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言，关于徐家的藏书应当是始于徐树兰和徐友兰，而徐树兰的事迹我已写入了古越藏书楼篇中，在此先聊一聊徐友兰。
树兰和友兰是亲兄弟，友兰比树兰小五岁，关于友兰的事迹，薛炳写过一篇《徐友兰传》，收录在民国二十八年排印的《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中。因为薛炳曾在徐友兰家教过书，所以所写的比较符合历史真实。薛炳在本传中说：“同治庚午，先生年二十有八，又读书。是秋，以国子监应乡试，下第。后益锐精制艺。光绪乙亥，始受知学使胡公瑞澜，得补会稽学生员。辛巳后纳赀为员外郎，入都供职，签分户部在湖广司行走。壬午冬，乞假归省，自此家居读书奉母，不复仕。”
看来徐家虽然有钱，但徐友兰却未能考取功名，只能靠花钱买个公职。但没多久，友兰就返回家乡，而后不久他又跟着哥哥前往上海办实业：“岁庚寅，始游沪。先生见皙种之以商战竞我也，欲挽漏卮非提倡实业不为功，由是久寓沪，留心工商。华人之设机器缫丝厂者，淞沪一埠盖自先生。甲午之局始，明年夏，母章节孝病，先生闻报驰归，多方疗治，次子滋霖复刲股和药以进，卒无效。十月，母卒，年七十有八。先生哀毁如礼。戊戌，上虞罗振玉、吴县蒋黼与先生之兄树兰设农学会于沪，译西报，辟试验场，同志入会甚众，先生与焉。且于黄浦之滨置地百亩，广求各国果种，辨其土宜次第，树艺以资实验。”
可惜的是，因为用人不当，徐家在上海的实业产生了巨大亏空，后来徐友兰又到湖北去开矿。某次在乘船的过程中，直面日俄战争炮弹轰击，使他受了严重惊吓，虽然有良医诊治，最后还是因病复发而去世了。薛炳在《徐友兰传》中对此有详细描写：“中日战后，朝廷汲汲办路矿。先生与同志二人购湖北矿山，亘六邑之境，将谋开采。癸卯，同志以路矿事函约入都。事竣，附轮南下，值日俄开战，船经旅顺，泊港内。是夜，日本率舰来攻，炮霆弹雨，船客号呼不绝于耳。忽一弹越船首，伤人三。若炸在舱面，则全船糜矣。黎明，俄遣一舰来引港，正鼓轮出口，回首见巨浪矗立，则引舰返港已触水雷轰化。若行度稍偏，则我船亦熸矣。此十二月二十四五日事也。先生因是得惊悸之疾，甲辰夏病危，以良医得愈。乙巳夏，病又发，前医不复至，遂卒，时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六日也。年六十有三。”
关于徐友兰的收藏事迹，薛炳在本传中也有记载：“至于为学，无书不窥，旁及书画。性好收藏，凡旧钞、精刻、石墨古今法帖、名画，有所见，辄购庋八杉斋中，如是者，数十年。既驻沪，复命长子维则广为搜罗，别辟精舍以藏之，名曰铸学斋、述史楼。”
看来，徐友兰的收藏品种颇为丰富，他将自己所藏运回家乡，而后让长子徐维则建起了藏书楼。收藏之余，徐友兰也刊刻乡贤著作：“择精要鲜见之本，镌诸梨枣，凡数十种。其未可单行者，辑为丛书。复访求乡先哲著述，校而刊之，名曰《绍兴先正遗书》，凡四集。书皆提要鉤元，作为后跋，精识宏论，伍崇曜、鲍廷博不过是也。先生殆绌于商，而取赢于学者哉！”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 清光绪十七年会稽徐氏述史楼刻本，牌记
《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 清光绪十七年会稽徐氏述史楼刻本，卷首
徐友兰有两个儿子，长子徐维则，次子徐滋霖，继承藏书事业的主要是长子，因为徐友兰的藏书是由徐维则整理的。郑伟章在撰文中称：“徐友兰的藏书目录，笔者所见有两种，一为《述史楼书目》一册，抄本，著录经部约250种，史部约500种，子部约500种，集部约850种，共2100种。依四库分部，部下不分小类。著录甚简略，仅详书名、卷数、刊本、无著者。一为《述史楼藏书别录》一册，抄本，书口有‘铸学斋’三字。此目为徐氏清点藏书之簿，上多标以‘准’字或‘对销’字方印，有‘准’字印者，为述史楼插架之书，有‘对销’字印者，皆用墨笔涂去，已不藏于徐家。欲寻徐友兰铸学斋、述史楼藏书踪迹者可参考此两部书目。又，笔者尚觅见徐维则稿本《述史楼语古录》一种，书口有‘铸学斋’三字，蓝稿竖格印纸，著录皆述史楼收藏古物之精奇。首列为‘精本书目’99种，为徐氏藏书之菁华，余皆为金石、卷子、碑刻、书画之属。”
看来藏书者虽然是徐友兰，而真正熟悉家中藏书之人则是徐维则。那么徐友兰藏书的重点在哪里呢？郑伟章在文中写道：“从抄本《述史楼书目》来看，徐友兰藏书不注重于宋元本，书目中仅元刊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等五、六种，比较注重收明刻本、原刻本、抄本、稿本等，这些书也极可贵。”除此之外，述史楼所藏还有如下特点：“明代刻本中，徐友兰所收毛晋汲古阁刻本极多，这是很珍贵和难得的。徐氏又注意收活字排印本、日本刻本、日本活字本。正如沈知方所说，徐友兰收书尤以旧藏抄本为‘精绝’，这是他的一个最突出特点。”
关于徐维则个人的藏书情况，钱斌、宋培基在《藏书家徐维则事迹钩述》一文中称：“徐维则的藏书书目主要有三：一是《述史楼书目》一册，稿本，蓝格，11行，书口下方印有‘铸学斋’三字，著录经史子集四部书共2000余种。二是《述史楼藏书别录》一册，钞本，为徐氏清点藏书之簿。三是《述史楼语古录》一册，稿本，著录皆述史楼收藏古物金器。最佳为‘精本书目’近百种，其中旧钞本多达60余种，为徐氏藏书中之上品，其余皆为卷子、金石碑刻、书画之列。各藏书目录均由徐维则手辑而成，藏书题记之类文字亦多出自其手。”
在藏书之外，徐维则也喜欢收藏金石拓片，辟有专室“石墨庵”。拓片原本就是将纸铺在石头上，而后用墨将其拓出。徐维则将自己的藏碑帖处起这样的名称，当然很贴切。巧的是，我的藏碑帖之处也有类似的名称：石墨簃。在此郑重声明，自己在二十多年前起此堂号时，并不知道徐维则也有相同的名称，为此我郑重地请故宫碑帖鉴定大家朱家溍老先生题写了匾额。看来我与这徐维则有不谋而合之处。大约二十年前，罗继祖先生的藏品散出，其中就有徐维则述史楼的钞本，我有幸买得其中的一二。这也正是我来到徐维则故居门前感到亲切的原因之一吧。
徐维则在碑帖收藏过程中跟不少大家都有密切交往，比如当时的金石大家周星诒在《窳櫎日记》中写道：“壬辰岁，在绍兴郡城有居水澄巷徐以孙孝廉（惟则），以旧拓隶碑一本示属审定，予遍考金石诸书，乃《汉华亭碑》也。自洪氏《隶释》著录后，遂不见诸簿录，臆当亡于宋元之间。”
隔窗向内望去
光绪十八年，周星诒在绍兴城内见到了徐维则，而徐请他鉴定一册汉碑裱本。周星诒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称这本《汉华亭碑》“推为天下罕见孤本”。可见徐维则经手藏拓中有难得绝品。钱斌、宋培基的文中又记载了徐维则跟鲁迅之间的密切交往，比如1918年6月25日，鲁迅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题为《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一文，鲁迅在该文中称：“吕超墓志石，于民国六年出山阴兰上乡，余从陈君古遗得打本一枚，以漫患难读，久置箧中。明年徐以孙先生至京师，又与一本。因得校写。”
这段话中的徐以孙就是徐维则，除此之外鲁迅日记中还有几处记载了徐维则赠送拓片的事情，因1918年徐维则曾在北大工作，故而两人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鲁迅跟徐维则是同乡，当年徐维则在绍兴开墨润堂书店，鲁迅曾多次到墨润堂买书。这些买书的过程，鲁迅均记入了日记。比如1913年7月5日，鲁迅写道：“又在墨润堂买仿古《西厢十则》一部十本，四元八角。”而在1916年12月8日，鲁迅又有到该店买书的记录：“至墨润堂买玉烟堂本《山海经》二册，《中州金石记》二册，《汉西域传补注》一册，共直三元。”
另一个院落
关于墨润堂书店的情况，顾志兴在《浙江藏书史》中有如下介绍：“徐维则于清同治元年（1862）在绍兴城区西营开设墨润堂书庄，后在水澄堂以南开设门市部，改称墨润堂书苑(徐氏铸学斋即在水澄桥)，由蔡元培题写店名(蔡元培与维则同为光绪己丑科举人，与维则同读于铸学斋，并为友兰校书)。墨润堂书苑‘除采购本埠及外地木刻、石印、铅印本图书外，还自设作坊，刻印各种图书。’”
由此可知，墨润堂书店除了卖书，也会做相应的出版。同时也会从他地采购来新书，放在本店售卖。钱斌等在文中写道：“墨润堂不但自设作坊，自行校刻各种图书，而且采购、销售本埠及外地新书，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开明等书店教科书及各种图书，且可根据读者需求，送书上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中著录的相当部分书目就是由墨润堂经销以及他自己所收藏的图书。”
已近坍塌
关于墨润堂后来的结局，顾志兴先生在《浙江藏书史》中有如下表述：“该店于1950年停办，1992年8月重新开业，现地在城区步行街。据此墨润堂书苑亦为徐氏刻书处。《绍兴先正遗书》中之《重订周易小义》、《群书拾补》、《群书拾补遗》、《重论文斋笔录》等书卷尾，均有‘山阴蔡元培校’字样。徐氏所刻书均称精雅。”
从以上情况看，蔡元培跟徐维则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从光绪十二年至十六年之间，蔡元培一直在做徐维则的伴读。光绪十五年八月，蔡元培又跟徐维则一同到省城应乡试，而后两人同时中举。转年蔡元培进京参加会试而考中了进士，自此之后，蔡元培离开了徐家。光绪二十四年，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又回到了绍兴，徐树兰聘请他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在这个阶段，蔡元培又在该学堂内建起了养新书藏。而今养新书藏的藏书大多数保留在了绍兴一中图书馆。在方俞明先生的安排下，我在此校看到了徐维则捐给该校的《东西学书录》。
徐维则捐赠给养新书藏的书
相比较而言，徐树兰要比徐友兰更有社会影响力，主要原因是他建造起了古越藏书楼，而该楼到如今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可能是这个原因，有不少的资料都把蔡元培在徐家的工作写为是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当然这样的误会也有其原因，对此郑伟章先生做了仔细地辨析，他认为造成误判的原因乃是出自蔡元培的一段口述历史，肖瑜记录的《蔡孑民先生自述身家轶事》一文中写道：“二十岁起，我不教书了，我在徐家校书了。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多，又喜校书、印书，及以文会友，故也延聘了我，……二十一、二、三、四岁，我都在徐家，读了许多的书。”
而同样黄世晖在《蔡元培口述传略》中也称：“孑民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家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
这两段话中蔡元培都只说是他在徐家校书和刻书，但并未说是徐树兰还是徐友兰，后世的学者将此默认为是徐树兰。比如高平叔在其所编《蔡元培年谱》中称：“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丙戌）二十岁，同乡徐树兰藏书甚富，且喜校书印书。因六叔铭恩曾任徐家塾师之关系，被邀至徐氏‘古越藏书楼’，为其校订所刻图书。自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九年，均在徐家读书校书，遂得以博览群书，学乃大进。”
而台湾出版的陶英惠所著《蔡元培年谱》亦称：“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树兰家五年，徐氏字仲凡，号检盦……家史有古越藏书楼，藏书甚多，又喜校书、印书，及以文会友，所以也延聘了先生。先生一面为他校书，一面博览群书，学问大进。”
对于这些说法，郑伟章先生以三段史实予以更正，其中第三个说法则为：“蔡元培根本不可能在这五年中读书、校书于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中。前已言及，徐树兰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但并非正宗的藏书家，他既不校书，亦不刻书，所有文献都未记载过徐树兰古越藏书楼有过校书、刻书之举。况且，据张謇所写的《古越藏书楼记》，此楼的筹建工作集议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告成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徐树兰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向地方当局递呈开办古越藏书楼的呈文后，旋即遘疾不起，实际是由他的儿子徐尔穀秉承父志开办此楼的。这要晚于蔡元培在徐家读书、校书十余年。”
不仅徐友兰后世知之甚少，其子徐维则也同样鲜为人知。比如大藏书家李盛铎收到了《述史楼书目》稿本，但却并不知道楼主是谁。李盛铎在该书目上写了如下一段题记：“此书目一册，不知谁氏所藏，意当日必求售或托鉴定者也，茫不记忆矣。目中所列注重需用之书，不计校刻远近，然明刻秘钞亦间有一二，藏书至数万卷而名氏翳如，颇为惜之。目中钞本不知何人所钞，独有述史楼钞本者十余种，信摭一卷，题述史楼钞本，或即藏书人欤？姑记此以俟考。乙卯中秋前三日盛铎记。”
如前所言，徐维则不但藏书，他也卖书，甚至编书和出版书。而其所著之书最有名的一部则是《东西学书录》，对于此书的价值，蔡元培在该书的序言中有如下表述：“海禁既开，西儒踵至，官私译本书及数百，英傅兰雅氏所作《译书事略》尝著其目，盖《释教录》之派而参以《答问》之旨者也。其后或本之以为表别部居，补遗逸、褐精沽、系读法，骎骎乎蓝胜而冰寒矣。吾友徐子以为未备，自删札记之要，旁采专家之说，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例以为书录，补两家之漏而续以近年新出之书及东人之作，凡书之无谓者、复重者、互相证明者皆有说以明之。夫两家之书裨益学者睹成效矣，得徐子之书而详益详、备益备，按图以索，毫发无憾，盖公理渐明，诞谲无实之作日消，而简易有用之书递出，广学之倪吾以是券之矣。”
看来徐维则编纂此书综合了前人的经验，而后又用中式之法来编西式书目，致使该书成为了一部颇为实用之书。经过一番梳理，徐维则对中国翻译的西学著作有了整体上的认识，故而在叙例中写道：“言政以公法、公理之书为枢纽，言学以格致、算学之书为关键。东西人在中国译书者，大抵丁韪良、古城贞吉长于公法，李提摩太、林乐知长于政事，傅兰雅在局最久，译书最多，究其归旨似长于格致、制造诸学。算学之书可云备矣，惟公法、公理、格致之书中国极少，后之译者当注意于斯。”
由此可见，徐维则编纂这么一部书，他能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在翻译西方著作中所产生的偏差，同时他也对西方的图书馆有着特别的推崇：“一人孤立，何以成学？译书虽少，备购匪易，莫若官设藏书楼，任士人进读西人多以捐设藏书楼为善举，或数十人、十余人联设学会，综购图籍，交相忞慔，事易功倍。”
徐维则的这篇《叙例》写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看来那个时段他还不知道西方公共藏书楼的名字就叫图书馆。但他觉得这样的公共设施对启迪民智很有作用，不知道他的这个观念是否受了伯父徐树兰的影响，也说不定是他影响了徐树兰。
徐维则撰《增版东西学书录》
书的封面钤盖着养新书藏印
徐树兰所书跋语
因为编纂此书，使徐维则意识到，人的眼界毕竟有限，他无法收全当时所出的各类译作，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一书出版后，又作了增订版，此后他又发现一些新的译作。他感觉到自己无法将这些书收全，于是他就写出了一篇《广问新书之概则》，他在此文中称：“维则于曩岁编印《东西学书录》，辑旧日译本，别以部居，析为三册，去岁复与顾君鼎梅燮光踵事赓续，视线所及几倍前书，名曰《增版东西学书录》，预约二月稍出版，然新籍愈多，财力未大，居地既僻，闻格又限，再期增广，难乎其难，爰动广问之思，遂创组合之义，特拟概则如左，我国志士及各地编译局所素有爱力，具见热心，凡平时目见、手自译著为拙录所未收者，随笔提要，络绎邮寄，或拙录讹略，实力指示，积日成帙，少则再为增补编印以行，多则改为《图书世界》月出一册，以为国民教学之前导，幸甚幸甚。”
看来这位徐维则果真有办法，而他的这个办法可以称之为广泛地发动群众，他让众人纷纷来补充新发现的译作，而后由发现者写出规范的提要，写好后寄给自己，而后自己再出补编之书。为了能够体例上规范，徐维则在《概则》中列出了八条撰写书录的要求，可见他的这种作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更为难得者，是他在《概则》的最后列出了通信地址，便于让参与之人将作品寄给他。这个地址成为了后世考证他所开书店的具体地址：“住绍兴府城老虎桥，信件寄绍兴府城水澄桥墨润堂书庄转交。”
徐维则的这部《东西学书录》我至今未曾收藏到，然而幸运的是，我却在绍兴一中图书馆看到了这部书。虽然这仅是一部石印本，然而却是清代最重要的西学译著书目。熊月之主编的《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一书将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排在了最前面。由此也可说明徐维则对目录版本学有着不小的贡献，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堙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真盼望着相关部门能够将他的旧居修复起来，而让后人多一个凭吊这位先贤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