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蔼娟的经历其实特别简单:浙江鄞县人,1932年孙科结识,两人未婚同居近四年,孙科任立法院长时,她是孙科的私人秘书。1936年3月,她和孙科的女儿孙穗芳在上海出生。然而,在这简单的文字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十分复杂的情感纠葛,她和孙科的情感纠葛。
孙科
严蔼娟出身名门,在成为孙科的私人秘书前,是当时的交际名花。被孙科冷落、遗弃是在1935年春末,尽管在此前她和孙科的感情极好,但正是那个春末,孙科的生活里出现了蓝妮,也是当时的交际名花,后来也成了孙科的私人秘书。与蓝妮不同的是,孙科承认蓝妮是自己的二夫人,还举办了只有4桌的“婚宴”,但严蔼娟就没有这些了,在孙科那里,除了私人秘书之外,她没有任何名分。
被蓝妮替代想不通是一定的,严蔼娟不肯示弱,要拉着孙科上法院,经杜月笙和上海大律师吴经熊出面调解,孙科同意支付生活和教养费用,严蔼娟拿到了孙科支付的生活费,并答应孙科这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再要了。但是,话虽这么说,1936年3月,严蔼娟与孙科的女儿孙穗芳出生后,严蔼娟又想到了孙科,原因是,她没有工作,一个人带孩子需要钱,她想从孙科那里拿到孩子的抚养费。
无论什么时候向别人要钱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严蔼娟的不幸在于她盘算着向孙科要钱的时候,正好赶上了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据传,这期间,孙科曾派蓝妮来做过严蔼娟的工作,请她不要再闹了,但是没有成功。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孙科随着也去了重庆,严蔼娟讨要的女儿的抚养费没有了着落,而她自己也没有收入来源,也便改嫁他人了。
严蔼娟改嫁的丈夫姓甚名谁,人们不清楚,只能从孙穗芳的回忆中找到点滴。孙穗芳说,继父是脾气凶暴、十分严厉的人,对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毫无感情,只是打骂她,令她的童年充满悲苦。孙穗芳还说,还有两个妹妹,分别小她三岁和五岁,均是母亲与继父所生。另外,她还有一个小弟,不仅有奶妈,继父还规定她和妹妹每天放学都得轮着抱小弟。
通过“奶妈”一词,人们多少可以看到严蔼娟新组合的家庭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通过“她和妹妹每天放学都得轮着抱小弟”基本可以断定这个家庭重男轻女,有着不少封建思想的残存。孙穗芳说,有一次,她不小心让小弟受惊吓,小弟大哭起来,继父不问缘由地暴打她,揪起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结果耳朵被打得鲜血直流,以致留下了终身的耳疾。让她想不通的是,每当她被继父痛打时,软弱的母亲总是在一旁做沉默的旁观者,这令她异常心痛。
其实,在孙穗芳的心里,母亲严蔼娟还不至于“软弱”这么简单,她说,她明白母亲是把她当“摇钱树”向父亲要钱,她的心都要碎了。明眼人也许都能看清楚,事情在这里也许不仅仅是当初严蔼娟没有收入来源向孙科讨要女儿的抚养费那么简单。
中国有那么一句老话,叫“男怕缠、女怕磨”,有人解释这句话说是,男人怕被缠住,而女人受不了别人的磨难。我们不知道如此解释这句话是不是对的,但却知道,孙科确实是被严蔼娟给“缠”住了。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名誉,他对严蔼娟要求支付女儿抚养费的问题既没拒绝,又未爽快答应,最终又派蓝妮前往“谈判”。
蓝妮与严蔼娟怎么谈的,人们不大清楚,只知道最终孙科拿出了26根大金条,作为女儿的抚养费,但这26根大金条却被蓝妮截去了14根,严蔼娟只拿到12根。蓝妮为什么截去14根金条人们同样不清楚,一些人给出的解释是,蓝妮看到了严蔼娟仿佛是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但不管怎样,加大了严蔼娟对蓝妮的憎恨,而她也没有因此息事宁人,不再纠缠孙科。这件事大约是在1946年,据说之前严蔼娟希望孙科看在女儿的情分上给予资助,还接连给孙科写过两封信。孙科看到这两封信,多少有些心软,才拿出了金条。
蓝妮
虽然被截去了14根,但说实话,在那个年代养一个孩子,有12根金条基本上算是够了。但严蔼娟并不甘心,1948年底,她严蔼娟带孙穗芳到台湾,后来听说孙科寓居香港,就又带着孙穗芳来了,来找孙科索要女儿的抚养费。孙科拒绝,她便将这事闹得满城风雨。孙科说给你3万元行不,她声言非24万元不能解决。见孙科不给自己24万元,她就委托律师和孙科打官司。然而,法院开庭已经是1950年下半年了,官司因孙科举家迁居法国而作罢,严蔼娟起诉孙科竹篮打水一场空。
接下来,就很少有严蔼娟的消息了,人们只知道1951年,女儿孙穗芳被她送回上海,在上海的外婆家和两个姨妈同住,生活费由她定期从香港寄来。后来,孙穗芳又到北京,寄居在舅舅家中。1959年时,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上学的孙穗芳,因为母亲严蔼娟患心脏病,申请赴港探望严蔼娟,获得批准。这是外界知道的关于严蔼娟的最后消息,其后,她一直默默无闻,而人们也不了解她人生最终的结局。
至于孙科,1965年由美国至台湾,见到女儿孙穗芳是在1966年,他已是75岁的老人了,而孙穗芳也已经30岁了。父女相见,“一笑泯恩仇”,但在孙穗芳的记忆里,这样一件事永远抹不去:1950年初的一天,她被母亲带到孙科的寓所要钱,她“双眼紧盯着楼梯,盼望父亲下来,结果是空等一场”。上了轿车,她不肯走,“拼命按着车喇叭,声声喇叭呼唤着父亲,也按出了她悲伤的泪水”。
孙穗芳
在孙穗芳的回忆里,1972年,她赴台再次探望父亲孙科,病床上的孙科突然问她:“那个在大门外摁了两个小时喇叭的是不是你呀!”孙穗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苦痛,用英语回答父亲孙科:“你认为我当初应该怎么做?那时我才是个10多岁的孩子呀!”
都说,在外面欠的风流债终归是要还的,但像严蔼娟那样讨债、孙科那样还债的是很少见的,而这种少见的方式,留给下一代更多的只能是眼泪。所幸的是,孙穗芳不错,在后来的人生经历里,为了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她在世界各地演讲已达800多场,并在深圳创办了孙中山心血管医院,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和《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等书。
有人说,严蔼娟的不幸,皆因她遇到了孙科,造成其可悲的一生。事实是,很多事都是双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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