熾熱的七月下旬，一部聚集了宋康昊﹑樸海日等忠武路影帝級演員的古裝大片《國之語音》在南韓甫一上映，就遭到南韓各界的一緻批判。部分暴怒的南韓網友及宗教團體甚至發起了抵制該片的活動，最終電影票房落得個不到100萬觀影人次的慘淡結局（電影損益點在350萬觀影人次）。南韓群眾不買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影帝們的演技，而是該電影的叙述颠覆了一般南韓人的認知，将教課書反複叨念的“世宗大王創制韓文字元”的觀點改拍為“世宗是在僧人信眉（俗名：金守省，1403-1480）的幫助下創制韓文字元，信眉才是韓文字元創制者”，再加上素與佛教不對盤的其他宗教團體的推波助瀾，該電影票房遭遇滑鐵盧也是意料之中了。
韓影《國之語音》海報
韓文字元的創制與争議
那麼韓文字元的創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從電影《國之語音》的片名來源就可以窺知大概。《國之語音》的片名來自北韓世宗頒布的《訓民正音》的序文，序文如下：
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為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習，便于日用耳。
序文裡說得很明白，北韓半島的語音與中國大陸不同，與文字無法流通。為了讓一般平民百姓可以表達自己的意思，是以世宗才創制二十八個字元，以友善老百姓們的日用。
解例本《訓民正音》，南韓澗松美術館藏書
《北韓王朝實錄》中也有類似的記錄：
是月，上親制諺文二十八字，其字倣古篆，分為國中終聲，合之然後乃成字，凡幹文字及本國俚語，皆可得而書，字雖簡要，轉換無窮，是謂《訓民正音》。（《北韓世宗實錄》卷102，世宗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條）
也就是說，韓文字元，即諺文創制是在1443年十二月，創制時在字形上模仿了古篆字，可以友善地标記北韓的語音。雖然以上兩條史料都說是世宗親自創制諺文，但從常理來說，他應該是該項目的主導者兼撥款人，高度參與了諺文的創制，但諺文的創制不太可能隻是他一人之力的産物。根據當時學者成俔（1439-1504）的記載：
世宗設諺文廳，命申高靈﹑成三問等制諺文。初終聲八字﹑初聲八字﹑中聲十二字，其字型依梵字為之。本國及諸國語音文字所不能記者，悉通無礙。洪武正韻諸字，亦皆以諺文書之。（《慵齋叢話》）
即諺文的創制應是世宗與申叔舟等諺文廳學者們合作下的産物，但成俔認為諺文模仿的是梵字而非古篆。成的生活年代與諺文創制年代相差無幾，他的認識可以說可以代表相當一部分時人的看法，再加上如《福泉庵事迹記》（佛寺私家藏品，筆者未能閱讀）部分佛寺相關文獻裡說是福泉庵主持信眉向當時正在創制諺文宮廷學者們說明了梵文字音等，這就為延伸出信眉創制諺文說提供了一些叙述上的史料來源。
究竟諺文是模仿古篆還是梵文？至今仍是一個争論不休的問題。但從《實錄》來看，就算諺文創制時參考了梵文，但也不太可能來自于信眉。盡管信眉與世宗之子如首陽大君（後來的世祖）﹑安平大君等王室成員交往密切，并得到世宗的信任與寵愛，但這都是1446年後的事情。根據世宗長子文宗親述的“大行王自丙寅年（1446）始知信眉名”之語可見，在諺文頒布的1443年之前，世宗并不認識信眉，更不要說從信眉處得到創制諺文的幫助了。是以說，電影将信眉打造成諺文創制者，隻是基于部分可能性上的文藝想象，但極大可能并不符合事實。
誰在使用諺文？
諺文創制後，遭到大多數兩班士大夫的強烈抵制。他們認為國家有漢字作為書寫文字即可，沒必要再創制諺文。這樣的曆史場景在電影中被着重刻畫，但電影中更注重的是世宗通過強調北韓民族文字正統性，擺脫明朝的影響，來增加頒布諺文的合法性。但從《實錄》的記載來看，世宗并不是想擺脫明朝的影響，反而是想以諺文為翻譯工具，将從中國大陸移植來的三綱五常等性理學原理普及到民間，（“予若以諺文譯《三綱行實》，頒諸民間，則愚夫愚婦，皆得易曉，忠臣孝子烈女必輩出矣。”——《北韓世宗實錄》卷103，世宗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條）以及用諺文來解決獄辭問題，即允許老百姓不使用漢字，而用諺文書寫訴訟狀辭。其實這些目标與世宗在《訓民正音》序文中所提及的目的一緻，即諺文的主要服務對象是普通老百姓。北韓語與漢語在發音和語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對于沒有條件也沒有精力來學習漢字的大多數北韓老百姓來說，諺文的創制無疑為老百姓吐露自己的想法打開了一扇友善之門，但這确實也會損害以漢字為載體來掌控書寫乃至言論話語權的兩班們的利益，自然會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
《三綱行實圖》，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藏書
事大與儒教，是北韓王朝的兩大立國基石。這注定了北韓世宗本人不可能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中公然宣稱反對明朝的影響，實際上世宗時期的明鮮關系已進入平穩期，兩國之間并沒有較多的政治争議與風波。同時，儒教這一基石也注定盡管世宗本人與家庭成員多有崇佛之舉，但是從強化國家統治來說，儒教才是國王必須向全國推廣的意識形态。雖然北韓王朝是由一批笃信儒教性理學的士大夫們及其利益代表者李成桂所建立，但這并不意味着隻要新王朝一建立，整個半島就會立刻自然進入儒教社會。作為高麗王朝國教的佛教，在北韓王朝前期的社會各階層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如何向不識字的中下層社會普及儒教思想，這一直是讓北韓統治階級非常頭疼的問題。諺文的創制倒是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有效的方案。按釜山大學姜明官教授在《烈女的誕生》一書中對儒教思想如何普及到女性群體乃至社會底層的研究，諺文注解版的《三綱行實圖》﹑《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等書籍在把貞操﹑節烈等思想灌入北韓女性腦海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為北韓社會在十七世紀形成高度儒教化氛圍創造了條件。從這一點來說，諺文在後世的曆史程序中成功完成了世宗在創制時期待其完成的使命之一。
《烈女的誕生：家父長制與北韓女性殘酷的曆史》封面，姜明官著
諺文在創制後主要是被女性和平民百姓使用，是以也被兩班士大夫斥為“雌文”。但這并不意味着諺文隻是在女性與社會中下層發揮作用，實際上，通過大妃﹑王妃們釋出的諺教，即諺文教旨，諺文在北韓王朝的核心政治圈内也會時不時展現出存在感。如以下這個驚心動魄且被韓劇韓影多次提及的曆史場景所示。
1721年，也就是北韓景宗即位的第一年，北韓政壇正處于老論與少論尖銳對立中。景宗雖然有少論的支援，但卻是一直身體不好，沒有任何子女，景宗之妻宣懿王後正暗中計劃收養旁系宗室密豐君之子李觀錫為子。在這樣的情況下，支援景宗異母弟延礽君（後來的英祖）的老論們不得不焦急地抛出立延礽君為王世弟的建儲論。當年八月二十日深夜，老論重臣金昌集﹑李健命等人入宮逼迫景宗立儲，幾番回合的交涉之下，景宗同意立延礽君為嗣君，但老論大臣們仍然不放心，希望得到王大妃（即肅宗繼妃仁元王後）的手劄作為保證。直到天明時分，景宗才給老論大臣們展示了從宮内取得的仁元王後的手劄。按《北韓景宗實錄》所記：“封内有二紙，一以楷書，寫延礽君三字。一以諺劄教曰：孝宗大王血脈，先大王骨肉，隻主上與延礽君而已，有何他意？予意如此，下敎大臣宜矣。諸臣皆讀而泣。健命請令史官以楷字翻書諺教下政院，令承旨書傳旨。上可之。”也就是說當時仁元王後說明立延礽君為王世弟的名分時，是用諺文下令。後經史官翻譯成楷書漢字，得以成為頒布全國的指令且被記入史書。北韓王室的女性們是不認識漢字才用諺文書寫嗎？其實不然，熟悉漢字與漢文學的北韓王室與貴族女性并不少。但王室女性用諺文來表達自身的政治立場時，往往是對以漢字為工具掌握公權力的男權社會的一種讓步，強調自身的女性特質，表明自己不過是以王室身份暫時介入政治而已。
在王室女性之外，也存在貴族女性用諺文向國王直接上書的事例。正如上文所提的故事裡，逼迫景宗立儲的老論大臣後來很快被景宗清算，所謂“老論四大臣”的金昌集﹑李健命﹑李頤命﹑趙泰采都被處死，子孫也被連坐。當時李頤命之妻金氏不願獨孫李鳳祥也被處死，暗中以與李鳳祥長相類似的家僮代死。英祖即位後，給李頤命等人翻案，金氏用諺文上書向英祖說明了事情的原委，得到英祖的諒解。不過《實錄》中隻是用漢字簡略記錄了該文書的内容，也未提及原文是諺文，但流傳至今的《金氏上言》明确展示了該文書的原文是諺文，且記錄了該文書的全部内容。
《（李頤命妻）金氏上言》，南韓國立韓文博物館藏品
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北韓兩班們會主動用諺文撰寫記錄，清代的北韓燕行使們的例子便是其中之一。如1793年作為謝恩使節團子弟軍官的李繼祜就曾在自己的使行日記裡坦陳：“若用真書（即漢字）撰寫日記的話，自然會有很多需要忌諱彼人（即清朝人）的地方，是以用諺文撰寫日記的人亦是無數。（筆者自譯，諺文原文從略）”對不認識諺文的清朝人來說，諺文實際上可以起到保密的作用。對于時不時在日記裡稱清帝是“胡皇”﹑“胡主”的燕行使來說，萬一用漢字記載的日記被清人發現，免不了一場外交風波，是以李繼祜等人為避開清朝人的忌諱，才會主動采用諺文書寫。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燕行使發回本國的諜報——“諺狀（即諺文狀啟）”中，為避免諜報内容在傳遞途中被清朝人察覺，燕行使們會故意用諺文撰寫。這樣傳回本國的諜報被謄錄或收錄燕行使個人文集時，也常常被翻譯成漢文。除此之外，北韓國王與兩班們在寫信給女性親屬時，亦會主動采用諺文書寫的方式。
漢文字的使用現狀
從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開始，諺文和漢文混用的所謂“國漢混用文”開始在北韓半島的官方與公開書寫上大規模流行起來。但随着時間的流逝，原有的二十八個字元的諺文到二十世紀的時候，隻有二十四個被廣泛使用，其餘四個成為僅見于古書的死文字。現在所常見的純韓文書寫，半島北部的北韓是從建國後徹底廢除漢字開始，而南部的南韓則是從1960年代末減少漢字教育開始。由于諺文隻是表音文字，是以在叙述一些抽象的概念名詞時，很有可能遇到同音漢字詞而無法精确指代的情況。面對這樣的困境，北韓方面多采用以固有詞解釋漢字詞的方式，而南韓方面則多采用韓文後面括号标記漢字的方式。當代的南韓新聞報紙上亦經常出現漢字，這種時候往往表強調或者是特指。如新聞标題出現“青：xxxx”，這是指“青瓦台”；出現“文：xxxx”則是指“文在寅”。不過不同的新聞媒體采用的漢字頻度也不一樣。現在南韓使用漢字最多的報紙是偏右翼保守立場的《北韓日報》，而完全不用漢字的報紙是偏左翼進步立場的《韓民族報》。
當今南韓的人文學界與法學界仍然廣泛使用漢字與漢字詞，但從1990年代開始，人文學科的論文與書籍的漢字使用頻度亦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這大概是與逐漸脫漢字教育的一代人成長起來占據了社會主流有關。除少數人文學術期刊仍然保持“國漢混用文”的行文習慣外，大多數期刊為避免行文歧義，采取的是首次出現的特殊名詞後标記漢字，之後出現時不再标記的方式。但這隻是人文學科的方式，越來越多的非人文學科期刊漸漸呈現出對外來詞的偏好，甚至出現在可能出現歧義的漢字詞後用英語标記的傾向。以上所說的漢字均指繁體漢字,但最有意思的是，随着1992年中韓建交之後的漢語熱，南韓年輕人更傾向去學習簡體字。如果在南韓報刊或期刊上見到簡體字，不用多猜，其作者或者編輯大機率是南韓的80、90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