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不作为的皇帝，具体而言之，就是明英宗以后的皇帝，包括明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和思宗。英宗朝开始出现宦官专权，加上“土木之变”，明朝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土木之变”标志明朝由盛转衰，此时明朝已经建国八十余年，是整个王朝276年统治时间中三分之一历程。此后明朝历任皇帝与前期皇帝迥异，沉迷享乐，不问国事。
在皇权社会里，皇帝沉迷酒色都不算大问题，大多数皇帝都善于用面具伪装，通过宗教仪式欺骗民众，获得民心，巩固统治。但明朝皇帝并不愿戴上这一面具，屈服于礼仪制度规范或人们的意愿。他们纷纷选择自己中意的生活方式，因而在皇帝角色的扮演过程中表现极差。
中后期的皇帝几乎都偏离正常的轨道，走上歪路，不是荒君，就是昏君，或者纵君，或者暴君，没有一个值得称道。他们即位之初尚在外人尤其是官员面前带上虚伪的面具，装扮成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却终究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觉，不能持之以恒，很快就露出真面目。
明代中后期出不了明君，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视
政务为累赘，荒政怠政现象突出。
勤于政务对皇帝有特殊的意义。只要君主勤于政务，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或多或少都能解决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有利于治道。勤政是皇帝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规范，太祖、成祖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勤政的重要意义。
明太祖“鸡鸣天子下床梯”，“午夜披衣不厌劳”。开国皇帝和王朝前期的诸位皇帝多感立国和治国的不易，同时具有强烈的掌控全局的权力欲望，他们从中获得的治国成就感和权力运作的快慰感，足以弥补其巨大的付出。
但王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养于深宫，既无法感知前人对于打江山与坐江山的那份情感，又畏惧艰辛，厌恶繁杂的政务。因而，荒政怠政也便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如精力异常旺盛的武宗在正德元年就开始“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防误政事，白天日高数丈仍不肯上朝。类似情形在明朝皇帝中绝非仅见。他们不仅没有坚持祖训的“勤政”条令，反而表现出相当的慵懒昏聩，荒于政务，无意朝政。
第二，懈怠“敬天”职责，经常遣人代行，视为儿戏。
“敬天”，祭天祀地等一系列沟通神人的典礼活动是最能体现皇帝宗教职能和礼仪性功能的仪式。历代统治者无不倍加重视，力图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圣的宗教外衣。明代祭祀的名目之繁多，规格之细致，活动之频繁，在中国各代王朝中颇为突出。
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十分注重通过各种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将天子意识不断强化、推广于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施行礼乐教化，并要求皇帝在亲祭（天地、太庙、社稷、山川诸神皆天子亲祀）的宗教活动中，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正心诚意。在整个祭祀过程中，皇帝除了虔诚祭拜神灵外，心中不容有其他任何杂念。太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戒饬百官。太祖希望所有的人都重视祭祀活动，修身养性，不得有丝毫差错。
然而，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显然没有早期皇帝的虔诚与敬业，他们经常遣人代行。武宗在其后期统治中四处巡游，无法参加许多重要的庆典活动，改派官员代行，或将日期延后。本来十分庄重严肃、需要皇帝精诚配合的祭祀活动，却因皇帝的轻漫而趋于儿戏化。
世宗原本十分注重整理传统礼仪制度规范，但在“大礼议”之争胜利后，反而不再重视各种礼仪的执行。他终日隐居深宫，修道炼丹，祈求长生不老，较少出席朝廷的各种庆典仪式，只是派遣亲信或者宠臣代行祭祀。群臣纷纷上书反对，提出抗议。文武百官逐渐接受皇帝亲祀项目遣官代行的做法，不再劝谏、抗争，听之任之。
至于明神宗更是借口身体不适、行动不便，使遣官代行成为常态。在关于光宗、熹宗朝祭祀的记载中，大臣和皇帝也经常产生分歧，劝谏无数。
第三，沉溺于物质享受，无视国君的职责，只享受权利，忽视义务。
明成祖在《太宗宝训》中告诫后世君王要“信以服众，仁以抚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发，非正道不履。亲仁贤，远奸佞，节嗜欲，戒荒暴，振纲纪，别淑匿，明赏罚”。但明朝的这些“无为皇帝”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耽迷酒色、淫荒无耻、荒怠政务、拒绝纳谏、重用奸佞、残害忠良，致使经济凋敝、生灵涂炭。他们将自己所承担的国家职责、政治使命完全抛掷脑后，视朝政国事为儿戏，最终成为其身份、角色的叛逆者。
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务本位主义”将“忠孝视为不可分割的人伦”。即使口含天宪、至高无上的君王也得承认、贯彻执行一国之君的职责与义务，不能不向强大的伦理规范低头。但是明朝“问题皇帝”们并没有屈服，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在明朝这个独特的环境中尽可能地扩展个人空间，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为自己谋利，突破制度规范的局限，使皇帝那些不为传统社会认可的属于隐性的“私”、“阴”范畴的事务显性化。
明代皇帝在世俗享受方面充分展示了各自独特的癖好：宪宗常年不上朝，沉迷于戏剧之中；武宗更喜欢驰骋疆场，历览北国风光、江南秀景，随心所欲，快意人生；而世宗则隐居于皇宫狭小的一隅——西苑，日日斋戒修炼，尽享清静无为之美；熹宗虽从事最低贱的匠艺活计，却从中得到无穷乐趣，日日营作，乐此不疲。
第四，对情爱痴迷执着，为情所困而乱家国者屡屡出现。
与政治上的无为形成鲜明对比，明朝皇帝重视情爱，十分执着。为了宠妃爱妾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反目成仇。历来人们认为，红颜祸水，祸国殃民。古制祖训要求皇帝正宫闱，严妻妾之防，反对皇帝专情于一人。皇帝本人在后宫三千佳丽的环绕下，风流成性，较少钟情于一人。
然而，从明初开始，太祖、成祖为了纪念他们的发妻马皇后和徐皇后，在其去世后誓不再立皇后，让后位虚悬，以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后皇帝的做法十分极端，他们宠爱、维护的对象不再是正位中宫、母仪天下的皇后，而是宠妃爱妾，甚至乳母侍女，为之不惜与皇后反目成仇，与朝中文武百官抗衡。他们为博红颜一笑而弃祖宗万世基业、大明江山于不顾。
宣宗为册立孙贵妃为后，费尽心机，不惜以退位相威胁，迫使皇太后和文武百官屈服。其后又授意大臣劝胡皇后逊位让贤，胡皇后实际上是无辜被废，令人齿寒。宣宗可谓开了此风之先河。宪宗最为痴情，深深爱着万贵妃这个比自己大19岁的女人，容忍了她在后宫的飞扬跋扈，容忍了她对其他妃嫔犯下的罪行。即使她令他没有子嗣，仍将所有的感情倾注在她一人身上。万贵妃逝去数日后，哀伤不已的宪宗也随即去世。
孝宗一生钟情于张皇后一人，很少宠幸其他妃子。武宗在藩王谋反叛乱的危险时刻，置生死安危于不顾，孤身一人乘扁舟迎接刘良女。出身贱籍的她以“威武大将军”夫人身份陪伴他巡幸大江南北，享受皇后嫔妃都无法得到的尊荣。性格相对懦弱的神宗深爱郑贵妃，费尽心机谋立爱妃之子为储君，不惜虚悬储位19年，被迫册立太子后又冷落太子19年，与文武百官冷战数十年。
这些明朝皇帝沉溺于情感，为后妃、女色误国，无视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角色地位，淡忘了自己的身份。在皇宫这个最缺乏感情的世界里追寻着自己的感情，将情感生活发展到痴迷乖谬的地步，从而使自己的个人生活、个人行为形同游戏。
结语
总之，明代后期的皇帝都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过分贪财或好色也属其列。他们普遍缺乏自制力，又自视过高，听不进不同意见，骄奢淫逸，不问国事，对国家、社会缺乏责任心，对美女醇酒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治国的兴趣。
他们千方百计地挣脱制度与角色的规范，无视自己行政首脑与宗教道德化身的身份，无视文官的劝谏，一意孤行。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生活，置王国命运于不顾，只关注“自我”的满意程度，尽情享乐。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实践行为，与贤君明主的要求、规范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