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王朝。当时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这个时期我国的周边地区，是否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在上海市松江区方松街道广富林村发掘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腹部刻有一幅“石钺(yuè)麇鹿图”的陶尊，引起学术界特别关注。
广富林陶尊“图画”的发现与研究
考古资料显示，这件陶尊腹部“以刻画技法画了一幅梅花鹿石钺图。一只梅花鹿长着两只角，惟妙惟肖，旁有一件带柄的石钺。柄向外弧曲呈未张开的弓形，柄下端还安装着镦。旁边还有一图，可惜大部分磨损，从残存字迹看似一鹿”。
考古专家宋建先生指出，以往在史前器物上单独出现具象或抽象的“鹿”和“石钺”图形，并不罕见。但是，将“梅花鹿和石钺两种图形组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史前器物上“还是第一次发现”。因此，这件陶尊“图画”的发现，为研究夏代早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教习俗和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广富林陶尊及其“图画文字”（资料图片）
广富林陶尊“图画文字”解读
我国古代将体形硕大的鹿称之为“麋”。因此，这件陶尊腹部前一“鹿”形图画可读为“麋”，而后一残图当是“鹿”的象形字。我国古代文献里，“麋鹿”并称的现象，不乏其例。考虑到古人自右向左的书写习惯，故这幅“梅花鹿石钺图”，称之为“石钺麋鹿图”更为恰切。我们认为，这幅线刻图画应是表示其载体名义和用途的“图画文字”。
陶尊是古代祭祀神灵的礼器。钺是中国古代常用的杀伐刑具，其中的大钺则被作为王权的象征。《尚书·牧誓》说：“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周秉钧注：“钺，大斧也。饰以黄金，故曰黄钺。”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即位时，“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由此可见，石钺常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具体象征。
“麋”指体形硕大的鹿。麋鹿是夏季进献王府的重要猎物。据《周礼·天官·庖人》记载：“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六兽”郑司农说是“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种野兽。同书《兽人》载：“掌罟(gǔ)田兽，辨其名物。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这是说兽人职掌用罟捕取野兽，分辨捕获物的名称和毛色。冬天进献捕获的狼，夏天进献捕获的麋鹿，春、秋二季进献各种野兽。麋鹿性情温顺，肉质鲜美，数量众多，容易捕获。这就是古人将其列为田猎对象的重要原因。
麋鹿本是麒麟的原型，常被称为“仁兽”。《说文·鹿部》说：“麒，仁兽也。”又说：“麟，大牝鹿也。”这就是中华先民常用“麋鹿”来祭祀神灵的缘由。
由此可见，这件陶尊腹部刻画“石钺麋鹿图”的大意是说，用斧钺捕杀麋鹿来祭祀神灵。因此，这幅“图画文字”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当是这件陶尊的标识性图画。
广富林陶尊“图画文字”的重要价值
这件陶尊属于广富林文化的遗物。广富林文化是环太湖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其文化内涵却“表现出大量的北方文化特征，结合碳十四数据，其年代为距今4100年至距今3900年”。也就是说，这件陶尊腹部所刻画“石钺麋鹿图”的年代，当在夏代早期。
“图画文字”是人类文字起源和形成过程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林耀华先生主编的《原始社会史》指出，“公元前4000年末，古巴比伦苏美尔人”，已开始使用“图画文字”。马克思指出，“图画文字”似乎是在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出现的。
仰韶文化时代，正是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这说明仰韶文化先民，使用“图画文字”来“记载事实”的习惯，已渐趋成熟。这类文字是从“单个”的物象(标识)文字向“连字成组”纪事文字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在中国文字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蔡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