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全球城市的形象重點正從“地标性建築”走向“鄰裡街區”

街區，作為一種城市文化空間，正成為全球城市的“新名片”。

當下，社交平台遍布着年輕人“打卡”特色街區的照片，著名的旅遊雜志《time out》開始評選全球最酷的街區，作為咨詢機構的仲量聯行也在關注核心城區，其2021年城市更新白皮書提出，全球城市正依靠核心區域的發展重塑城市氣質，增強其全球影響力。

在近期舉辦的2021世界城市文化論壇上，這也成為熱議的話題。其中，作家、媒體人梁文道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舉辦的主題論壇—上海作為全球城市的發展願景與區域上，進行了《全球城市的鄰裡街區》的演講。

在他看來，全球城市的競争已拓展到文化層面。其中，傳統的地标性建築的國際吸引力正在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全球化鄰裡街區。他認為，這種街區的發展趨勢及其将帶來的挑戰都是嶄新的話題，“這無論是對于政策制定者還是研究者，都很值得去探讨。”

下文内容來自梁文道的公開演講及獨家口述，為便于閱讀，對内容進行分段并略有删改。

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在薩森等一批學者的努力下，“全球城市”逐漸取代了“世界城市”的概念。全球城市是在經濟全球化、市場全球化下出現的一種嶄新趨勢。

比如，薩森認為，在全球化中，跨國企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玩家。當這些跨國企業越是龐大、業務越是全球化時，越需要一個高度中央化的總部。當總部業務變得複雜，外包服務就開始發展。

于是，跨國企業總部周邊開始集聚許多服務于它的法律公司、會計公司、财務公司等。又由于這些專業的服務公司的空間集聚，這兒還可能吸引來更多的跨國企業。逐漸地，當在某個或幾個領域上集聚大量的跨國企業總部時，就可能形成一座在全球化經濟中扮演樞紐作用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概念興起後，很多媒體都在關注。2008年，《時代》雜志提出一個概念叫“紐倫港”（nylonkong），也就是紐約、倫敦、香港的合稱，這三座城市構成的全球金融網絡影響了世界經濟。

從這套說法開始，過去多年，許多研究機構都想去定義和尋求今天最重要的全球城市。比如中國社科院與聯合國人居署共同建立了一套名額，每年都會列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城市排名。還有gawc——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網絡，這是由柏林自由大學、倫敦帝國大學合作的。還有一些民間的顧問公司，比如科爾尼公司也推出了名額。

2017年後，全國好幾個城市開展了新一輪的城市總體規劃，并不約而同地把全球城市納入到未來發展的定位中。比如，北京要做國際一流和諧宜居之都，廣州要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領型全球城市，上海要做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在今天，主權國家仍是最重要的國際舞台核心玩家。可以假設，如果一個國家擁有一座甚至多座比較核心的全球城市，那麼它在多個層面的全球上司地位就會越突出。是以，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都想要争取全球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荷蘭最大的金融機構ing建立 了一套很特别的名額，它的切入點是“世界上讨論最多的城市。”他們假設，讓更多人談論的城市，很可能正在經濟、政治等方面有着樞紐的作用，又或者說它的文化軟實力在全球都有重要地位。于是，他們研究在全球媒體上（包括百度、谷歌等）最多人搜尋和讨論的城市，然後做出排名表。

從ing這套名額可以看到，我們今天對全球城市的關注，已經從非常硬的經濟、政治的名額，轉到另一個層次上了。

國際媒體也有一個有趣的動向，在講到發展全球城市時，很容易提到一個問題——怎樣去建設一座城市的形象？這個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讨論文化軟實力時就常被提起。

對于城市形象，常被人讨論的莫過于許許多多的地标性建築。尤其是一些藝術中心、文化中心、博物館建築等。最有名的案例，比如弗蘭克·蓋裡在西班牙建的博物館，又比如迪拜的城市邀請很多國際有名的建築師，把城市建的像海市蜃樓一般。

過去十幾年，我們談到城市軟實力時會認為最容易做的、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正是那些地标性建築。極具創意建築能在各種國際媒體、國際舞台上亮相，吸引大家的眼球。

但問題是，最近五年有一個新趨勢——地标建築物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其中一個原因是，同一批明星建築師的作品已經擴及全球。比如薩哈·哈帝、弗蘭克·蓋裡、或者讓·努維爾（上海浦東美術館就是他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已經遍布全球幾個、十幾個城市——這些城市都想競争全球城市，是以都在當地做了地标建築。

這些作品有着建築師自己鮮明的特色。久而久之，當我們看到一個建立的地标建築時，很可能不會準确辨認出它與一座具體的城市、甚至一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安藤忠雄的美術館可以在中國廣東的順德，可以在日本的大阪，也可以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奧斯丁，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于是，無論是國際旅遊、還是國際文化形象宣傳，大家開始把注意力放到另一個領域上——全球化的鄰裡街區（global neighborhood）。

此前，英國的國際旅遊雜志《time out》由全球不同版本的編輯們，共同選出了全球49個最酷的、最有吸引力的鄰裡街區。這49個街區不分排名，僅表述時有先後順序。

其中包括了丹麥哥本哈根的社群——諾雷布羅、南韓首爾中路三街地鐵站附近一帶，還有中國一些街區，比如上海的上海陝西北路/康定路區域、北京的三裡屯、香港的灣仔等。他們選出的街區可以說并沒有特殊性和代表性。但這讓我們看到一個趨勢，城市形象的重點正在從地标性建築轉向鄰裡街區。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講到，地标性建築正在失去地标的作用，因為它們可以脫離當地的環境，被放到任何一個城市。但街區不是。

城市的街區從本地的文化、傳統以及社群經濟的脈絡上生長出來。我們可能認為這些街區的形象不如地标性建築顯眼，但它對今天的國際遊客、外籍工作人士傳遞出了更具吸引力的東西，那是一種獨特的氛圍。

這種氛圍可以通過視覺來呈現。比如王家衛《重慶森林》中的那座建築，它并不是什麼地标建築，但它跟周圍的區域形成了一種氛圍。我們在電影中還能看到紐約的布魯克林、巴黎的聖日耳曼區等，這種社群氛圍在今天的各種社交平台上不難被展現出來，并且它顯示出的吸引力更勝于地标建築物。

那些在全球都被認為很酷的街區，應該具備什麼條件？在聊這個問題之前需要談到，這種新型的、全球化的鄰裡街區和許多城市裡已有的國際社群，并非是一種東西。

在尚未關注全球城市之前，國内的許多大城市已經有國際社群了。在上海，比如碧雲社群、聯洋社群，還有東和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等。這些地方的外籍居住人口比較多。早在2015年，上海有76個小區的外籍人口占比達到50%以上。

在我們過去的了解中，全球城市是區域或全球總部機構的集聚地，這當然會有很多外籍從業人員。是以我們會考慮，這些外籍人員需要住什麼樣的社群中？于是，我們去配套醫院、事先串通的人所、國際學校，在城市的規劃、在地産商的參與下，發展出了專門為外籍人士而設計、相對封閉和隔離的國際“小社群”。

甚至，這些社群裡還有特别建一些滿足他們思鄉之情的、比較“洋派”的建築。比如碧雲社群就有地中海式的建築，又或者修建大花園、大草坪等。這是傳統上我們對于國際社群規劃建設的理念。

當下，不僅是中國，也有很多國家都注意到了國際社群，但對于國際社群究竟是什麼、要有什麼樣的名額，這在國内和全球都還沒有共識。

無論在哪一種定義下，這些特地用來滿足外籍人士居住需求、吸引外來投資的國際社群，與全球化的鄰裡街區都是不同的。

上海徐彙區在2020年時，由幾家地産商一起建設一個國際鄰裡中心，它的核心是一些巨大的單體建築，試圖在裡面提供各種國際社群人口所需的配套設施、服務。

它為什麼不是我們所說的全球化的鄰裡街區？

簡單來講， 第一，全球化的鄰裡街區絕不是一個單體建築，甚至不是由地産商策劃出來的居住小區，比如上海碧雲社群。它應該是城市生活中複雜的，由多種業主、多種租戶、多種商戶與住民一起構成的社群。

第二，全球化的鄰裡街區是一個活生生的社群，而不是以街區形式出現的商業街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海的新天地。新天地是國内城市更新中一個紀念碑式的項目，但它的實質是一個商場，一個具有社群外觀的商場。

我們所講的活生生的社群，有真實居民生活于其中，裡面也會有各種微型的工作機會，比如東京的代官山一直以“洋派”的餐廳、酒吧、咖啡店聞名，但這些年進入了一些工坊，這些工坊帶着不同的生産元素，讓外來人和本地人都覺得這是個融合工作與休閑的地方。

第三，這種全球化的鄰裡街區應該是“有機的”。它可以有規劃，但并非完全出于規劃。比如，它并不是我們常見的那樣——在國際公司總部旁邊劃一塊地，蓋一些比較洋氣的房子，友善于外籍從業人員居住，或者借此吸引更多外資。它是在城市原來的街道上自然生長出來的，正因為這樣，它一定會呈現出新舊共存、城市更新的狀況。

這些鄰裡街區，遠比地标性建築提供了更多的文化資源，它們可以傳播投射到世界舞台上，成為千禧一代國際遊客、國際工作人士眼中最具吸引力的東西。

千禧一代的全球移動的國際人士，已經和上一代人有所不同。既然他已經來到陌生的地方，除了生活上的便利，他也很渴望能真正感受到一點兒這座城市的“味道”。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必須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像全世界任何一個被規劃出來的國際社群。

一個地方的“味道”是什麼呢？無非是這些元素：城市原有的街道景觀，本地的居民，以及服務于本地居民的各種設施，比如小公園、商店、餐廳以及文化場所等。

除此之外，這樣的街區也要有各國人士所需的設施，比如國際化的餐廳。

是以，全球化的鄰裡街區應該是新與舊混雜、本土與國際混雜的。它的對象既包括了外國人士，也包括了國内遊客和本地市民，本地的青年可以在這裡感受不同的文化，接觸來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

比如，今天的遊客如果去紐約，就會想到布魯克林的williamsberg、boerum hill等，這些地方以本地的創意社群聚居而聞名。每個本地人都希望享受這樣的氛圍，這裡也成為遊客們關注的焦點。

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街區還是催生本土創意和新文化的地方。

這些年，柏林成為歐洲的“藝術家之都”後，反過來，柏林也對德國自身的藝術文化以及創意産業産生了重要影響。（這些國際藝術家集聚的街區）成為了一種本土創意産業的催生場所。也是以，這樣的街區，它的意義是很重大的。

當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集聚時，全球化的鄰裡街區中也有許多挑戰，一個複雜的挑戰是階層的問題。我們看到，傳統的國際社群時常會強調它的高端。比如上海碧雲社群，沒錯，按照全球城市的定義，這是一個聚集了大量國際企業總部或者區域中心的地方，這裡的高管、技術人員等，收入都很高。

但是，全球城市并不隻有“高端”的外籍人士，它還會吸引不少中下層收入的外籍人士參與到日常服務業中。

上海已可以看到，很多酒店業、餐飲業的服務人員來自于菲律賓、印尼等，比如一間阿根廷餐廳的大廚、一個法國餐廳裡的經理。其實，他們的收入不會非常低，但也不像高管那樣，可以住到碧雲社群這樣的地方。

按照目前的經驗，無論紐約、倫敦，還是香港、東京，越是大規模形成集聚效應的全球城市，這一類中下層收入的外籍人士也越多。

他們會住到什麼地方呢？今天的上海也必然要面對這個問題。當這類外籍人士增加時，他們的日常生活會是什麼樣的場景？他們常常去的社群，也會提供各種中低端的（國際）服務和餐飲，可能與本地人生活所需的那些場所處于差不多的消費水準。那麼他們又構成什麼樣的關系、中間會不會有一些緊張的情況，這都很值得探讨。

再來，凡是全球城市，它們在全球化經濟下都會有一個副作用。坦白地講，就是貧富差距。我們從紐約、倫敦能看得很清楚，一位上市公司的高管，他的收入水準很可能是服務人員的上百倍甚至上千倍。但是這座城市一定需要大量的所謂的“低端”服務人員。并且，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距離會越拉越大。

具體到社群空間上，它會展現出社群“陌生化”的問題。比如，香港上環到西環的西營盤一帶是這幾年香港最熱鬧的國際化社群之一，這裡原本是香港本地居民聚居的“老區”。正因如此，許多國際人士被這裡的本土風味所吸引，包括一些雜貨店、廟宇、還有香港傳統的手工藝聚集區等。他們到這裡後，開始出現許多服務于他們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咖啡店、餐廳，地價自然上升、房租随之上漲，進而對原有居民的産生了排擠。這樣的情況在曆史上、世界上屢見不鮮。

這種“陌生化”問題，正是階層差距、收入差距帶來的一種展現。上海的目标是以社會主義為前提的全球城市。如何在這些街區的發展中更好促進社會平等，這也是需要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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