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人（一） 左舜生

一、 左舜生简介

左舜生（1893年-1969年），名学训，字舜生，湖南长沙人。1912年入上海震旦大学，与曾琦、李璜等人是同学。 1919年，左舜生与曾琦、李璜、陈启天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接替王光祈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联络散居国内外的一百多位会友，照料会友的往来、通信、以及著作的出版事宜。同时他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鼓吹国家主义思想。同年，左舜生出任中华书局编辑，主持新书部，先后编印《新文化专刊》、《教育专刊》、《少年中国学会专刊》。1924年同曾琦、李璜等十几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党机关报《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进行反苏、反共宣传。《醒狮周报》由曾琦编辑，左舜生任经理，负责校对与发行。创办《醒狮周报》的经费由发起人共同承担，稿件也多由发起人供给。少年学会从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文化学术为主的社会活动，但在少年中国学会内有像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等少数共产党人，他们比较重视政治活动。所以在《醒狮周报》上出现了双方关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激烈辩论，继而引起了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在这两次争辩中左舜生始终坚持社会活动，赞成国家主义。1925年左舜生参加了中国青年党，开始走上政治活动的道路。1926年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委会常委。1927年《醒狮周报》不能在上海公开出版，青年党人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这期间左舜生专心在中华书局工作，埋头于看书校书。1928年4月左舜生先生代表青年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总裁交换信件，重申国共患难之信念，信件公开发表，青年党从成立到这个时候得到全国的公认，这也是我国政党关系步入民主道路的开始。1928年8月青年党在汉口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确定青年党的时局方针是“拥护政府抗战，促进民主政治”，左舜生当选为常务委员，主持宣传工作。1928年左舜生在汉口创办《国光旬刊》和《 新中国日报》，以扩大抗战宣传。1930年左舜生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并以笔名在《铲共》上发表文章，提醒朝野各方注意共产党的复活。1931年创办《民生》周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常在《民生》上鼓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发起抗日急进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左舜生辞去中央书局职务，主办了《申江日报》，鼓动民心士气，并被上海四十公团推选为代表，前往北京，劝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战。1935年左舜生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会委员长。“七七事变”前夕，左舜生先生出席庐山谈话会，拥护政府全面抗战决策。国民政府为了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战，于1937年国民政府设立国防参议会，继而又设立国民参政会（1938.7-1947），左舜生曾任过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及驻会委员，并于1945年7月与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1948年，左舜生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席了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主席。1949年4月左舜生从上海到台湾，9月从台湾去香港，此后长期居住在香港。1969年9月14日因病到台湾，住入荣民总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纵观左舜生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左舜生是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政治家，此外，左舜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性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代表着当时一部分政治家的思想，对当时思想界有较大的影响。

二、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

左舜生的政治思想受到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局限，左舜生从7岁开始读私塾，到24从震旦大学辍学，期间虽然就读过专门的外语学校，但是他系统的学习过儒家经典，接受了正规的传统教育的训练,并具有良好的国学基础，所以说儒家思想在左舜生的思想当中留下了严重的烙印。在左舜生的政治思想当中，无论是左舜生倡导的国家主义，还是反日抗日思想中，爱国主义思想占有显著地地位，而这与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此外，左舜生的民主共和思想并非全是和西方提倡的民主共和完全一致，其中也包含了像孔子的“民本思想”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权思想。

三、爱国主义思想

1923年12月2日，中国青年党在法国巴黎玫瑰村共和街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核心人物曾琦、李璜，还有何鲁之、李不趣、张子柱等十二人。会议通过了曾琦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其中确立了中国青年党的宗旨为：“言夫对外，则力争中国民国之独立自由为旗帜。……至于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李璜在《谈谈我们》一文中，把中国青年党的宗旨概括为“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而余家菊则认为在达到“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情,便是“完成中华民国之国格”,即“外求独立”与“内求统一”。由此可见，中国青年党在成立之初，就坚决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其主要领导人们一致认为，一个拥有完全国格的国家,应当是一个对外能独立行使其主权,对内能维持其意志的统一性。所以面临日本的侵略，中国青年党坚决抗日，极力维护中国的独立，面对国共双方矛盾的激化，中国青年党试图缓和，以保障中国的完整性。作为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之一，左舜生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思想，包括抗日思想及和平建国思想，其中抗日思想在左舜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他的抗日思想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武力抗日思想、反对建立伪满洲国思想、全面抗日思想。

【抗日思想】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国民政府企图依靠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的侵略行动，实质上对日本实行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极力号召抗日，但“左倾思想”在党内蔓延，实际上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抗日活动上。在这一时期，处在国共两党之外的中国青年党主张停止内战、武装抗日，并积极参与到淞沪会战和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中。关于如何抗日，在青年党领导人中有着不同的意见，曾琦建议以讨伐伪满叛逆的名义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刘天予主提出“以全民武装的持久战略抵抗日寇的横暴军队”；常燕生主张实行“野战抗日”；余家菊建议建立一支国防军，左舜生、陈启天主张实行“全民总动员”。

九一八事变之后，左舜生主张对日作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左舜生与陈启天等在上海创办了《民宪周刊》，并数次在《民宪周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对日作战的主张。左舜生看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认为日本在出兵中国之前，已经下定决定，经过认真的考察，一旦出兵绝不会仅仅为了侵占吉辽两省，在达到更大的目的之前，日本不会停止用兵，所以“假如我们要不抱着一个与日本算一回狠帐的坚决态度，则不仅是吉辽两省有名存实亡之忧，就想要在最近的中日交涉上稍微有一点挽救，恐怕也是不能的事。” 11月，国民政府召开了国难会议，左舜生看到了这是敷衍残局的一个工具，并不能通过团结国民组织抗日活动，因此拒绝出席。随后，左舜生参加了由章炳麟等人组成的中国民国国难救济会，并申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日本侵略是因为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立宪，因此要求国民党解除党禁，进行立宪。12月5日，左舜生在《民宪周刊》上发表《主战》一文，这篇文章从一下三个方面论述了主张对日作战的原因：第一，认为只有对日一战，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才能举国爱戴的最高领袖。他认为，中国从甲午战争之后就没有真正的对外战争，这造成了中国人才特别是最高领袖人才的缺乏。第二，只有维才可以借战。反对将东三省拱手让与日本，那样会造成中华民族颓废和最终的衰落，对日作战后中华民族还有可能不灭亡，对日妥协，必定会使中华民族灭亡。第三，对日作战可以使中国变成现代化国家。中国还没有现代化国家的条件，只有面对对外战争重压，才能看清并消除自身的弊端，使中国变为现代化国家。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没有立即采取抗日活动，使民众感到绝望，因此，左舜生呼吁全民自主抗日，他说；“我们不必叫口号，也不必发传单，不必贴标语，也不必打通电，更不必再向政府请愿，最要紧是国民自动起来抗日，让他们干他们的，我们要来干我们的。”（12)他认为，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处于混乱的局面，这需要国民自动来改变，目前而言，最需要的是人们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参加对日作战，不用考虑粮饷和军械问题，有自发组织地发动抗战活动。1932年1月，左舜生发表《壮烈的东北义勇军》一文，指出东北沦陷则平津沦陷，平津沦陷则中国沦陷，踊跃支持东北义勇军。淞沪战役后，左舜生通电全国，为十九路军请求支援。10月，青年党发刊《申江日报》，由左舜生负责，其中大部分社论都是由他撰写，借由此报，他鼓舞了广大国民抗日救国的士气。

反对建立伪满州国。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地区，并将其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更好地对其实行殖民统治，日本开始预谋利用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作为由自己掌控的傀儡政权。在这一政权的谋划阶段，左舜生就看到了日本的野心，他先后在《民宪周刊》上发表《日本人所谓的关东州》和《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两篇文章，说明了关东地区是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接管原本俄国在辽东地区的租赁权，还分析了当前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管理范围和势力范围。随后，左舜生在1931年11月，又在这一刊物上发表《日本利用溥仪复辟的严重性》一文，指出日本处心积虑简历满蒙帝国的野心。他强调：“一旦事实已成，日本乃以每年数百万的岁费，供给这位童騃的酋长，而一切军政、财政、交通、金融、警察的大权，则完全入于日本人的掌控。名义上是民族自决，满人治治满，实际上则东北三省，已完全夷为朝鲜第二！”左舜生看到了日本人的野心，同时也谴责国民政府不抵抗的行为，呼吁国民组织起抗日活动，彻底打破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

1937年7月7日晚，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的言辞拒绝，日军遂悍然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之后，全国人民一直要求对日作战，国民政府面对全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舆论压力，为了得到各阶级的支持，开始主动缓和与中国青年党的关系，而中国青年党为满足自身发展及全面抗战的需要，也转向与国民党合作，所以这一时期，中国青年党取得合法地位，国民党也得到中青年党拥护，开始全面抗战。

七七事变之后，左舜生全力主张停止内乱，一致对外。1937年8月11日，左舜生、李璜与蒋介石会晤，主要谈到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态度，以及在野党派对政府抗日决策的意见，蒋介石要全面抗战，希望得到青年党的支持，左舜生表示只要抗日战争一起，必定全力支持。随后，奉蒋介石的命令，张群又约左舜生、梁漱溟等人召开会议，就抗日一事征求意见，在会上左舜生表示：“我们从八一三起，便已决定了十六个字的宗旨，即对蒋委员长‘战故拥护，和亦拥护，胜故拥护，败亦拥护’为此方能俾主帅指挥裕如，进退无虑。”这是青年党在抗战爆发之后，支持国民政府的开端。左舜生不仅同意青年党支持国民党，还呼吁其他党派支持国民党进行全面抗日战争。1938年3月，左舜生在长沙创办《国光旬刊》，目的在于鼓舞国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为国牺牲的决心。左舜生在发刊词中指出：“吾人以打到敌人为第一，认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凡属一党一派的利益我们都看得轻，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凡违反国家利益的任何言论与行动，不发现则已，如果发现，我们将不惜以全力以赴之周旋到底。”4月21日，左舜生代表中国青年党写信给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汪兆铭二人，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外此都非所计及。”正式表明了拥护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7月1日，左舜生被选为第一节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29日在《国光旬刊》上发表《参政会第一期集会闭幕》一文，主张全国国民为对日作战要全面团结。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一方面积极抗战，另一方面坚持一党专政、防共限共的立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不断发展，使国民党心存恐惧。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开始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也随即开始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在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开始制造博山、深山、平江、确山等一系列反共事件，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使这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面对这一情况，中间派政治力量极力为双方团结、共同抗日作出相应努力。这一时期，左舜生主张国共两党以大局为重，合作为主，避免冲突，共同抗日。1942年，5月6日，左舜生与周恩来、罗隆基等人见面，相互约定坚守抗战、尊重各方的武力，保证和配合人民有利于抗战民主的活动。1944年10月20日，左舜生在《民宪半月刊》上发表《国共调整的途径一文》，代表第三方谈到：“今天国内团结不团结的问题，乃是整个国家全体国民的一个生死问题，当此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希望国共双方确认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希望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国共双方要保持合作的态度和方式，确保国内的和平，能够一致对外，积极抗战，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

【和平建国思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停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第二次大战正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了美苏两国主宰世界的格局，中国成为美苏两国争夺最为严重的中间地带，美国试图支持国民党政府变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企图利用共产党取得政权，从而支持其与美国对抗。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加剧了国共矛盾，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的方针，企图用民主的口号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实权，共产党在正确估计战后国内外的形势之后，确立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空前活跃，第三方势力积极主张国共协商，共同和谈当前问题，希望通过非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完成和平建国的最终目标。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左舜生积极促进国共协商，主张和平建国。1945年5月初，左舜生与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傅斯年、章伯钧等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一度集商，并一直希望国共恢复商谈。5月底，国民政府任命左舜生为七人委员会成员，专门负责与中国商谈的工作。6月2日，左舜生等人致函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周恩来，要求访问延安，设法使陷于停顿之政治商谈得以继续，以便“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6月18日，中共回函，欢迎左舜生等人人访问延安。7月1人左舜生等人从重庆出发赶往延安，虽然左舜生认识到如果国共两党的纠纷不得以适当的解决，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前途，但同时他也清楚国共之间的问题，并不是这一次延安之行就能解决的。7月5日，左舜生等人返回重庆。虽然延安之行并没有从实质上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但左舜生等人确实以缓和两党关系为出发点。12月25日，左舜生在《文萃周刊》上发表《从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一文，呼吁国共两党不要错过互相让步的最后机会，希望两党可以互相坦诚，互相可以做出让步，以确保国内的和平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