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稅收起源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時實行的貢、助、徹制，古代賦稅，最早是以包括田賦在内的“貢”為其基本形式。進入封建社會後，賦稅與徭役被視為基本征課方式，貢退居次要地位。從秦漢開始，力役部分也逐漸改用賦稅形式來代替。與貢和徭役相反，賦稅的征課形式卻日益受到重視，到封建後期終于構成國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春秋戰國時期
先秦時期役重于賦。《詩經》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許多關于役民築城的記載，特别是各國互相攻伐，軍役更為頻繁。春秋時期，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國家開始針對土地征稅。有曆史典籍可查的對土地産物的直接征稅，始于春秋時，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實行的“初稅畝”。魯國率先不分公田與私田，一律實行履畝征稅，十取其一，被稱為“初稅畝”。它标志着建立在井田制公田基礎上的“貢助徹”稅收制度改變為按照土地面積征收賦稅，成為以收益為基礎的田賦制度。
秦漢時期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頒布“使黔首自實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農民自報占有土地數，按定制繳納賦稅。
漢承秦制，賦稅制度基本沿襲秦朝。但漢與秦不同的是，漢初的統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訓，被迫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從漢高祖時期的“十五稅一”到文帝時期的“三十稅一”，農民賦稅負擔減輕，使得生産力有了較大的恢複和發展。但徭役仍沿秦制，男丁每年在郡縣服役一月（更役）之外，尚有正卒（到國都服役）和戍卒（往邊境屯戍）的服役，不服役的納錢代役，稱為更賦。此外還課人頭稅。
魏晉南北朝時期
這一時期較為重要的賦稅制度為北魏實行的均田制。北魏太和九年(485)頒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是按人口老配置設定土地的制度。但僅配置設定國家掌握的土地，不觸動地主的原有土地，屯田客向國家交納很重的屯租。至于役，則豪族擁有佃客，國家無從向之征調；反之，平民被強征兵役和其他服役，無一定制度可言。
與此同時還有租調制，即在均田令在受田的農民，每年必須向國家繳納一定數量的的租掉。除屯田外，一般編戶則交納田租、戶調，田租每畝四升，戶調每戶絹二匹、綿二斤。
南北朝時期，戰争連綿，田租、戶調甚為混亂，兵役雜役尤極苛重。為制止戶口大量逃亡，南方實行“土斷”，限定流民于所在地區落籍；北方實行“括戶”，從大戶蔭庇之下奪回一部分編戶。但都不能改變民戶因重役而逃亡的嚴重危機。
隋唐時期
唐代前期，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試行的均田制，在每丁受田百畝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法。租庸調制規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谷物，叫做“租。繳納一定量的絹和布，叫“調”。服徭役期間内，不去服役的可以繳納絹或布代替，叫做“庸”。同時，實行府兵制，減除了征調兵役的威脅。但均田制亦如西晉占田制，規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業田比平民的永業田多至十倍數十倍；加以豪強兼并，後來農民得不到授田，均田制名存實亡，進而租庸調法也不能繼續下去。
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780）改行兩稅法。兩稅為地稅按畝征糧，戶稅按每戶财産征錢，各于夏秋兩季征收，較能适應納稅能力。在唐朝後期，均田制遭到破壞，國家頒布兩稅法。每戶按資産繳納戶稅，按田畝繳納地稅，取消租庸調和一切雜稅、雜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兩次納稅。
宋元時期
這一時期重要的賦稅制度是王安石變法當中的方田均稅法和募役法。方田均稅法是指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戶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賦稅，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募役法是指應服役而不願服役的人戶，收取免役錢，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錢。這就減輕了農民的差異負擔，保證了生産時間。
宋代田賦的征課隻以田畝為對象，取消了唐代兩稅中以家資為依據的戶稅，加重了畝稅的負荷。此時所謂兩稅僅指夏稅（錢）、秋糧（米）的征收而言了。但除此之外，有些地區另按人丁收納“身丁錢米”，回到了人頭稅的性質。
元代賦役更為複雜。在中原地區，屬于賦系統的為“稅糧”，屬于役系統的為“科差”。稅糧既有畝稅（每畝三至五升），又有丁稅（每丁一石）。科差既按戶納絲料（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領主），又按戶征包銀（每戶四兩）和俸鈔（每戶一兩）。在江南地區，則大體上仍沿宋代兩稅之制，夏稅輸棉、絲等物，秋稅輸粟及一部分折鈔。此外，仍有各種雜役苛派。總的來說，元代的賦役負擔較宋代更為沉重。
明清時期
明代自萬曆年間普遍實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原則是賦役合并為征銀兩。田賦除漕糧仍征實物外，一律征銀，這就簡化了賦役制度。征收貨币地租，既促進了農産品商品化，商業發展沖擊了農業，佃戶人身依附關系弱化，又為明清時期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勞動力，清代繼續施行，部分丁銀攤入田畝征收，部分丁銀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時通行全國，攤丁入畝後，地丁合一，丁銀和田賦統一以田畝為征稅對象，簡化了稅收和稽征手續。
清朝政府又進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攤丁入畝”的辦法，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數（2462萬餘丁）作為以後征收丁銀的依據，把各省丁銀329萬餘兩固定下來，嗣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廢除了以前的“人頭稅”，同時，政府也放松了對戶籍的控制，農民和手工業者進而可以自由遷徙，出賣勞動力。有利于調動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産的進步。
綜觀曆代制度，賦是王朝财政的主要來源，而人民最感痛苦的則是重役的征調。随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賦役的演進自應以減輕役和加重賦為主流。漢代口賦、算賦和更役、正卒、戍卒的征調，是一種人頭稅與重役并征的典型。以後西晉的戶調以占田為依據，唐代的租庸調以授田為條件，至兩稅法而賦役集中于對戶資、田畝的财産征課，隻是額外的役無法制止。宋代兩稅專以田畝為征課對象，比唐代兩稅又進了一步；當時各種徭役雖極繁重，然以家資列戶等為派役根據，實亦向财産稅轉化。至明代實行一條鞭法，清代攤丁入地，這一曆時長久、艱難曲折的賦役改革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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