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語言學家王力先生（1900-1986）誕辰120周年
1984年的春天，84歲的王力開始編撰一部他心中“理想的字典”。這也将是中國第一部比較完備的——《古漢語字典》。計劃中的字典120萬言，鴻篇巨制。誕生在抗戰歲月中的這一宿願，在他心中醞釀了近半個世紀，而他已垂垂老矣。這位84歲的中國語言學的奇才，那年春天開始，早上8點研墨，每天連續伏案8到10小時，任何與寫作無關的事他不聞不問，隻有助手和妻子拖他吃飯時才小歇一下。他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朝自己“理想的字典”邁進。 ——紀錄片《大師 · 王力》
王力，1900年出生在廣西博白縣岐山坡村。他7歲上私塾。先生講《三國演義》，講到慷慨激昂處，便拍案而起。王力由此愛上小說，也産生了他的第一個理想——當小說家。高小畢業後，王力因貧辍學，但讀書不辍。夜晚無油點燈，每天就着月光讀書。書讀了很多，但一副深度眼鏡也是以伴随了他一生。
1924年，帶着别人幫他湊的120元小洋，王力踏上了求學之路。王力先就讀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學國學專修班。他在刊物上發表詩文、小說，既是勤工，也為追求文學理想。但一年後王力卻因反對校長搞帝制複辟活動而被開除，轉入章太炎當校長的國民大學大學學習。
20世紀20年代王力（左）與同學在上海
1926年夏天他報考清華國學院，師從趙元任。國學院有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王國維對這個愛好文學的年輕人說：“我原來愛好文學，後來為什麼研究古文字和曆史呢？因為這是實實在在的東西。”為着追求“實實在在的東西”，王力跟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學語言學。國學院畢業後，王力接受趙元任的建議，去了當時世界語言學的中心——巴黎
1930年，王力在法國
在法國學習是自費的。王力想賣文為生。他開始翻譯法國文學。商務印書館接受了他的譯稿。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編審是葉聖陶。葉聖陶先生對他的書評價很高，他認為王力的文章“翻譯得雅，文筆非常好”，是以葉聖陶先生說：“他的書來一本我們出一本。”後來王力在法國的學費就是葉聖陶先生給的。
1931年，王力在巴黎
王力于1932年歸國回到清華，教授語言學課。課餘仍為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叢書撰寫希臘、羅馬文學專書，翻譯《莫裡哀全集》等外國文學作品。按清華的章程，專任講師兩年即可升教授。但第三年王力卻沒有等到教授的聘書。他去問朱自清，朱笑而不答。然而朱先生的這一笑卻令他知恥。他反躬自省，向“翻譯家王力”告别。
不久，他寫出了語言學研究的力作《中國文法學初探》。王力回憶，朱先生看了就很滿意了。于是他在第四年被聘為教授。
當代音韻學家唐作藩在采訪中說，“王力認為過去編的字典，都不是很理想，比如《辭源》、《辭海》，他覺得很大的一個缺點，就是羅列詞義，不分主次，不分曆史。”
1930年代王力剛從國外學習回來，看到當時國内文法學研究死氣沉沉，他感覺到大部分都是套英語文法。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字沒有文法可言，王力沉痛地寫道，“近年來，大學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現象。一個大學生不能正确地應用本國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見的事。從前的人喜歡用古人的熟語，不合傳統習慣的就叫做不通，是以中國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護。現在呢，大家趨向解放與自由，于是中國文法也像中國人的道德一般地彷徨歧路，有破壞而無建設。”
梁啟超送給王力的對聯
1935年，王力呼籲政府支援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牽頭制定一部标準文法。他認為5年可以制成草案，3年精細修訂，“8年之後，我們将有一部文法。”盡管想法很好，作呼籲的也遠不止王力一人，但這樣的工作卻遲遲沒有啟動。第二年，王力寫了《中國文法學初探》，倡言抛棄模仿，運用西方語言學理論工具，從漢語的現實中尋求語言規律。此文幾乎是他扛起中國語言學研究重擔的宣言。
1936年，王力（右）與夫人夏蔚霞
對一種語言規律的研究，必須從該語言的實際中來。但實際的漢語，同當時的社會一樣，動蕩而複雜。文言、半文言、白話和歐化的白話，還有千差萬别的方言，都令人無從下手。王力認為，“這是艱難的一種工作，比之依傍西洋文法者，多費百倍的躊躇”。
但就在這時，盧溝橋槍響了，日本全面侵華。北平淪陷，王力随清華一起流亡南下。流亡路上，王力愈加感受到中國文化學術和人民所陷入的危境。兩個月的跋涉，王力一家到長沙。全部家當就是些衣物，幾乎無書可讀。
1937年10月的一天，王力在長沙的一個舊書攤上看到一部《紅樓夢》，版式古雅，很是喜歡。王力蓦然悟到，《紅樓夢》是較為純粹的清代北京口語，不正是文法研究理想的材料麼。他在驚喜中買下了這部書，并購得另一部清代白話小說《兒女英雄傳》。
漢語言學家、中山大學教授傅雨賢在采訪中談到了王力買書的細節。“他覺得這個材料非常寶貴，一個是，對象很明确，沒有方言的雜蕪，還有就是沒有古代漢語的雜蕪，是以買了這兩本書，還沒有到昆明之前他已經開始在研究了，”傅雨賢說，“他把這兩部著作的所有用詞造句的規律，一個個的做卡片，之後就進行歸納整理，突破了《馬氏文通》沿襲西方的架構的毛病，完全從漢語實際出發。王先生發現，詞法是次要的，因為我們漢語沒有什麼形态變化，不像英法德俄語這些，形态變化多，是以那些外國語都是以詞法為主，他說中國以造句法為主。”
在西南聯大（右起：王力、聞一多、羅常培、羅庸、朱自清）
後來王力一家輾轉來到昆明，在昆明龍頭村的歲月裡，王力白天備課授課，晚上寫作。點不起煤油燈，他點豆油燈，妻子夏蔚霞在旁借點光亮編織毛衣。一個月能織五件，貼補家用。到80歲時，這艱難的時光仍曆曆在目，王力賦詩贈妻：“七省奔波逃猃狁，一燈如豆伴凄涼。”就在這樣的境遇裡，整整5年，王力的《中國現代文法》和《中國文法理論》問世。随後兩書普及本《中國文法綱要》完成。到這時王力已在語言學研究上留下了許多第一，如第一次給出了文法的定義：“文法就是族語的結構方法。”
戰争沒有毀掉中國的學術，王力的成果與幾乎同時發表的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高名凱《漢語文法論》一起标志着中國現代漢語文法研究的成熟，并很快影響到了國外學界。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邵敬敏說，“這3部巨著是奠定了我們國家20世紀40年代當時傳統文法的學術基石。王先生是第一本，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一部書。”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王力一夜未眠。在抗戰流亡的艱苦歲月中，王力的研究已經在文法、音韻、詞彙、詩律、方言各領域全面鋪開，并計劃着中國語言學的未來。王力著文：
咱們對于抗戰建國，沒有必勝必成的信念則已，否則咱們應該料想到中國國文有興盛的一日，那時節，漢語雖不一定能像英語一般走到人家中學的黑闆上，至少人家的大學裡也會有漢語一科，和英法德俄諸語并重。那時節，咱們有沒有像《牛津字典》一樣的好字典給人看？有沒有像葉斯珀生或泊爾姆的英國文法一樣好的中國文法給人家看？中國語言學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我希望将來中國語言學界人才濟濟。
1947年王力（右）與陳寅恪在廣州
剛複員的中山大學聘王力做文學院長，他提出的任職條件是，辦一個語言學系。果然中大由此建設了中國第一個語言學系，王力設計了教學大綱和主要課程，延請了方光焘、楊樹達、商承祚、岑祺祥等名家執教、講學。他自己除了授課，甚至還檢查樓道、廁所的衛生。
1950年，随着戰争硝煙的散去，中國第一批語言學大學生從中山大學語言學系畢業。到1953年，4個年級在校生隻有13個。到了夏天，7名學生畢業，實屬盛況空前。王力在家中為他們開歡送會。
20世紀50年代王力全家
到了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政府開始大力推進文字改革以及各類掃盲和文教工作。這一年語言學系破天荒地招了兩位數的學生。新生剛入學，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又整體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的學生李炜在采訪中說，“如果沒有當年的這個合并，就沒有今天的北京大學漢語言專業，也就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北京大學中文系這個樣子，對整個語言學、語言學界，他都功不可沒。”
王力一方面支援應用和普及，同時又堅持基礎研究，他認為詞彙學、語義學、修辭學、詞典學和實驗語音學以及繼承中國傳統國文學遺産等等，都是迫切需要做的研究工作。上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王力的《古代漢語》、《漢語史稿》、《中國語言學史》等編撰成書，同時也培養了中國第一代漢語史研究所學生。
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力的研究和教學戛然而止。
古人說，行百裡者半九十。王力說“九十裡才算百裡的一半，就因為最後的十裡最艱難，而且最有價值”，“如果為狹隘的功利主義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國語言學就不會再有發展的前途。”但王力是以受到批判。這位60多歲的老人被抄家、批鬥，書稿查封，被發往煤廠拉煤勞動改造。日記中他寫道，“不容于世”，“不見諒于骨肉”。“變化如此大，殊為痛苦不堪”。
但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裡，他仍堅持憑記憶中的材料進行思考、研究。被允許回家時，他便在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候把白天勞動時打的腹稿寫下來。“文革”一結束，他拿出兩本書稿，一本《詩經韻讀》，一本《楚辭韻讀》。“文革”後王力還修訂了《漢語史稿》，1950年代撰寫的這部著作搭出了漢語曆史研究的大架構。最後在他84歲時将《漢語史稿》擴充和修訂成《漢語語音史》、《漢語文法史》、《漢語詞彙史》，完整呈現了漢語發展曆史。他為此用去了整整7年的時間。
1979年11月王力教授參加全國文代會，與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庚、吳祖湘、楊晦、王力、王瑤
當代語言學家詹伯慧在采訪中感慨地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你怎麼樣，我的事業隻要我生存一天我一定執着地追求，我有我做人的宗旨，我有我做人的目标”。
王力25歲學英語，27歲學法語，到了50多歲，還跟學生們一起學俄語，直到他80歲的時候他還聽日語的廣播學日語。“文革”結束那一年，76歲的王力寫詩送給自己：“漫道古稀加十歲，還将餘勇寫千篇。”為了把十年時間補回來，王力到後來更加倍地工作。他上電大講課，對各種演講、約稿統統來者不拒，甚至對向他求教怎麼寫信，怎麼學國語，學外語，學拼音，他都勤勉地一一作答。
暮年王力
1954年進入北大中文系、畢業後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工作的曹先擢談道，“接受國語異讀字審音這個工作時，他已經是83歲高齡了，審音表發表後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這是他對國家國文現代化最後的貢獻。是以我非常感動于他的精神。”
王力先生
1984年王力生平最後一次回到中山大學。中大邀請他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做題為“現代漢語的語音系統”的演講。5000人座位的紀念堂，竟來了12000人，把紀念堂四周的草坪都坐滿了。傅雨賢回憶說，“他一看密密麻麻那麼多人，他很感動啊！84歲了，結果他足足講了一個鐘頭。專業課一次12000多人聽，中國教育史上沒有過，我估計世界教育史上也沒有過，而且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公開課。”
1986年，王力辭世，他心中的字典最後在他學生手中完成，大家将它命名為《王力古漢語字典》。直到去世之前，王力每天還在從早到晚堅持工作。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漢語史專業博士生導師張雙棣回憶說，“後來他在一張紙上，一個信封上寫着，‘張雙棣答應幫我寫亥集，我做什麼呢，整天疲勞。’這是他的絕筆。”
就在王力去世的前一年夏天，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力文集》。他将10餘萬元稿費全部捐出，在北大設立“王力語言學獎金”。這是“文革”後最早的個人捐贈學術獎金，而他本人至今仍有“孤獨而尊嚴”的美譽。
來源 | 《東方早報》
歡迎關注@文以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