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雨果
1928年，正在南陵做地下工作的任弼时不幸被捕。国民党士兵对他进行搜身，除了少量的现金之外一无所获。国民党提审任弼时，任弼时从容自若，坚持说自己是湖南到南陵做生意的生意人。审问不出有价值的消息，敌人就对任弼时施加酷刑，任弼时咬紧牙关，敌人无奈之下只好将他转送到安庆关押。
图｜任弼时和陈琮英
在转送途中，任弼时和押送他的官兵们上了一艘轮船，不少乘客站在他身边看热闹。任弼时眼尖，从人群之中看到了一位老乡，名为彭佑亭，是一名小商贩，在江浙皖一带运送丝绸。彭佑亭也注意到任弼时，向前挤着想要和他打招呼，任弼时赶紧给了老乡一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做声。
彭佑亭也算机警，不远不近看着任弼时。国民党官兵见围观之人越来越多，恼怒起来，对着人群大喊："走开走开，赤脑壳儿，有啥子好看！"
图｜1927年，任弼时（后排中）和陈琮英（前排右一）等的合影
任弼时马上扯着嗓子喊道："老总莫乱讲，我不姓赤，我姓胡，叫胡少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伙计！"随即任弼时开始絮絮叨叨述说起自己的冤屈，巧妙地透露了妻子陈琮英在上海的住址。
任弼时被押送走了，彭佑亭立刻从中途下船，坐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费了一番波折之后，彭佑亭找到了潜伏在上海的陈琮英，并且将任弼时在船上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陈琮英。
陈琮英立刻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在这段时间之内，任弼时已经被关押在了饮马塘监狱之中，再次受到了严刑拷打，他一直咬定原来的供词。安徽的党组织将任弼时被关押的消息告诉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开始进行营救。很快，任家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被陈琮英请了出来，他要求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移交到安徽省高等法院。而陈琮英已经回到了长沙，在堂兄所开的陈岳云纸店之中住下来，假装老板娘。
安庆高等法院派人来到长沙找陈琮英对口供，陈琮英所说的和任弼时说的一模一样，敌人一一对质，竟然找不出任何破绽。因为证据不足，他们只得宣判任弼时无罪。不久之后，陈琮英从长沙赶到安庆，将任弼时接出了监狱。
任弼时能够顺利从这场牢狱之灾之中脱身，除了同乡彭佑亭机警和热心之外，还有和夫人陈琮英之间惊人的默契。任弼时和陈琮英是包办婚姻结合在一起的夫妻，两人青梅竹马，从相知到相爱，正是因为这深厚的感情基础，陈琮英才能从旁人转达的短短几句话之中猜出丈夫的口供，并且帮助丈夫化险为夷。
陈琮英是长沙新桥人，1902年出生，幼年母亲就离开了人世，她的父亲是一名穷苦的教书匠，陈琮英是在兄嫂的拉扯下慢慢长大的。
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亦是一名教员，忠厚谦和。任振声的原配陈氏在结婚一年后不幸病逝，因为和原配感情深厚，两家难以割舍，两家长辈决定为了永远维持亲戚关系，将来任振声娶妻生子，就和陈家结"娃娃亲"。
图｜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
任振声后来娶了第二任妻子朱氏，生下了儿子任培国，后改名为任弼时。任弼时从小就和陈家的姑娘陈仪芳结下了娃娃亲，陈仪芳比任弼时大两岁，12岁的时候就正式搬进了任家。两人青梅竹马，从小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聪慧明理，因为年纪小，两个人根本不懂得嫁娶的真正含义，但两个人都将对方看作最好的玩伴。
12岁这年，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任弼时离开了家乡，来到了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上学，陈仪芳含着眼泪送走任弼时。
而那时候的任家经济条件并不好，任弼时上学所要用的学费和生活费家中根本负担不起。14岁的陈仪芳向任弼时的父母提出可以去长沙做工，一边照顾任弼时的生活，一边做工赚钱供任弼时上学。
陈仪芳就这样来到了长沙的亲戚家，在亲戚的帮助之下来到长沙北门外的西园袜厂做童工。为了能够多赚一些钱，陈仪芳经常加班加点，她省吃俭用，几乎把所有的工钱都给了任弼时，让任弼时解决了难以维持学业的窘迫。
任弼时只要休息的的时间就回去看望陈仪芳，陈仪芳日渐消瘦，任弼时非常心疼，每次都劝她不用如此劳累。任弼时在学业上也是发愤图强，顺利完成了高小和中学的课程。这些年，两人之间的感情更加亲密，虽然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都厌弃包办婚姻，对父母逼迫迎娶的原配夫人敬而远之，但任弼时和陈仪芳这一对却相依相伴，经历了求学时的辛苦，开始为了理想而奋斗。
1919年，因为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任弼时积极参加长沙的学生爱国运动之中，并且加入了毛泽东等人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在这里任弼时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接受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洗礼。
1921年，任弼时和刘少奇等人一同赶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且正式改名为任弼时。1922年，任弼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图｜红军经过兴义时的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在苏联的三年是任弼时和陈仪芳第一次长时间的分离，任弼时担心陈仪芳在国内打工太过辛苦，陈仪芳也担心任弼时在苏联过得不好，任弼时在苏联的生活条件很差，他每天只有两块面包和几个土豆充饥。寒冷的冬日，房间里没有取暖的火炉，每想到这里，陈仪芳就很心疼。任弼时常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不认字，要回信只能拜托别人去写。这样不仅仅总是麻烦别人，也不方便把自己内心的思念全部表达出来。
陈仪芳萌生了学习文化的念头，她参加了夜校，很快就会写一写常用的文字。当任弼时收到陈仪芳亲自写的信时，心中不可思议又欣喜非常。满纸的错别字旁人很难理解，任弼时却一下子就能看明白。任弼时给父亲和兄长写信，恳请他们帮助陈琮英念书。任弼时对陈琮英说："此事乃为终身之谋。"
信件成为他们两人在异国他乡传递思念和爱情的载体，一直到3年后，任弼时回到国内，两人才算团聚。
1924年，任弼时开始在上海担任地下工作，以上海大学俄文教授的身份掩护。那时候的任弼时才20岁，工作出色。在"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为了保证任弼时的生命安全，组织决定将陈仪芳接到上海，陈仪芳改名为陈琮英。
两人已经分别了6年，这次见面，陈琮英已经是小巧俊美的大姑娘了。两人在上海是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恋爱长跑了多年，他们最终结为革命夫妇。陈琮英在结婚之后担任了党组织的重要交通员，和任弼时一样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的伟业之中。
那时候的任弼时在党的领导下秘密组织学生和工人进行罢课和罢工的工作，非常危险，陈琮英无条件支持丈夫的工作，风雨无阻，相依相伴。
1928年，陈琮英刚刚生下了女儿，任弼时却在南陵被捕。得到消息的陈琮英立刻带着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前往长沙，按照任弼时给予她的信息，扮演陈岳云纸店的老板娘。在敌人来对质口供的时候，她巧妙应答，打消了敌人的怀疑。当陈琮英赶到上海将任弼时接出狱之时，陈彼时这才得知，因为路上赶得太急，沿途又在下雨，肃杀的深秋，女儿苏明因为受冻而不幸夭折。当时全身是伤的任弼时泪流满面。
1929年11月，任弼时在上海租界再次被捕，这次任弼时受到了电刑拷问，他坚持假口供，说自己是一位外地前来的商人。按照他的说法，陈琮英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布置了一座小商人的宅院，并且以商人太太的身份再次和敌人周旋，再一次救出了自己的丈夫。
夫妻俩再次团聚，很快，陈琮英第四次怀孕了。在怀孕的时候陈琮英就对丈夫说，无论这个孩子是男是女，都给她起名为"远志"，希望这个孩子能有远大的志向。因为前面三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这次怀孕两人都非常小心。
此后，任弼时都尽量将妻子带在身边，他们在上海和武汉两地不停周转。一直到1931年，任弼时要去江西苏区参加会议，陈琮英即将临产，就留了下来。两人难分难舍，任弼时千叮咛万嘱咐，没想到陈琮英刚刚生下女儿远志，就因为被叛徒出卖而入狱，那时候远志才刚刚过百露，就不得不和母亲一起关进牢房之中。在监狱之中，陈琮英一直记得当年丈夫的坚韧不屈，她备受折磨，但一直不愿说出任何出卖同志和组织的话。
图｜任弼时夫妇和儿女们
每次敌人来提审陈琮英的时候，她就一口咬定自己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敌人要继续追问，陈琮英就掐一下孩子的屁股。远志哭闹起来，敌人也就不耐烦了，审讯也就不了了之。一直到半年之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多方营救之下，陈琮英才被放了出来。
夫妻俩劫后重逢，都经历了牢狱之苦的两人更加珍惜对方。很快，长征开始，任弼时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在长征恶劣的环境之下，任弼时多次死里逃生。陈琮英悉心照顾丈夫的身体，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这种不离不弃的爱情更加难能可贵。任弼时对陈琮英深情地说："这场包办的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我们还要被包办。"
两人的女儿"远征"就是在长征的途中出生的，这也是"远征"这个名字的来历。刚刚生完孩子的陈琮英身子非常虚弱，当时战士们有上一顿没有下一顿，多少人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雪山和草地上。
任弼时心疼妻子，吃饭的时候把好菜都让给陈琮英吃，有河的地方就抽空去钓鱼，炖点鱼汤给陈琮英补补身子，和任弼时感情甚笃的朱德也帮着一起钓鱼。
图｜《长征途中的贺龙与任弼时》，崔开玺创作油画
而好景不长，随着长征的进程，河沟水塘越来越少，任弼时想要钓鱼也钓不到了。每次到了营地，任弼时就和同志们在四周寻找野菜，洗干净煮好之后，把嫩头叶子挑出来，就送给陈琮英先吃。
长征途中，任弼时就一直背着孩子，还要搀扶着妻子，背孩子的布袋子是任弼时自己缝起来的。当时张国焘为了拉拢任弼时，就派汪荣华前去照看正在坐月子的陈琮英。他没想到这倒成全了之刘伯承和汪荣华这一对革命恋人，人们更是笑称远征是刘伯承和汪荣华的红娘。
抗战爆发之后，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朱德、彭德怀率军开赴前线。陈琮英再次和丈夫分离，留在延安，战乱年代朝不保夕，女儿只得先送到老家。一家三口就这样分隔三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一旦出什么事儿，就是生离死别。
后来，任弼时受中央调遣前往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夫妻俩在苏联度过了两年，生下了女儿远芳。而时局不稳，国内战火纷飞，任弼时和陈琮英最终决定将女儿寄养在苏联，以免得她像之前的姐姐一样在颠沛流离之中夭折。
回来之后，任弼时继续投身抗日工作之中，常常通宵工作，陈琮英总是在他身旁，帮忙整理、誊抄文件。长征时期的劳累让任弼时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落下了病根。延安的生活条件差，陈琮英必须事事用心，照顾任弼时的身体。
图｜1937年9月6日，朱德和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乘船东渡黄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任直属司令部司令员，这段时期比延安时期更加繁忙，而且必须随着大部队到处迁徙。长途跋涉让任弼时的健康问题暴露出来，他不仅仅检查出了高血压和心脏病，还出现了轻度的糖尿病。陈琮英不得不带着仅仅几岁的孩子跟着任弼时东奔西走，以保证他以更好的状态进入工作之中。
陈琮英一生和任弼时生育了9个子女，因为革命的颠沛流离，他们只养活了4个孩子，女儿远志、远征、远芳和唯一的儿子远远。骨肉分离，是任弼时和陈琮英必须经历的痛苦。远志和母亲出狱之后马上见到了任弼时，任弼时抱着她又亲又笑，冷静下来还是决定不把孩子留在身边，夫妻俩忍痛将孩子送到了湖南老家。
图｜任弼时与陈琮英
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利之后，陈琮英将儿子任湘赣寄养在老乡家中，儿子从此下落不明，一直没有找到。在那个年代，很多红军夫妇在撤离时都将自己的孩子留给老乡。而那时候敌人在苏区烧杀抢掠，真正活下来的孩子少之又少。
远征能在长征之中活下来，是在父母和诸多同志们的努力之下才求来的万幸。远芳在莫斯科生下，1岁2个月被寄养在了国际儿童院。1940年，陈琮英生下了儿子远远，一直到1946年，陈琮英才将远志和远征接到了延安，姐弟这才第一次相见……
终于迎来了解放的那一天，而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任弼时前往苏联治疗。对任弼时来说，人生最后一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见到了当年留在苏联的女儿远芳。这时候夫妻俩已经和远芳分离了10年，远芳从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她在短短几天和父亲的相处之中感到了从没有感受过的温暖。只是小远芳没有想到，自己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图｜朱德和任弼时在延安
当时新中国百废待新，任弼时舍不得花太多国家的钱，他让陈琮英留在国内。陈琮英放心不下任弼时的身体，半年离别写了很多信，不停叮嘱任弼时要注意身体。
回到北京之后，任弼时和陈琮英依旧保持着过去的生活习惯。他经常说：进到城里了，我们要更加注重节约。
任弼时在家中养病，而房子就靠着马路，每天车来人往十分嘈杂。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建议他搬到另外一个机关住地，但任弼时就是不同意。组织又想要将他的住房再修缮一下，他依旧婉言谢绝了。当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夫妇俩都希望国家的钱能够用在国家建设上。
夫妻俩都认为，他们走过长征，在延安的窑洞住过，房子有一座，能够安定下来，就能好好住下去，不必要修缮。菜金不得超标，生活用品不得超过规定，家具能不要就不要……任弼时夫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一毫都不能多拿多要，搞特殊。
1950年5月，任弼时带着女儿回到了北京。这是任家第一次大团圆，孩子们兴奋地围着远芳，一家人高高兴兴拍了第一张全人员的全家福，却也是这一家子最后一张全家福了。
图｜任弼时全家福
每当想到任弼时生命之中的最后几个月，陈琮英都万分懊悔。朝鲜战争之后，任弼时根本不顾自己疾病，医生叮嘱每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也早就被他抛到脑后。每天处理大量的政务，任弼时又开始了通宵达旦地工作，陈琮英多次劝说，劝他多休息，他却一直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儿"。
10月27日凌晨，任弼时突然大面积脑溢血，多方抢救无效，在中午与世长辞，年仅46岁。
图｜任弼时从镜中给女儿任远芳拍下的照片
任弼时病逝之时，身上盖着的还是1935年长征之时战友送给他的一床被子，还有1934年他亲缴获敌人的一条毯子，他身上穿的背心，是陈琮英在延安时期用一条毛围巾改织的。
任弼时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得到了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
"骆驼"这个绰号是叶剑英曾说的，他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在革命事业之中奉献所有，却没有享受过几天新中国的幸福生活；叫他"被子"，因为任弼时正直温暖，就像是寒冬腊月的棉被一样，给予同志们最大的关怀；"党内的妈妈"，任弼时在生活和工作之中细致入微，特别是对新同志，有着慈母般的关爱。
这位领袖身上，有着对待敌人的不屈和坚韧，也有着对同志们的温情和无私。
这样温暖的任弼时走了，陈琮英中年丧夫，带着病痛，独自养大了子女们。任弼时的离开让陈琮英的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后来虽然工作了一段时间，但因为身体承受不住，不得不离开了她干了几十年，真心热爱的机要工作。
图｜陈琮英与任弼时1948年合影
因为太过思念任弼时，陈琮英再也没有办法在原来的寓所之中住下去，每次睹物思人，对她而言都是沉重的折磨。聂荣臻元帅理解陈琮英的痛苦，腾出了自己家的后院，周总理批准了专款为陈琮英建造了新的居所。毛主席听闻之后，直接通知任弼时一家全部住进中南海之中。
陈琮英一辈子勤劳朴实。任弼时去世之后，她把斯大林送给任弼时的轿车，和家中任弼时使用的软床、钢琴全部还给了公家，就连女儿的自行车也还了。屋子里面没人的时候，灯绝对不能开着，身上的衣服也是补了又补。家中来了客人，陈琮英招待的晚餐也是简单的家常菜。
陈琮英和任弼时的婚姻是极具封建色彩，当时的先进青年们，无论男女，都反对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这已经成为了当时进步青年们反抗意识和自由意识的一种典型体现。而从十几岁开始，任弼时就确定了一生携手陈琮英，从十几岁开始，他就决定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民和民族解放事业，这不是对包办婚姻的屈服，而是感恩和长情。
图｜陈琮英晚年
陈琮英看着丈夫从一名热血沸腾的少年学子，成长成为一位胸怀天下的将帅。任弼时和陈琮英的爱情和婚姻，贯穿着整个奋斗过程。离开了任弼时的陈琮英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生命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自己的爱人。任弼时去世的时候，陈琮英才48岁，她独自生活了55年。晚年，她时常说说："和弼时一生一世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