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蒋介石虽然已经退守台湾，但全国各地依旧潜伏着不少国民党特务以及一些反革命分子，甚至还企图卷土重来。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1950年10月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
镇反革命运动
”。
在镇反运动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大批的特务得到了镇压，我党在这场运动中获取了重大的成功。在全国各地当中，就属国民政府南京的特务最多，我党为了加速推进镇反运动。南京市公安局于1951年1月展开了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工作。
登记工作开始的第一天就有1500人主动过来登记，坦白自己之前为国民党做过事。登记工作进行了五天左右，就已经有4200多人，这些都是思想比较通透的，但有些国民党的特务还是对政府发布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有所怀疑，干脆就不去登记。
杨登瀛的真实身份是“双面特工”？
公安机关对此也没有办法，只能加大捕捉力度，争取将这些冥顽不灵的特务全部带回。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这起案件被捕“特务”叫做
杨登瀛，他因为曾经帮个国民党做事被逮捕。
杨登瀛的身份并不是南京公安局查到的，是通过民众举报：称南京城西有一个茶水摊主的身份有点可疑，说话带有一点广东腔，对生意并不是很上心，一有时间就会看报纸，在当地显得非常的神秘，街坊邻居只知道他叫做
鲍君甫。
南京公安局在了解过初步的情况后，立即将这名叫鲍君甫的小摊老板带走了。经过查询，才知道此人是真的不简单，他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反省院长，是国民党中统系统中的一名“大特务”。
但是鲍君甫对于审讯非常的镇定，不管什么问题他都一律不答。没有办法，因为他不主动交代，南京法院决定对他处以重刑。 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在法庭上鲍君甫依旧保持着 沉默。直到最后鲍君甫讲了一句话：“
我曾经对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绝对没有不当的行为，陈赓可以帮我作证！
”
鲍君甫的这一段话就连南京市人民法院的院长都感到十分的震惊，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难道真的捉错人了？但也有很多的人都不相信鲍君甫说的话，为什么？好歹你也是中统的一名特务，本来对立面就是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帮助我党，更不要说做什么贡献了！
鲍君甫见大家都不相信他，便接着说出他的经历：“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这才是使我加入共产党。1930年到1931年，国民党派我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此次计划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后因顾顺章告密，我被国民党逮捕。直到1937年我才被释放，但也因此和中央失去联系。我说的这些事句句属实，
陈赓可以帮我证明。
又是
陈赓，他的这两段话都有提到陈赓，看起来他们一定是认识的。而且，他说的时间和地点都能够对得上。如果真的如他所说，那么他就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那他们就真的捉错人了。
慎重起见还是得找
陈赓同确认一下比较好，大家都想知道陈赓会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如果最后陈赓并不承认
鲍君甫的说辞，那么他就是企图欺骗大家，罪加一等。 就这样，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直没有等到对方的消息，南京法院不禁有些摸不着头脑。
1951年11月24日，才传来陈赓的消息，原来那个时候陈赓已经远赴朝鲜指挥战争了。南京法院的那封信经过了几番辗转才送到了陈赓的手上。陈赓看到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回了信。
信中写道：“
鲍君甫的确在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陈赓的证词让大家相信鲍君甫的一名红色特工，他曾经的历史也被展示出来，任谁也没有想到中统的大特务真实身份却是我党的红色特工。
那么鲍君甫究竟是如何踏上“双面特工”这条路的呢？想知道的话，大家不妨继续往下看！
鲍君甫在两党之间游刃有余
鲍君甫又名
杨登瀛，1893年的时候在广东出生，是香山县前三白石村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鲍君甫选择到日本求学，在日本生活了近十年的时间，期间还考入了当地最著名的“早稻田大学”。
之后他一直用杨登瀛这个名字也有这个原因，“登瀛”二字的意思是东瀛留学的意思，东瀛就是日本。因为
鲍君甫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的原因，使他对日本的经济、政治、以及当地的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他的才能就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1919年鲍君甫终于回到了中国，他一开始在日本人举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做事，之后因为他精通日语的原因，被一家日商洋行聘请为高级职员，平时还会给日本的一些通讯撰稿。很快的鲍君甫就在上海混得不错了，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在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
“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之后又受孙中山思想影响，因此加入了国民党。而且
鲍君甫还
结识了翟秋白、恽代英等进步人士，与上海各个工会负责人也有往来。
而且鲍君甫还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他就是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二人因为同是广东人，因为感情也是迅速升温。“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二人的交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了陈立夫，慢慢的杨剑虹成为了他最信任的助手。
尽管二人的政治取向不在统一战线，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后来在杨剑虹的引荐之下，鲍君甫认识了cc系的骨干级人物——张道潘。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张道潘在党内有一个政敌总是阻拦他做事，让他非常的苦恼。
这件事情如果是平时的话，张道潘根本就不会向他人提及半句，但是因为他喝了点酒，便一时间没有注意，将这件事情和鲍君甫没过几天，那人便离奇出车祸而亡。从此之后，张道藩对鲍君甫信任有加，基本上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而对鲍君甫而言张道潘就是他的保护伞。
在张道藩的引荐下，他又获得了陈立夫的信任，因此直接联系上了国民党高层。鲍君甫的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广。
1925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任职的陈养山，陈养山真实的身份是中共党员。陈养山在交通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进步书刊、杂志，从广州运送到上海，之后再由上海转发至全国各地。
而当时因为有些进步书刊需要要懂一些日语，因此别人就将鲍君甫介绍给陈养山认识，陈养山也经常会向鲍君甫请教学习日文。一来二去两人也就成为了莫逆之交，在两个人相识后，陈养山经常会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鲍君甫阅读。
他们也会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当下的时局，渐渐地鲍君甫便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同时还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在暗中帮助中共做事，陈养山对鲍君甫也有一定的了解，
于是在陈养山的介绍下，鲍君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地下“红色特工”。
1927年，老蒋发起“四一二政变”，杨登瀛对他的做法非常的不满，曾经在报纸上公开批评蒋介石，也是因为如此鲍君甫被逮捕入狱。不过没几个月，他就被张道藩、蔡元培出面保释出狱了，之后他一直潜伏在上海。
“四一二”政变爆发不久后，老蒋就因为国民党内部斗争被迫下台了。不过即便老蒋下台了，实权依旧掌握在他的手里。并且没过多久，蒋介石又重新夺回实权复出，成为了国民党军队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陈立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陈立夫上任之后，又任命自己的亲信杨剑虹为采访股总干事。
不过因为国民党中央对特务的工作经验不多，所以他们想要挑选在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说实话属实是有点困难，毕竟人才不会在脸上写着“人才”二字，只能自己去寻找，但是，人海茫茫这样的人去哪里找呢？
杨剑虹立马就想到了一个人——鲍君甫，因此他经常会去找他帮忙处理特务工作，两人还是和以前一样无话不谈。但这次鲍君甫有些为难了，因为杨剑虹的特务工作性质是反共，和自己的在对立面的，这是鲍君甫不能接受的。
因为在鲍君甫的心中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比起友情更加的重要，因此他立马找到了陈养山，当即就将杨剑虹跟他说的一些特务活动都说了出来，此事过后，陈养山认识到鲍君甫是一个很正义感的人，于是他便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陈赓。
当时经历“412”政变后，上海党组织常常会遭到破坏，为了应对当前的恶劣局势，中央特科正式成立，陈赓则担任情报科科长。因为成立不久的原因，情报来源非常有限，这对他们的地下工作非常不利，情报科最需要的就是一名内线情报员。
刚好这个时候陈养山向他介绍了鲍君甫这个人，陈赓在详细询问了鲍君甫的情况之后，便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而现在的鲍君甫已经是国民党特工系统的高级干部了，并且因为其的才能，也被大家称之为“难得的人才”。
我党这边正在为无法打入国民党特工高层内部而发愁，就连周恩来也十分的重视这件事情，在得知鲍君甫这号人之后，当即决定由陈赓与鲍君甫单线联系。
1928年5月初，
陈赓和鲍君甫取得了联系并在一家咖啡店会面，二人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交流。在此次会谈中，鲍君甫表明了自己和杨剑虹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自己是国民党高级特务的事情进行了一番简述。
对于鲍君甫的这波操作，陈赓很通情达理地表示：
我完全理解你目前的处境，也相信你的为人。我支持你跟着杨剑虹干调查科的工作，也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良好的联系，最好也可以和法租界的巡捕房获取友好的合作关系，这样会更加利于我们展开工作。
陈赓对鲍君甫提出的要求，他欣然同意了之后，又提出自己在工作上可能会需要一些钱，陈赓听后立即递给了鲍君甫一根金条，甚至还答应他以后每个月自己都会给他300光洋。让他哥国民党建立更深远的关系。
后来，中央特科又考虑到
鲍君甫经常要陪同陈立夫、张道藩等中统大特务，出入公安局和巡捕房，因此中央特科还特意给鲍君甫整了一辆小汽车，让鲍君甫更有利于开展工作。因此张道藩每次到上海都是鲍君甫出面接待。当然了这都是后话！
随后，鲍君甫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以后杨剑虹向他索要中共情报，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陈赓让他尽管放心，只要他需要自己以后会不断地向他提供中共党内的文件以及各种机关刊物，肯定不会让他为难的。就这样，鲍君甫成为了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位“
双面特工
”，且成为中共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能力“通天”的鲍君甫
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鲍君甫的工作，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陈赓在中共的宣传片和公开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大的党内文件印发之前，都先交给了鲍君甫，用来当他上交给国民党特务科的情报内容。
甚至有的时候，陈赓还会故意制造假机关、假情报，让鲍君甫带着人去“破获”，他和鲍君甫主演的这场戏，成功地迷惑了敌人的眼睛。而且这些专门为敌人准备的情报，也让鲍君甫在中统那里混得是风生水起，任谁见了他都非常的尊敬。
就这样在鲍君甫成为了当时上海国民党警察系统中，“能力通天”的大人物，就算后来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主任换了好几个，对于鲍君甫而言没有一点影响，不管是谁来当领导，鲍君甫都能凭借自己的能力站稳脚。
1930年，国民党调查科为了收集更多的情报，因此要扩大活动的范围。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派出特派员，这些特派员身上都配有电台。
就在这个时候杨剑虹畏罪自杀了，中统在上海一时间群龙无首。在杨剑虹死后，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开始重用鲍君甫，他这些年的能力也被调查科的主任看在眼里，因此对鲍君甫更多的是栽培的想法。
同年10月，
鲍君甫经过陈立夫和张道藩的轮番举荐，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就这样他成为了国民党在上海特务机关的最高的负责人。我党这边抓住机会，特地为他准备了情报，作为他向上邀功的资本，让他更受国民党内部的重视。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还特地安排了一些机关，让鲍君甫率员去破获，一般都是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团员，就会让他去逮捕，既解决了我党的顾虑，也能够帮助他有更好的上升空间，一举两得。
就这样，鲍君甫得到重用，一般上海只要有大案子，上级都会交给鲍君甫去处理，对他极其的信任。因为他的关系，我党掌握了国民党许多重要的情报，因此陈赓在谈判的时候都说：“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特务，实际上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单凭这些就足以证明鲍君甫对我党做出的贡献不作假！
1930年，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黄第洪从苏联留学回来，本来中央是要将他分配到江西苏区的。但是因为黄第洪已经适应了在苏联舒服的日子，不想到苏区过艰苦的日子。再加上他已经被“白色恐怖”吓坏了，打心里就不想接触我党。
于是，
黄第洪起了歪心思，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给蒋介石写信，信中大致的内容是：
我愿意脱离中共，归顺蒋校长，请校长接见，尽量避开让旁人。我回到上海后就直接在周恩来手下工作，近期会和周恩来见面，我可以协助你们抓周恩来。
老蒋看到这封信之后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一直坚信“
自己人打自己人
”的策略，
黄第洪就是送上门的“底牌”。于是，蒋介石立即将这件事情交给亲信陈立夫去办，而陈立夫直接交给中统的老大徐恩曾去办。这种事情徐恩曾怎么可能会自己亲手办？果不其然，最后这个事情还是交到了鲍君甫的手上。
鲍君甫得知此事之后，知道此事事态严重，当即就把
黄第洪的向老蒋投诚的事情上报给了中央特科。此事牵扯众多，中央特科也不敢怠慢，直接将这件事报告给周恩来。
没隔多久，黄第洪就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约周恩来在先施公司旁边的邮电局见面。
黄第洪怕周恩来不来，因此还声称自己有中共党员在苏联留学的重要情报汇报，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表示自己一定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全部力量。就想知道黄第洪写这封信的时候，羞不羞愧，在苏联留学多年没学会“忠心”二字，反而将“小人”诠释得有鼻子有眼！
看到这封信后的周恩来非常的失望，自己寄予厚望的人居然会如此反水，于是周恩来决定给黄第洪来一个将计就计，好好教教他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当即就答应了会与黄第洪准时赴约，同时对我党地下小组下达指示：伺机镇压黄第洪，不要让他跑了。
到了赴约那天，黄第洪并没有去赴约，因为黄第洪知道周恩来一向办事谨慎，这么轻易就答应赴约其中必定有诈。也是做贼心虚的黄第洪为了躲避我党的追捕，不断变换住址。可是，黄第洪的反水是对中共机关最大的威胁，必须尽快铲除永绝祸患。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调查科终于找到了黄第洪的住址，并且迅速将他解决了。在处理黄第洪这一事中，鲍君甫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鲍君甫对我党的忠诚和贡献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当即选择了投敌。顾顺章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大部分机密，对于鲍君甫这号人物也是略有耳闻，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张底牌。于是他坚持要到南京和老蒋当面陈述。
在这个危急时刻，还好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一名红色特工钱壮飞将顾顺章投敌的消息告知了中共中央，中共特科当即安排转移，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鲍君甫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当时，陈赓找到鲍君甫，告诉他顾顺章已经投敌，叫他尽快去外地躲一躲。鲍君甫听后，摇了摇头说道：“王庸（陈赓化名），你真够朋友，危难之时没忘记我。但我自恃有张道藩这把保护伞，对付顾顺章还不是大问题，我不会外出躲避的”。
陈赓只能叮嘱道：“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的话，就要有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胜利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你的。”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就被顾顺章出卖而被捕，关押在南京瞻园路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的那段时间里，鲍君甫没有出卖组织一点信息，而是一直咬住顾顺章诬陷好人。 经过半年的调查，他们在鲍君甫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线索，陈立夫授意张道藩将鲍君甫保释出去了。
在狱中这半年里鲍君甫吃了不少苦头，就连他的牙齿都被打掉了，出狱后的他与之前大有不同，他变得小心谨慎，甚至不敢与组织联系。后来在陈立夫的关照下，他担任了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中央感化院院长等职务。
1940年，生活困难的鲍君甫托朋友为他谋得感化院训导员的差事，他因为能力出众被提升为感化院训导主任。在抗战胜利后，由于鲍君甫并未担任重要伪职，并且还帮助过一些抗日分子，所以没有被国民政府追究。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他沦落为街头小贩，靠卖点茶水和烟为生。
1950年10月，镇反运动开始，鲍君甫被抓捕归案。就当法院准备对其重判时，陈赓的证明信救了他。但南京市法院研究后还是决定判处管制一年，随后将他释放。
1954年，一场大病花光了鲍君甫所有的积蓄，他的生活已经过不下去了，没办法只能给陈赓、李克农写信求助。李克农得知情况后，立即给公安部写信，提议由南京市公安局对杨登瀛进行适当照顾。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在痛苦中逝去。他的事迹在总参谋部编撰的《陈赓传记》中有较高评价，这也算是历史对他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