人之間已經存在沖突，這是不必說的，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為他們自己友善。 蘇青追随陳公博，最先的名義是“随從秘書”，“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謹防莫國康的毒手，她才改變主意。”莫國康作陳公博的“随從秘書”在前，為什麼蘇青來做要謹防毒手呢？當然不是工作上的競争，而是奪寵與妒忌，這樣就可以明白蘇青與陳公博的關系，其實就是陳公博與莫國康的關系。 蘇青後來就市府專員之職，“陳公博送給她的是一本複興銀行的支票簿，每張都已簽字蓋章，隻等她填上數字，便可以支現。”“陳公博接見她，常在國際飯店某樓的一個房間。”抄到這裡，基本可以明白蘇青與陳公博之間是一種什麼關系了。 這樣看來，蘇青稱贊陳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雖然兩人之間的關系隻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争結束，由于蘇青與大漢奸陳公博的密切關系，蘇青備受輿論壓力，被罵作“文妓”、“性販子”、“落水作家”、“漢奸文人”等。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馬文偵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列出了張愛玲、張資平、譚正璧等16位文化漢奸，蘇青亦在其中。
1946年陳公博被捕，被執行槍決。1947年，《續結婚十年》出版，蘇青在書中對陳公博的死表示：
“我回憶酒紅燈綠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誠摯的，滿目繁華,瞬息間竟成一夢。人生就是如此變幻莫測的嗎？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現在什麼都過去了，過去了也就算數了，說不盡的曆史的悲哀啊。”
她還在為她心中的漢奸“主子”惋惜。
孔子《論語》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焉。”這句話被蘇青改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焉”。她在作品中毫無掩飾地大談特談性解放。作品内容大都為戀愛、婚姻、男歡女愛的内容，對時政、戰争絕口不提。
一九四三年她開始連載自己的經典之作《結婚十年》，大受好評，創造了當時行業的一個傳奇，但是也因為這本書裡大膽談性，她也因而得來個“民國文妓”的稱号，這本書的内容裡她還把她和胡蘭成（張愛玲後來的丈夫）的風流韻事細節都寫進去，雖說用了化名但誰一眼都看出真相。
“他們離開我，就回家休息了。他們有妻，有孩子，怎肯放棄他們的已經建築起來的小家庭呢？他們對我說那是沒有辦法，那我的丈夫怎麼有辦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們，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個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嗎？”
雖然她努力尋覓一個溫柔的歸宿，卻也意識到由于性别的差異，女子很難有獨立的人格。于是，她向社會問道：
“紅顔若不薄命，這紅顔往往不為人知；薄命若非紅顔，其薄命也被認作平常……曆史學家是最勢利的，批評女人的是非曲直總跟着美貌走。難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該，隻有紅顔薄命，才值得一說再說，大書特書嗎？”
她算不上漂亮，她也得不到男人的真愛，是以，她努力寫文求得心理平衡。
她自己也當編輯，一本《天地》雜志辦得紅紅火火。
“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開始發售，兩天之内便賣完了。當十月十日早晨報上廣告登出來時，書是早已一本沒有，于是趕緊添印兩千，也賣完了”。
（蘇青《做編輯的滋味》）胡蘭成就是讀了這上面發表的張愛玲的《封鎖》，才成就了他們的一段情緣。
蘇清和張愛玲本來因為工作關系，還有往來并且互相欣賞彼此。但是就因為蘇青和胡蘭成的不正當關系。她們表面上和和氣氣，私下裡也在互相嫉妒、競争着，而對人生的深刻了解又讓她們惺惺相惜。“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系，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于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張愛玲如是說。
倆人關系特别微妙。蘇青當年舉辦文藝沙龍單單不請張愛玲參加，張愛玲的小說《小團圓》中談到了所有的朋友唯獨不提蘇青。
蘇青背着漢奸的名号，在政治挂帥的解放初期，其處境是可想而知的。同樣有漢奸名号的張愛玲，解放初期去了香港轉而去美國定居。
1949年底，新中國成立後，蘇青加入了婦女團體“婦女生産促進會”，算是嘗試進入新的生活，但一時卻找不到工作，無法養家糊口。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前去報名，但沒有被錄取，後由夏衍出面才被準許。學習班畢業後，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寫了幾部劇本，都未獲成功。後來，她又改編了郭沫若的《屈原》，于1954年5月首演，反響甚好。
1955年，她因涉嫌“胡風案”被關進了監獄。一年半後出獄，之後，她失去了工作，為了生活在劇院守大門，生活變得更為艱難。她疾病纏身，身患多種疾病，肺結核，哮喘，糖尿病等，卻無錢看病，不得已隻好向自己的至親骨肉們求助，而對方卻與她劃清界限，斷絕來往。
這真是應了她說過的似是無心的一句話：“他們（男人）都是騙我的，也許将來我還得受孩子們的騙，辛辛苦苦一場空呀。”面對親人的無情，她閉門謝客，任由身體繼續惡化，也不醫治。她侍弄了些花草，她說，“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侶”。她對生活已經失望，惟一希望的隻是快快死去。在漫長的歲月中，她與已離婚的小女兒李崇美和小外孫三代人，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房子裡，相依為命。
她在緻老友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成天卧床，什麼也吃不下，改請中醫，出診上門每次收費一進制，不能報帳，我病很苦，隻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1982年12月7日，蘇青去世。終年69歲。病危時，她很想再看一看《結婚十年》，但家中沒有這本書。
綜上，貧困不幸的婚姻把蘇青逼上了職場，在賣文求生的過程中，喪失民族立場，上了僞政府漢奸市長的賊船。在破裂的婚姻關系中對婚姻失去了信心，寫文倡導性解放。這一步一錯的節奏為她的後半生布下了雷區。
但凡有權色交易的人，在人格上就談不上獨立。但凡喪失了民族立場的人，在人民面前始終擡不起頭。女人追求獨立的道路是艱辛，但不能邁錯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