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是一场政治地震。它拯救了国民议会，让一次权力的突然变更有了合法性。现在控制巴黎的是一个新的市政府和一个公民民兵队（即国民卫队），国民议会的议长巴伊被选为市长，国民卫队由资产阶级的人组成，由法国参与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拉法耶特侯爵担任指挥。7月17日的早上，路易十六最年幼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信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趁秩序混乱之际伪装出逃，最终离开了法国。一批又一批心怀不满的宫廷人士加入了阿图瓦伯爵在都灵的流亡宫廷。但是在同一天，路易十六在7月14日象征性的失败之后，接受了前往巴黎的建议，重新宣示他的主权，他同时命令军队撤退，并召回雅克·内克。7月17日，国王在市政厅前接受了“最隆重的”欢迎，巴伊代表选民向他呈交了一枚象征起义者的三色徽（tricolour cockade）。路易十六将三色徽戴在帽子上，以此表示与人民团结一致，三色徽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也许是拉法耶特的构想，三色徽中的白色代表波旁王室，红色和蓝色代表巴黎，三种颜色交织在一起代表了革命，象征着国王与巴黎人民密不可分。
攻占巴士底狱也使得革命者陷入麻烦。起义决定了第三等级和国民议会的胜利，但是一些狂热的群众在攻占巴士底狱时展开了残忍的报复，城堡司令劳奈和六名士兵被凶残地杀害。当天晚些时候，原来的巴黎市长雅克·德弗莱塞勒被报复性杀害，原因是他据说曾阻扰起义者武装起来。他和劳奈的头颅一起被游街示众。一些人认为这些公众复仇的举动是值得同情的正义之举，因为这些人的决定已经造成了约100个起义者的死亡。另外一些人认为，在一个暴力社会中，群众只不过是用当局者的手段还施彼身，革命将要改革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野蛮行径不可原谅，革命应当为这些负面影响负责。
更多的事情接踵而至。7月22日，自从1776年就开始担任巴黎王室总督的路易·贝蒂耶·德索维尼在试图逃离巴黎时被抓获。他和他的岳父约瑟夫·富隆（他在内克被解职后继任财政总监）被殴打致死并且被斩首，他们的头颅被传遍巴黎，据说这是为了报复他们曾阴谋延长巴黎1788年至1789年的饥荒。据传富隆曾经说过，如果穷人饿了，他们应该吃稻草。《巴黎革命报》是最先报道这些史无前例的事件的新报纸，来自波尔多的年轻记者埃利塞·路斯达洛报道了这“令人惊恐和害怕”的一天，其恐怖和绝望被历史铭记。在富隆被斩首后：
他的嘴里被塞了一把稻草，显示着人们对这个残暴的人的极端痛恨，这是愤怒的人民给他的应得报应！噢，上帝！这些野蛮人！一个人将（贝蒂耶的）心脏从抖动的躯体里扯了出来……多么恐怖的场景！……公民们我感觉得到，这些叛乱的场景令你们的灵魂备受折磨，像你们一样，我也被震惊了，但是想想被奴役的惨状……但是绝不要忘记，这些复仇人性尽失，丧尽天良。
1789年夏秋，从巴黎到最小的村庄都见证了王权国家史无前例的崩解。在城市，贵族议员被迫离职；在农村和小城镇，由人民选举的市政机构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各地夺权的同时伴随着拒绝缴纳国家、领主和教会的税收、捐税和什一税的行为。由于军队在人民主权的感召下公开表示与人民站在一起，司法机构无法执行法律。
国家和贵族的力量遭到挑战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乡村，整个农村地区弥漫着一股期望、威胁和恐惧交加的气氛。阿瑟·杨捕捉到了国民议会带来的绝望中的希望，在第三次法国之行中，他在7月12日同洛林的一位农妇交谈时记录下了她家里的贫穷：
沿着一条漫长的山路行走，在饮马的时候，我同一位贫穷的妇女交谈起来，她对这个时代充满着抱怨，说这是一个悲惨的国度。据她说，现在一些大人物正在为穷人做一些事情，但是她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但是上帝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因为军役税和领主捐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个妇女从不远处看上去有六七十岁，她身形弯曲，由于劳作的缘故脸上皮肤粗糙、布满皱纹，但是她说她只有28岁。
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出后，担心贵族复仇的恐惧取代了这些希望。一边是由于经济危机变得一贫如洗的人们成群结队地在乡间道路上游荡，另一边是焦急、饥饿的农民正在等待新作物成熟，那些流浪者成了农民关注的焦点：他们是不是受了心怀怨恨的贵族的指使来破坏农民的庄稼，以此作为对第三等级大胆之举的惩罚？ 7月下旬，出于对外部威胁的恐惧，村民们以农具为武器，组建了乡民武装。希望、恐惧和饥饿使得乡村成了一个火药桶，对于受贵族雇佣的“强盗”的想象成了导火索。零星的六个地方出现“外来人”的可疑行动，被添油加醋地描绘成武装强盗破坏庄稼的传闻，由此带来的恐慌开始传播开来。这些谣言像燎原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波及除布列塔尼和东部之外的所有地区。很多地方事件其实只是村民强迫特权等级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交出食物和酒饮，有时候还会出现两个新特征：找到并毁掉封建租税账簿，公开羞辱领主和他们的管家。
这种史无前例的恐慌及其后果，被称为1789年夏天的“大恐慌”。位于巴黎东北方32千米的西里穆尔蒂安村的情况非常典型。从1771年起，皮埃尔·路易·尼古拉·德拉海就是学校教师和教区教士，他的日记记录了村庄中“重大新奇的事件”，其中也包含1788年至1789年严冬的悲惨情景。1789年7月底，他写道：“我们处于可怕的灾难之中，到处都能听到叛乱和屠杀的消息。谷物已经无处可寻。”1789年的收成将会遏制饥荒。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后，在充满焦虑和期待的气氛中，村民们对心怀不满的贵族试图破坏收成的谣言做出了反应：“警钟敲响，教士将全村所有的男人和男孩集中起来，所有人拿起武器，少数人拿着枪，其余人拿着他们可以找到的铁叉、铁锹、斧子和干草叉，在头戴三色徽的教士带领下出发巡视。”起草陈情书之后，这是大部分农村人民参与的第二次重大的革命行动。
在起草陈情书的会议上，教士们名义上忠于国王的抗议隐藏了他们的激进主张，但这一次他们站在了攻击封建制度的最前线，他们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在里昂以东的布雷斯和比热周围的山村，领主城堡遭到威胁，而此时距离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在7月19日传到当地的首府布尔格尚有时日。贵族要复仇的风声一过，布雷斯很多村庄的农民找到并焚毁了封建租税账册，声称“ 有头衔的都是领主”。这个地区已经变成了全国各地恐惧和谣言的发源地。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7月25日，来自12个村庄的800多名农民袭击了布尔格附近的圣绪尔比斯修道院，强迫僧侣们烧毁账册，并且洗劫了修道院的地窖。第二天，他们在修道院的中央立了一个绞刑架，扬言要吊死这些僧侣，最终这些僧侣在叛乱者放火烧毁房屋之前惊慌失措地逃进了附近的森林。
7月底，索恩河谷的城堡被洗劫和焚毁，其中就包括塔列朗侯爵的色诺赞城堡（当时他是欧坦的主教，已经是国民议会中的重要人物）。暴动的农民从富人和教士那里征得食物、酒和钱，烧毁封建账簿。拥有大片土地和各种封建权利的克吕尼修道院成了众矢之的。大约有160名“强盗”（有酿酒工人、劳工、村庄工匠、乞丐）事后被捕。大多数人坚称他们只是被人群“卷进来”，无意进行破坏；少数人承认他们的目的是“洗劫并烧毁修道院”，“摧毁修道院和城市”，或者确保“什一税和领主捐税不再征收”。“爱国者”们在震惊之余决心重建秩序，他们通过建立应急委员会来主持正义：最后，27人在克吕尼、马孔和图尔尼被绞死。
在一些地方，大恐慌引发了针对其他群体的报复。在阿尔萨斯，多个村庄中的犹太人家庭被抢劫。 在北方，洛林省的东部边界，萨尔格米讷的人们在7月22日的弥撒上庆祝巴士底狱的陷落，收税员7月28日被迫逃离。在税收问题上，尤其是盐税上的紧张对立持续了数月，一份名为“我们团结起来的法国人民的国父”的小册子希望路易十六废除收税站。在靠近阿朗松的诺曼小镇莫尔塔涅欧佩什，弗朗索瓦·朗贝尔蒂埃率领一群男人、女人和儿童冲进了收税站，他们找到并烧毁了账册，然后推行“平民税收”来降低谷物、烟草和盐的价格。当地的政府在数日以来都无法抵抗这些威胁，但是他们不会忘记这些威胁。
正如一些农村曾经“相信”他们在1788年至1789年冬拒绝缴纳捐税是在遵循国王的意愿。1789年7月，一些人为反叛行为找到了新的依据。根据布列塔尼省普洛埃梅勒地区一名官员的描述：
在我的辖区及其附近地区，所有的农民普遍拒绝向什一税收税员缴纳规定的份额，他们公开宣称要征税就要流血。他们的理由是，既然废除这些什一税的请求已经写入了陈情书当中，废除措施现在已经生效了。
权威的崩塌促使农民放弃了他们反对权威时惯用的隐瞒欺骗的伎俩，他们开始直接表示他们的不满。尤其突出的是，他们运用第三等级反抗的话语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蒙莫朗西公爵的领地位于巴黎东北部的蒙马丁，他的管家在8月2日给他写信说道，“大约300名来自各地的强盗和郎高奈女公爵领地上的仆役勾结在一起，他们偷窃了租地契约和领地的津贴，并且捣毁了她的鸽舍”；他们在盗窃之后得意地留下了欠条，落款写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