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未知 追本溯源
2021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1月11日，第二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在山西考古博物馆举行，经过专家和媒体投票，6个考古项目从12个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21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
2021年，可谓“考古年”。
这一年，是中国考古史上一个关键节点：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年……
这一年，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山西，考古人用最质朴的情怀，不负韶华，捧出一个个考古重要发现，吸引着世人惊喜的目光：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太原镇城仰韶文化遗址、大同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临汾霍州千佛崖、太原明代藩王墓……而在此之前，山西曲沃北白鹅两周墓地的最新考古，已经早早“飞进”全国十大考古新闻！
这，是山西考古的高光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文物工作非常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在2021年10月举行的山西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林武指出，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
投身桑田探未知，叩问苍穹溯本源。
山西考古人，以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2021年度答卷！
专访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
用考古新发现，展现山西考古的温度
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
历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考古界的“奥斯卡奖”，而于2020年开始在“第一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推出的“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奖项，成了山西考古界冲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前的“选拔赛”。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奖项对年度山西考古的全面梳理、总结和提升，对推动山西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月11日，第二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如约而至，论坛举办之际，山西晚报记者专访了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
山西晚报记者：作为本次论坛的发起方之一，山西省考古学会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以及意义有哪些？
王晓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极为重视，特别是2020年“9· 28”讲话、2021年“10·17”贺信精神，将考古工作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让广大考古工作者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总书记明确要求，要继续探索未知，追本溯源，加强考古成果和历史成果的传播。我们从去年开始，依托山西省考古学会这个平台，联合山西晚报，尝试举办了首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无论业界还是社会大众反响都很热烈，对宣传山西考古成果、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激发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热情等，都起到了非常好的引导作用。为进一步通过这样的活动，落实好提高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要求，我们经过精心准备，延续举办了第二届“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
山西晚报记者：纵观近年来的考古项目，科技考古的比重逐渐增大，山西科技考古也一直在探索，并取得很多成果，甚至在考古原址建起地下实验室。这些年科技考古给我们山西考古带来了哪些突破？
王晓毅：近年来，坚持和发展科技考古，是我们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挖掘、整理及阐释，实证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年来，科技考古主要给山西考古带来了以下三方面的突破：
研究广度有突破。一是加强了冶金、陶瓷、动物、植物、人骨考古及残留物分析等科技考古研究，初步建立了科技标本库和科学分析数据库，深化了出土文物材料与工艺的科学认知；二是广泛采用三维扫描、延时摄影、全景影像、高光谱及微型气象站等技术手段，全方位高质量记录整个发掘过程，为后期的研究展示利用提供了支撑。
科研平台有突破。一是探索在考古发掘现场建设实验室，第一时间对出土文物的材质、病害及相关残留物进行采集分析，深化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研究和提升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水平；二是加强多学科协作研究平台建设，“科技考古科研基地”已获批成为山西省文物局首批科研基地，正在积极争取建设“科技考古省级重点实验室”。
标准建设有突破。一是在省市监局和省文物局文物科技处支持下，将科技考古相关标准纳入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体系；二是积极争取地方标准立项，目前共有3项科技考古相关标准获省市监局立项，《出土青铜器科技信息提取规范标本采集》已被批准发布。
山西晚报记者：考古成就的取得，人的因素很重要。2021年，山西省文物局号召全系统学习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田建文献身考古、扎根基层的精神。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王晓毅：在田建文研究员的身上，体现的是上世纪80年代热血青年的赤子之心和崇高追求，他们有着初心不改、建设家乡的政治本色；有着归心田野、勇挑重担的责任担当；有着醉心学术、直面问题的事业情怀。和很多考古工作者不同的是，选择考古是田建文最初的梦想，从事考古工作则是他最大的追求，在这一理想信念的支撑下，1984年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从北京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坚持要去考古所工作，用毕生所学去建设自己的家乡，践行自己作为一名考古人的赤子之心。
这个时代是考古学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一系列新问题凸显在大家面前，冲锋的号角早已吹响，不进则退。面对的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形势类似，大量有志之士投身考古事业，各个领域都在加速前进中，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各种难题总会不期而来，不经意间也会生出些许的迷茫，这个时候更应该看看那些勇立桥头的长者，看看他们走过的岁月，从中寻找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道路和方向。
田建文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谨言慎行，虚心向学，从发现中找问题，向客观资料要答案，用事实说话，这是做学问的王道，也是“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和“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的准绳。遵循着这条基本原则，很多像田建文研究员一样的学者，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和课题意识，做好个人学术规划，紧跟时代步伐，扩展研究视野，在自己关心的领域做出了卓有建树的成就。
山西晚报记者：对2022年的山西考古，您有哪些预判？
王晓毅：2022年，山西考古将继续围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石窟寺考古、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考古中国·中华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大课题，加大田野考证力度，积极服务于全省基本建设工作，以学术为牵引，突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基本理念，发扬艰苦奋斗、严谨求实、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我们相信2022年的山西考古也将更加精彩。
山西晚报记者：本次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之后，山西省“十三五”考古成果展也即将开展，展览名称非常有新意，名为“考古的温度”。用“温度”这个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王晓毅：“温”本义为暖，甲骨之“温”形如人在蒸汽四起的容器中沐浴，意即温暖。近年，以“温”字取义的“温度”一词成为一个热搜词汇，“国家温度”“民国温度”“城市的温度”“词语的温度”“有温度的教育”“有温度的语言”等等，一时间层出不穷，成为顺应时代、回归理性的人文思潮，其潜在要义就是返璞归真，崇尚人本主义，从内心去理解人、尊重人，做良心活干放心事。
何为考古的温度，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重要文章指出：“广大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
这就是考古的温度，考古人内心那份最纯真的情怀，情怀来源于故事，植根于信念，凭着这份坚持，“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山西考古发端于西阴遗址的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的重要起步地，山西考古人秉持中国考古之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爬沟过坎，叩问黄土，冒风雪顶烈日，迎朝阳走四方，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欢歌笑语，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为中国考古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晋南到雁北，从吕梁到太行，都留下了他们温暖的身影。正如展览开篇所言：
考古人
常常游走在冷暖之间
想方设法收集着古人遗留的铢两分寸
孜孜不倦思索着日月星辰照耀过的岁月痕迹
希望能从黄土中寻找到先祖的踪影……
（按时代早晚为序排名）
太原尖草坪镇城新石器时代遗址
临汾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运城垣曲北白鹅两周墓地
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
临汾霍州千佛崖遗址
太原小店区明代藩王墓
6大入围项目同样精彩
12个考古项目中，有6个项目跻身“重要考古发现”，也有6个项目遗憾落选，但就我省考古工作来说，它们同样卓越且精彩。
临汾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
丁村遗址54:102地点位于襄汾县新城镇丁村，本次发掘总面积80平方米，发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本次发掘完整揭示了丁村遗址典型地层剖面，发现了“丁村组”的侵蚀面，对解决“丁村组”年代争议、研究遗址的沉积环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晋城泽州下町新石器时代遗址
泽州下町遗址位于泽州县周村镇下町村。该遗址较为丰富的龙山时期遗存，填补了晋城地区龙山时期遗存考古空白，对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明晰文化性质、了解晋东南地区在龙山时代文化互动与整合中的角色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出土遗物初步分析，应是陶寺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强烈影响下的地方文化类型。这是晋东南史前考古的重要突破。
临汾洪洞西孔村宋元墓地
洪洞西孔村宋元墓地位于洪洞县甘亭镇西孔村。通过出土的买地券信息证实，墓葬区域为东孔村郭氏祖茔之地。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洪洞县发生了我国文字记载的第一个8级大地震，郭氏后人来此祭祖，看到祖坟受损重新修筑。本次考古发现对研究元代洪洞地震、我国古代宗法社会祖宗崇拜的礼制秩序有重大意义。对M33实施的墓葬整体搬迁工作，为我省今后的同类型墓葬保护搬迁工作，提供了一次成功的案例，积累了重要的实战经验。
阳泉盂县金代壁画墓
盂县泥河金墓位于盂县秀水镇泥河村。该墓室壁画没有程式化的孝行宴饮等内容，而是以婴戏、福禄等祥瑞图案为主。墓内尸骨和火葬组合的多人合葬家庭观念，进一步丰富了对金代晋东山地家族信仰的认识。在发掘中采用全链条的作业方式，一年内完成了基础发掘、壁画清洗与揭取、墓葬搬迁、精细化修复、资料整理、报告编写和发表工作，创造了这类单体墓葬全链条快速作业的新范式。
长治潞州区明代壁画墓
潞州区明代壁画墓位于长治市高新区西环路。该墓葬为明代早期家族墓葬，从保存较好的墓室结构、砖雕、壁画以及丰富的出土器物，反映了时人“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长幼有序的伦理观、日月星辰的宇宙观，以及以血缘和婚姻为基础的一种族墓制度和葬俗文化，为研究同时期、同地区墓葬制度以及明早期古代建筑增加了信息和材料。
晋中开发区弓村寿圣寺建筑基址
弓村寿圣寺建筑基址位于晋中市开发区。该建筑基址的发掘，完整地揭露出弓村寿圣寺平面布局，是近年来首次发掘的地层清晰、布局较为完整清楚的寺庙建筑遗址，为研究晋中地区清至民国时期寿圣寺营造、发展历史以及宗教民俗文化增加了一批实物资料。
太原镇城村：
5500年前，古人在太原的“家”
发掘单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裴静蓉
主要参加人
冀瑞宝
镇城遗址出土的瓷器。
太原，太，同“大”。原，“广平曰原”，望文生义，太原就是一块大平原。于是，很久很久以前，“前”到十万年那么久，太原就有先民繁衍蕃息。
学术上的说法，把这段历史称之为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再发展，就到了新石器时代，先民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劳作生活。2021年，我省考古工作者从太原市国科大材料能源学院附属中小学建设项目施工区域内，发现一处距今有55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这是近年来，太原盆地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史前聚落，也是迄今为止，太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在这片遗址中，发现了不少陶器，也发现了当时独有的“五边形”房屋建筑基址，可以说5500多年前，在太原这片土地上，古人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早的“家”。
镇城遗存，再现古人生活痕迹
遗址位置，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柏板乡镇城村。这儿地处长梁背山山前的冲积扇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但也算平缓，西南大约5里是汾河，东北大约3里是柏板河，不远不近，既无水患之扰，又能供日常生活——文明总是伴水而生，此处也不会例外。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在遗址内共发掘仰韶时期灰坑98座，陶窑11座，房址2座；明清墓葬6座，出土了大量陶片以及石器、骨器、兽骨等。其中，陶片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白陶仅见1件，据此复原出了彩陶罐、红陶素面敛口钵、灰陶碗、灰陶罐、白陶器座等。陶器多为手制加慢轮修整，素面，少数红陶上施黑彩，图案以圆点、直线、弧边三角、网格纹、刻划纹为主。这是考古学家们判断时代的重要依据，并据此判断此处遗址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遗存。
在本次考古发现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发现了古人居住的房屋，一间只有32平方米的“蜗居”，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半地穴式，平面略呈五边形。墙壁和地面被火烧过，所以显得很坚硬，这样做能减少潮湿，也稍微能避免滋生蚊虫。地面上有三排孔洞，考古学家没有发现明显的木柱痕迹，但除非要支撑屋顶，也想不出来别的作用。就在这里面出土了许多陶片，考古学家们辨别出来的有陶釜、陶罐、陶钵、尖底瓶等物，所以，这便是此间主人的“起居室”了。
房屋南边发现了一个圆形灶坑，直径约1米，深0.5米，灶坑壁面为坚硬的红烧土，底部平整，有青灰色烧结面。灶坑东南边有直径0.3米的烟道与其底部相通，壁面也为红烧土。此处也出土了许多红陶片，分辨出来的有陶钵和尖底瓶，在烟道近灶坑处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灰陶罐。
考古学家们还在这儿发掘出了一些器物，石刀、石斧、研磨器、骨锥、陶纺轮等，他们推测，这时的社会形态处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阶段，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此处的主人过得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汲水而饮，炊釜而食，纺织而衣，掘穴而眠，仰可观星汉之壮，俯可见山川之美，很像中国第一首诗中说的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两具灰坑内人骨，将时光转向“义井”
房屋遗址的发现，让我们畅想了美好的田园生活。但是古人的生活真的如此悠哉吗？据考证，仰韶文化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不过二十四五岁，疾病、战争、野兽、自然灾害等均是夺走古人生命的不可抗力。当然，也由此留下了很多疑问。
在此次遗址考古发现中，在房屋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两具尸骨。据该项目负责人、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裴静蓉介绍，一具是年约28岁的成年男子，一具是6-7岁的女童，男子俯身而卧，左臂置于身侧，右臂置于背后，下肢交叉，似有捆绑的痕迹。女童侧身置于男子腿部，上肢置于头部，下肢微屈。两具尸骨呈“十”字摆放。值得关注的是，尸骨被发现在灰坑，也就是垃圾坑内而非墓葬中，虽然有些陶片、猪骨之类，但一眼可见并非陪葬品。
所以，我们初步推测，这两具尸骨可能是被杀害之后专门丢弃的。这是仅有的信息，但带给人们的疑问更多——这两具尸骨是否有血缘关系？如果没有，为什么被一同杀死？
在项目汇报中，裴静蓉透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C14年代测定，这两具人骨所存在的年代大概在5000年前，为仰韶文化晚期，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太原正处于“义井文化”时期。
我省著名考古学家田建文曾经介绍，“义井文化”的提出，是山西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义井彩陶的出土，是其他地区少见的现象。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也说过，“在远古时期，创造了‘义井文化’的义井人，是远道而来的使用着‘西阴文化’的‘镇城人’的后裔。”
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人骨进行同位素测定和DNA检测，不久之后的研究成果或许能提供给我们一些答案。
镇城人，到底来自何方？
镇城遗址是太原市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仰韶时期房址，居住的人可能是太原市第一批居民：“原住民”“老太原人”。
那么镇城人到底来自何方呢？
田建文先生曾针对镇城遗址的相关内容做过系列报告，他立足山西，深入探讨过此问题。
首先，在灵石口以北的晋中盆地，包括吕梁山在内，发现距今6000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仅仅是祁县梁村、太谷上土河、娄烦童子崖、离石吉家村和后赵等遗址，但目前还难以跟镇城人挂上钩。翼城县枣园遗址，考古人识别出了“枣园文化”，距今7000年至6400年，分布于晋南、豫西、陕东。枣园文化中的陶器，除了双唇壶、双唇瓶、盆、钵、夹砂罐之外，还有陶鼎，意味着这支文化要到太行山以东，首先产生陶鼎的地方，去寻找它的老家。“枣园人”的祖先从太行山以东到晋南，太原东、西两山不敢说是必经之地，起码可以说是有可能路过。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5年11月在侯马“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曾提出，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地区连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再向东北与辽西老哈河、大凌河流域连接，形成了“Y”字形的文化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又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这就是考古学界熟知的“Y”字形文化带。为此，苏先生还做了一首《晋文化颂》的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古老的镇城人，就在这一条“文化带”上，起到了“纽带”的作用。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宿命，这批古人最终选择了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生存生活。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太原。
5500年前的房屋建筑基址。
专家点评
考古学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王炜林
镇城遗址非常重要。在距今约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国实现了文化上的第一次“大一统”，人们称其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这个时期，汾河流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庙底沟文化时期以华山为中心，向四周扩张，尤其是向北、向东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太原盆地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支点。
庙底沟时期除了彩陶以外，还有最典型的尖底瓶，苏秉琦先生在1965年时就非常关注花瓣纹彩陶和重唇口尖底瓶。通过这几年的考古发现，还找到了庙底沟最具特征的五边形房子。这几种东西，都在镇城遗址发现。而且，庙底沟文化在北扩的过程中，在河套地区形成了白泥窖文化，还有一支向东北和红山文化进行了碰撞，这就是苏秉琦先生多次强调的“Y”字形文化交汇带。
镇城遗址出土的陶片。
镇城遗址的发现，对南北文化互动做了阐释。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以太原“义井”命名的文化，现在的研究观点基本上认为它和仰韶文化对峙。在镇城遗址，这两种文化都看到了。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以后需要探索的。
总体上来说，镇城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陶寺遗址：
西风残照，谁家陵阙
宫殿基址考古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临汾市陶寺遗址管理中心
高江涛
何努、田建文
1号宫殿基址
陶寺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从1958年文物普查发现、1978年正式发掘，43年来，取得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为书写和实证中华文明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陶寺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截止到遗址发掘之时）最早的朱书文字、最古老的乐器鼍鼓和铜铃、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龙图腾、黄河中游史前规模最大的墓地、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以及超大型史前城址等。考古学家称陶寺遗址为中国史前要素最完备的都城，而现在，很多人也相信，陶寺，正是传说中尧舜两位圣王的都城——这儿，就是最早中国诞生的地方。
本次成功入围的“陶寺遗址宫殿基址考古项目”，主要以大型夯土建筑1号宫殿基址为主要特点，这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其主殿D1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总之，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考古突破，全面揭露1号宫殿基址
自2013年至2017年，历时5年的发掘逐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十三五”期间，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在该项目的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于2018年开始持续对宫城内的最大夯土建筑基址IFJT3（现更改为1号宫殿基址）进行发掘。
2021年3月至7月，考古队较为全面地揭露了1号宫殿基址，基本弄清了1号宫殿基址的规模、四至、堆积、年代、布局结构，对性质有了初步的了解。
1号宫殿位于陶寺遗址宫城内地势略高的东南部，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84米，东西宽76.5米，面积近65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四千年历史的风烟吹过，化用一首小令便是“伤心尧舜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宫殿早已无法得见原貌，仅余其基础部分映照着冬日的斜阳。基址之上发现有明确的宫室建筑1座（编号D1）、疑似宫室建筑1座、房址3座等重要建筑，另有大量灰坑以及人头骨坑H235与水井H236等。
这座D1殿堂坐北朝南，前后两进，东西面阔七间，长约26.8米，宽20.3米，总面积540余平方米，作为一种对照，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是2377平方米。虽然不到太和殿四分之一，体量上少了许多，但那毕竟是四千年前的建筑，古人能做到那个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实际上，它也是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D1殿堂以东两米处，还发现了一座面积约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东南又有面积四五十平方米的小型房址两座，它们都为D1殿堂的附属建筑，功用都不太明确，发掘的考古学家有些猜测，但下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或许，先进的政治文明从陶寺漫延
陶寺遗址是传说里伟大帝王尧舜的都城。如果传说为真的话，那么陶寺遗址早期应该是尧的都城，中期则属于舜。还可以说，在陶寺遗址，中国完成了从邦国时代到王国时代的转变，“尧”和“舜”的部族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日渐强盛，其首领权力不断加强，先进的政治文明从陶寺伸出，漫延向中原、华东广袤的疆土，开启广域王权国家的先声。
1号宫殿兴建时代正在陶寺遗址中期，是朝会布令的殿堂还是祭祀天地祖先的庙宇，因为缺少更确凿的证据，考古学家并不愿意下定论。不过早先的发掘，已经在王族墓地附近发现了一个祭祀区，我们姑且当他是殿堂——也就是陶寺时代的“太和殿”吧。遥想当年，伟大的王在臣仆的簇拥下，接见着来自各方国的首领。他们从没有见过这般广阔雄伟的殿堂，所以无不拜服在王的御座之下。这让王更加志得意满，相信自己的统治会像这殿堂一样永世长存。
但历史证明，历史上从没有过千年万岁的王朝。无论是王的统治还是殿堂，“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终究成为历史的一声叹息。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的考察，已经得知，在陶寺时代晚期，一场暴乱席卷了整个都城，历代先王的“陵寝”被盗掘，供奉祖先的宗庙被推毁，象征着庄严王权和祭祀祖先英灵的珍贵礼器被随意丢弃，贵人们在惊恐中被杀害，甚至遭受巨大的屈辱，尸骨层层叠压，分辨不出来谁更高贵。具体的景象难以复原，而唐朝诗人韦庄描述黄巢攻进长安的诗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点：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学界对这场暴乱有两种推测，一种是外来侵略，矛头指向现在陕西榆林石峁遗址的部族，这个部族从西北而来，渡黄河，跨吕梁，攻灭了陶寺，建起了自己的王朝，这也许正是舜禹禅让背后血淋淋的真相；一种是底层起义，陶寺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压榨，终于点燃了底层的怒火，坚固的城墙和巍峨的宫殿在这股怒火前不值一提。这场报复性的暴乱摧毁了一切，从此，雄踞数百年的陶寺古都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被层层黄土所掩盖，直到四千年之后的考古学家靠断壁残垣和碎陶碎瓦来复原那一切。
陶寺遗址中的首例，房址堆积中发现鳄鱼骨板
此次考古发掘工作中，虽然发现了仅存不多的遗物，却也令四千年之后的我们惊叹以及不解。
在1号宫殿基址表界面上出土一件铜璧形器，形似玉璧，器体带有内外两圈28个小长方形镂空，形制特殊，史前罕见，发掘领队高江涛说是“孤例”，所以它是礼器还是饰品，或二者兼有，都不能下定论。在宫殿内，还发现了鳄鱼骨板，以往鳄鱼骨板大多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多是随葬鼍鼓的遗留，房址堆积中发现鳄鱼骨板在陶寺遗址尚属首例，它是做什么的？考古学家们也只能猜测到是某种工具，具体功用还不敢断言。
古希腊有位哲人说，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越多。这句话用在考古上也是贴切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很多东西，确实解决了我们的许多疑惑。然而，这些东西带来的问题更多，以至于我们只能用想象去填补空白。
1号宫殿基址附近发现了一个人骨坑，被编号为H235。人骨坑里有10个人头骨以及个别颈椎骨，判断是青壮年，男女皆有，骨上明显可见方形或圆形创伤孔，表明死于有意的屠杀。人骨坑的年代是陶寺晚期，且晚于那场令陶寺毁灭的暴乱。然而，那时候，陶寺被毁，丧失王城地位，夏禹在阳城（位于今天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重建了自己的国都，什么人会在旧日的王宫之外被杀呢？
历史不会重复，但却能惊人地相似。古时候王朝更易之际，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大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旧王朝崩塌，王室贵族们尽管有如丧家之犬，在旧都惶恐度日，但新王朝并不放心这些“前朝余孽”，本着斩草除根的目的，将他们杀掉消弭后患；另一种情况是，难免有旧王朝的后裔心怀故国，做一些类似“反清复明”的举动，这就更令新王朝难以忍受，于是故意显戮于前朝宫殿之侧以震慑人心。或许，一个绵延数百年的伟大王国，应该有些“孤臣孽子”，不会去向新主献媚，或为遗民，或为顽民，虽殒身而不悔——然而，这样的猜测太像一个严丝合缝的剧本，所以和事实必然会有出入。
历史并不总是符合逻辑，也常常没有答案，它留下的，常常是空白。就如同国画一样，墨色描绘出形象，而留白却使得画作辽远、雄浑，生发神秘的魅力。
宫室建筑内的房屋建筑基址。
鳄鱼骨板。
陶寺遗址1958年被发现，已经60多年了，在山西的考古工作中，陶寺遗址代表了“最早的中国”的考古项目，是实证中国5000年文明的非常关键的遗址。作为山西的公众和考古界，应该为陶寺加油，并向60多年来给陶寺做出贡献的几代考古人表示致敬。
陶寺遗址几十年来解决了很多问题，对遗址分布、文化分期、聚落结构、大型建筑等等，做了很多关键性的工作。作为一个都城，陶寺是最早形成了宫城和郭城双城制模式的考古发现。其他的包括石峁、良渚在内，实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宫城和郭城的功能。此次所发掘的建筑基址是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建筑夯土基址，有6000多平方米，在上面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也有500多平方米，也是最大的，这是两个“最大”。同时，辅助建筑发现了铜的构件，彩绘颜料及其研磨棒，带有白灰皮的和墙上有纹饰的房子，以及水井、人头祭祀坑，大型建筑边缘类似廊庑的建筑遗迹，中轴线布局等等，这些发现都代表中国早期宫殿的雏形。陶寺不仅对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宫殿建筑的起源也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总体上讲，陶寺遗址的发现意义非常重大，实证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
垣曲北白鹅墓地：
召公后裔 灵魂归处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垣曲县文化和旅游局
杨及耘
曹俊、贾文涛、钟龙刚、尚斌
北白鹅墓地2021年度发掘遗迹图。
北白鹅，考古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自“问世”以来，北白鹅墓地的每一次发现，都获得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先后入选“2020年度国内和国际十大考古新闻”“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2020年度山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和“2021年度国内和国际十大考古新闻”。此次再次成功入选“2021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实至名归。
2021年，北白鹅墓地又有了哪些新的考古收获？
灰坑墓葬交错混杂，或为古时居葬合一用地
北白鹅墓地位于运城市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东，北依太行牛心山，南倨黄河10公里，东去30公里至王屋山，东南距洛阳70余公里，西向垣曲县城直线30余公里。
该墓地于2017年起屡次被盗而被发现，2019年经考古调查，并结合警方收缴出自该墓地的青铜器，断定这是一处两周之际等级很高的墓葬群。由于该处遗存的重要性及保护的迫切性，2020年4月5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运城和垣曲文物部门配合，组成北白鹅墓地考古队正式进驻墓地，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至2020年12月10日，历时近8个月田野工作，共抢救性发掘墓葬9座，灰坑17座，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
2021年，北白鹅的发掘转入主动性工作，开展了调查、勘探及发掘和初步整理工作。经过初步勘探，确定了遗址分布面积为20万平方米，共勘探出墓葬217座，灰坑241座，车马坑5座，陶窑2座，由此也确定了墓地的主体遗存为两周时期墓葬、灰坑和车马坑。
在项目汇报中，该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曹俊表示，通过此次发掘，专家们对该墓地的布局和性质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墓地以数条灰沟为界，可划分为6个区，除了遗址中东部外，其余各处都有遗存分布，且以墓葬和灰坑为主。墓葬整体分布比较稀疏，大中型墓葬集中分布于墓地东南部，大型墓葬东南方向有大型车马坑陪葬。”曹俊说。
比较引人关注的是，墓地中的灰坑交错混杂在墓葬中间，而且大部分时代相同，或许有居葬合一的可能。关于居葬合一，考古学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谢尧亭说：“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们可能既在这里生活，同时也在这里埋葬。这是商人的一种习俗，但是这种习俗具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在学界是有争议的。”
另外，还发现了两座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陶窑，和墓地时代差不多，规模都比较小，但是结构很清晰，火门、火膛、窑床、火道、烟道等非常齐备，在灰坑中还发现了陶拍和支钉，这些都证明了当时这里存在制陶手工业。在曹俊看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遗址的功能并不单一，相对来说比较齐备，同时期有墓地、灰坑、陶窑等，可能是居葬合一。
不同墓葬习俗，反映出族群多样性
2021年，北白鹅墓地的考古工作者共揭露出墓葬30座，灰坑28座，车马坑2座，马坑1座，陶窑2座，实际清理完墓葬27座，灰坑26座，陶窑2座，马坑1座。出土器物40余件套，陶片10余袋，另有零星兽骨等。
据曹俊介绍，已发掘的有7座中型墓葬、20座小型墓葬，发现了3座大型墓葬，除了一座已经发掘至椁盖板以外，其他两座都还没有发掘，所以收获不多，但是发掘的那座墓葬已经暴露出铜鼎、簋、罍等青铜器，目前正在进行墓葬保护实验仓房的建设，相信以后一定会再次给人们带来惊喜。
从目前已发掘完的墓葬情况可以看出，墓葬中墓主人的头向东、西、南、北四面都有，但以北为主。“两周时期的考古学一般认为墓主人的头朝向不同的地方，代表着不同的族群。”同时，还有腰坑的习俗，在北白鹅墓地中发现了许多带有腰坑的墓葬，坑内殉狗一只或空坑，但也有很多中小型墓葬没有腰坑。
腰坑是商人的埋葬习俗，两周时期被继承和流传下来，这也反映出墓地族群的多样性。“当然，传统认为，腰坑是商人和殷遗民的葬俗，但是在以往发掘的其他族群墓葬中也有腰坑的发现，比如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黎城西关两周墓地、河南登封袁窑东周墓地等，上述墓地中西关和袁窑两处墓地皆为姬姓黎国和郑国高等级贵族墓地，大河口和横水分别为怀姓九宗的倗国和霸国高等级贵族，这些是非殷商族群也使用腰坑的实证，北白鹅也是如此，为另一处姬姓国族使用腰坑的实例。”曹俊解释道。
在项目汇报过程中，曹俊还提到，这次出土的器物风格多样，有西北戎狄的，也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说明曾经这个地方的文化交流还比较多。这可能也与北白鹅墓地的位置有关，它位于太行八陉之一轵关陉的必经之路，或许在当时肩负着为周王室控制晋南地区盐业和矿业的战略任务。
车马坑和墓祭遗存的发现，再次印证该墓葬等级较高
车马坑和墓祭遗存的发现，可以说是此次发掘中比较重要的收获了。
“这次发现了两座车马坑，距离地面都非常浅，坑中的车马并不在一起，而是分开埋葬，车坑在南边，马坑在北面，还有一些随葬的车马器。正在清理的CMK1002马坑内已发现6匹马，由于受到耕地的破坏，马骨保存较差，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有结束。”曹俊表示，大型墓葬外也有单独马坑陪葬，在CMK1002西侧还清理出1座马坑，西侧有损毁，长方形的坑内埋葬了3匹马。古代用车马随葬是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也是贵族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在探方发掘时，大型墓葬周边清理出一些玉石圭，根据出土位置来推测，应该是墓祭礼仪所用。这些车马坑和墓祭遗存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垣曲北白鹅墓地为高等级墓群，墓地人群的身份很尊贵。
通过此前已发掘最大的一组夫妻并穴合葬墓内出土铜器组合为七鼎六簋，说明墓主人已达到了诸侯的级别。
族属认知加深，“太保”为姓氏而非官名
在北白鹅墓地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59件（套）带有铭文的青铜器，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共计17篇。内容涉及“太保”“太师”“夺”“燕仲”“燕太子”“虢季”“燕姬”“中氏”“中辛”“琱射”等官职名、人名、族氏铭文、日名以及册命内容。“其中，‘太保燕仲’出现频次最多，基本可以确认为墓主。”曹俊说。
那么，“太保燕仲”是谁呢？在前一阶段的研究中，专家们认为太保是职官名，而燕仲则是召公奭的后裔。《尚书·君奭》序记载西周成、康时期，召公奭在王室任太保。《史记》记载召公奭的封地在北燕，但本人并没有亲自前往自己的封地担任国君，而是让其长子代出任，召公则留在自己的采邑——王畿周城南，即今陕西岐山县一带。召公奭死后，其次子继任周室太保，以后其子孙遂世世为王室公卿，并食采于召邑。进入春秋后，召公家族随平王东迁，食采于成周畿内，直至春秋中期仍累世为王室卿士。
采邑制是周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是周代统治者作为俸禄赏赐给卿大夫的世袭领地。东迁以后召公家族的采邑就在今山西省垣曲县东至河南济源邵原以西一带。关于这一点，相关历史文献上都有记载。如《左氏会笺》曰：“《春秋》所书召伯，乃东迁后别受采邑，在今绛州垣曲县之召原。”《历代疆域表》记载，“召亦畿内采邑……后徙于东，今山西垣曲县东有召亭，其采邑云。”
2021年，通过进一步梳理文献，又找到一些宗法制度方面的新资料，同时再结合多件铜器的年代、铭文史实以及其他人物关系，取得了新的认识。“总的来说，北白鹅墓地还是西周召公的后裔，这一点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加深了认识，推测太保并不是官职而是姓氏。”曹俊进一步解释道，当时的召公奭是一个大的宗族，后来就分出了许多小的宗族，其中有三个比较显贵的宗族，分别为燕侯家族、太保家族和召氏家族，而北白鹅墓地就是召公后裔太保家族这一支，具体可能就是太保匽仲一支，这里很可能是其后人的家族墓地和王畿内采邑。
北白鹅墓地出土的编磬。
考古学家、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谢尧亭
从大的方面来说，北白鹅墓地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处在连接晋南和洛阳盆地的通道上，而晋南有铜矿和盐业等重要战略资源。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说，我认为北白鹅墓地是西周王朝的畿内采邑。到了春秋早期，随着周王朝的衰落，西周被东周更替，王朝重心转移，从长安搬到了洛阳，政治中心发生转移，很多贵族也都纷纷东迁。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晋国、楚国、齐国等大国纷纷进行了扩张，这个地方在晋文公扩张时就归到了晋国。目前北白鹅的年代下限可能到战国早期，这个时期还有墓葬但都是小墓，可见贵族墓葬延续时间其实并不长，可能主要就在春秋早期。
北白鹅墓地所处的地域，从汉代以来文献记载就是“召原”，在这里考古发现了一处采邑墓地，从青铜铭文可知墓主是“太保燕仲”。现在则认为是“太保”氏，燕仲是太保氏下面的一支。
该墓地的考古发现中比较精彩的，还有墓口上方和周围发现了玉器祭祀的现象，还发现大量和人类居住活动有关的灰坑，比较规整，它的性质是什么，是祭祀还是作坊？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这种现象和墓葬的年代相差不大。一边有人类活动，一边死人埋葬，有可能是居葬合一，但也有可能是过去那种“工人埋葬在作坊旁边”，其他两周遗址也都有这种现象。从墓葬规模和出土的遗物来看，大型墓葬主要集中在一区，北部还有很多中小型墓葬还没发掘。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最终可能会搞清楚很多问题。北白鹅墓地在东周列国的考古发现中地位非常重要。
大同北魏浮雕彩绘石椁：
见证民族融合交流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张志忠
靖晓亭、李志国
持幡羽人。
北魏，是历史上大同最辉煌的时期。公元398年七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从此这里便进入了长达97年的“北魏平城时代”。作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平城成为各族人民的聚居地，成为一个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
如今，在大同各地出土的文物中，依稀能看到当年的繁华盛况。本次获得“2021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奖项的“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大同市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北魏时期仿木结构浮雕彩绘带前廊的石椁墓，见证了北魏平城时代的民族融合与交流。
大同市唯一一座仿木构浮雕彩绘石椁墓
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村西北，西邻永泰南路，北邻昌宁街，南邻开源街，北距北魏明堂遗址1.5公里，东南距智家堡公园440米，地势北高南低呈坡状。据介绍，这座墓的发掘是为了配合上华琚棚户区改造项目，经大同市魏都文物勘探公司勘探，共发现古墓葬97座，随即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2021年5月—9月对该处墓地进行了发掘。其中编号为M57的北魏太安二年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是大同市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北魏时期仿木结构浮雕彩绘带前廊的石椁墓，意义重大。
该墓葬为长斜坡墓道方形石椁墓，坐北朝南，石构封门将墓葬分为墓道和墓室两部分。在墓室中央偏北方有一个仿木构带前廊且有浮雕彩绘的石椁，南北长约1.8米，东西宽约3.3米，最高处1.9米。石椁的材质为砂岩质，平面呈长方形，仿木构房型，单檐悬山顶，两面坡，前廊后室，面阔三间，明间开门洞，无门。
最为特别的是，在这座墓葬的石椁外南壁和石椁内东、西、北壁均有浅浮雕，图案有墓主人升仙图、四神图、导引图等，形象生动、手法古朴典雅，刻工精细，彩绘以红、黑、白色为主，色彩艳丽。此外，前廊有四个八边形廊柱，立于覆盆式蟠龙浮雕柱础上，其中明间西廊柱正面还竖刻有两列铭文，标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参与发掘的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靖晓亭表示，“此前，大同虽然也出土过一些北魏石椁墓，但是石椁壁上均没有浮雕，有的可能有彩绘，而像这种有浮雕彩绘并雕刻有墓主人升仙图、四神图等图案的石椁墓还是第一次发现，它为研究北魏时期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据。”
据靖晓亭所说，该墓葬为夫妻二次合葬墓，由于早期渗水淤积，墓主人骨骼发现于石椁顶部下淤土内，现状十分散乱。该墓出土遗物数量较少，有泥质镇墓武士俑、镇墓兽、石灯、釉陶壶、陶罐、陶壶、铜带饰、云母片、铜饰件、铅饰件、铅人、漆盘、兽骨等16件（组）。
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和汉代遗风
北魏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时代。自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定都，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迁都，平城作为北魏都城达97年之久，吸引了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少数民族人群，以及欧亚其他地区的域外人士在此生活，民族融合与交流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在此期间，北魏还降服了北凉，统一中国北方，打通了丝绸之路中段，使平城成为丝绸之路东端重镇，形成异域胡商集聚、奇珍异宝云集的繁盛场面。
在该石椁南壁外部的东西两侧，分别雕刻有镇墓武士各一人，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他们的面貌威严狰狞，卷发，身着异域服饰、袒胸露腹、赤足，同时都手持三叉戟和五节金刚锤。对此，靖晓亭表示，“这两个镇墓武士的发型、样貌、体态、穿着等，明显与汉文化风格不同，这就为研究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宗教史、建筑史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从武器来看，他们应该是受南亚佛教的影响比较大，因为三叉戟和五节金刚锤都是南亚佛教中经常出现的武器，汉文化当中没有这种武器，以前发掘的墓葬中也都没有，它们应该是随着佛教的东传而进入中原地区的。”
除此之外，在该石椁内北壁上部中央还雕刻有墓主人升仙图，东西两侧分别为鼠头鸟身、牛头鸟身侍奉神兽，北壁下部中央雕刻了两只盘蛇龟玄武，东西两侧分别为两只朱雀。东壁上部雕刻有持幡引路羽人，下部为一条青龙。西壁上部雕刻有持幡引路羽人，下部为一只白虎。南壁没有进行雕刻，仅彩绘有两名侍俑，画面已漫浸不清，仅见轮廓。“北魏时期的墓葬中一般展示的都是墓主人的生活场景，而‘墓主人升仙图’是汉代墓葬中常见的主题，这些浮雕彩绘具有明显的汉代遗风，这在目前出土的北魏墓葬中也是第一次发现。”靖晓亭说。这些浮雕彩绘充分展现了当时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由此可以窥见北魏平城时代的社会风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石椁的西壁外部还雕刻有一尊坐佛，未施彩。由于这种造型的坐佛在云冈石窟中有很多，而且从石椁外部看它并不是“坐”着而是“躺”着的，看似是随意雕刻的，因此靖晓亭推测，雕刻这尊坐佛的石材可能是云冈石窟雕凿完的边角料，再结合该墓地另一座石室墓的疑似佛教题材雕刻像，以及该墓地大规模出土的石质文物，推测可能与云冈石窟开凿有关，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与史料记载的北魏大移民相吻合
据《魏书》记载，从拓跋猗卢定居径北（今雁门关以北），至孝文帝拓跋元宏迁都洛阳之前，总计170多年的时间里，大的人口迁移就达到18次，迁移人口总计多达百余万。这种大规模的迁移人口，在我国历史上实属少见，不仅对北魏的统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和交流，使曾经地广人稀的平城变得繁华无比，并成为当时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这些迁移来的人口中，有征服的各地官吏、人民、能工巧匠们，还有大批的宗室、高官和富户，他们从各地迁至首都，或从旧都迁至新都一带。大同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的墓主人吕续，也是这些迁移人口中的一员。
在该墓葬石椁的明间西廊柱正面竖刻有两列铭文，为该墓提供了确切纪年。铭文如下：“惟大代太安二年岁次丙申正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故陵江将军扶风太守槐里男雍州扶风郡槐里县民吕续石屋一区”。据靖晓亭介绍，“太安二年”即为北魏太安二年（公元456年），“扶风”为扶风县，今隶属于陕西省宝鸡市，墓铭记载墓主人为扶风县民，可以断定墓主人来自陕西地区，再结合向南距其20米左右的另一座墓出土的砖铭，墓主人为徐州人士，这就与史书记载的北魏民族大迁移史料相吻合。
此外，通过墓铭还可以推测出墓主人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中可能属于中高等级。“墓铭中的‘男’为墓主人的爵位，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其中男是最低等级，而且爵位是可以世袭的。”陵江将军“应该是他的官职，属于四品武官，中高等级官吏。”靖晓亭解释道，“另外，整个墓葬的规格不是很高，可见这位墓主人有点地位，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又不是很高，很可能是一个人口迁移小分队的首领。”
大同市平城区智家堡北魏吕续浮雕彩绘石椁墓俯视图。
墓主人升仙图。
考古学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张庆捷
这个石椁墓有许多新的特点。首先，它是第一个发现的有浮雕彩绘的北魏石椁。这种方形石椁，也叫“石屋”“石堂”，吕续墓的墓铭刻有“石屋一区”，所以这个叫石屋。我们叫石椁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现在学术界有个新的名词，叫方形石椁，从汉代以来就有，但北魏时期比较流行。到现在为止，大同至少发现了七八十个这样的石椁，但是有浮雕彩绘的只有这一个，别的石椁上只有绘画。
其次，它是现在发现的平城石椁里年代最早的一个。
第三，石椁上的雕刻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许多图案可以和云冈石窟做对比，对研究云冈也有一些帮助。如小坐佛、天王像等，其中，天王像从形象到天王的来历，都和佛教有密切关系。还有仙人图，仙人形象汉代以来有很多，但这个仙人不一样，他的下肢双腿向后弯曲，和云冈石窟里的飞天形象很像。
最后，该墓葬的墓铭显示，墓主人来自陕西扶风。同一个墓地的另一个墓铭中显示，墓主人来自徐州。这表明北魏时期的平城是一个多民族汇聚之地。所以说这个石椁非常重要，对后世石椁墓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一直影响延续到唐代中期。
霍州千佛崖：
汾水滔滔去，梵音袅袅来
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及窟前遗址考古发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市文化和旅游局
韦正
白曙璋、吴俊杰、阴旭明、崔嘉宝、梅仁华
造像群局部龛。
1300多年前，霍州汾河东侧的山崖上，一尊尊摩崖造像与山体浑然一体，大佛造像庄重威严，菩萨、观音造像遍布山崖的窟龛之中……只可惜，在沧海桑田之间，这片山崖不再被人注意。
斗转星移之间，更多的大佛和菩萨们竟然纷纷“现身”，而在考古工作者一点点的发掘过程中，犹如开盲盒一般，惊喜在崖壁上逐一展现，成就了今天的考古故事。
史书并无记载 起源成为历史谜团
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位于霍州市西南7公里处的汾河东岸山崖上，山势南北走向，长约30米，窟龛总高约11米。崖壁背山面水，背靠辛置镇郭庄村，东临108国道（霍侯一级公路），相距仅3米，西面180米处为霍州电厂，汾河从西面向南流过。
说起它的发现，还真是一桩传奇往事。
“千佛崖始建于唐代，但是在唐之后的地方志中，就没有见过关于它的记载，直到清朝中后期的地方志中，才偶然出现寥寥几笔记载。关于它的原有面貌、开凿原因等，都没有办法通过史书考证。”该项目主要参与者、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白曙璋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千佛崖是在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年—2011年）时登记在册的。
为何史书中对此山并无记载呢？白曙璋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最后发现，它紧邻汾河，甚至在挖掘过程中，摩崖造像最小层的位置比汾河水位还低，所以有可能在岁月涤荡之间，这座山曾被河水淹没过，因此它的存在，就成为一个“谜团”。
千佛崖是什么时候“暴露”身份的呢？目前，没法考证，但白曙璋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当地就曾在此开山修路，千佛崖所在的山间有可能就是一劈为二的“残存”，也由此裸露在了公众的视线当中。“谁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山间就暴露出了部分佛身，老百姓都觉得很神奇。”至此，千佛崖摩崖造像收录进了我省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内。“2010年前，崖壁上只露出大佛造像的身影，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当地加固堤坝，最终暴露出了大佛底部和南北两侧的崖体面貌，埋藏在土堆和淤泥中的崖体逐渐清晰了起来。”
时光转到2020年，山西省启动石窟寺专项调查，对千佛崖进行调查，恰逢地方政府即将要对千佛崖进行加固保护修缮工程，便邀请专业考古工作人员入驻，一同探究千佛崖的本来面貌。
经过艰辛的考古发掘，最终获取最新数据，千佛崖崖壁高11米，长约30米，造像面积主要分布在200平方米的范围内。初步统计，共有70余龛近300尊造像，发现20处铭记。考古工作者不仅让大量的石佛造像重见天日，也对其表面进行了清理。
至此，这聆听汾水哗哗之声，心系梵音袅袅的千佛崖才得以真容示人。
造像开凿于高武时期 五尊“十一面观音”成典型代表
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崖体北区为造像分布密集区，以大佛为主尊像，其余龛像分布在其南、北两侧及下部，可分为8层。尤其是主尊佛像，为高达6米的坐佛。
“我们经过系列对比，从佛造像开凿的时代、造像的样貌着手，对比了国内一些唐代佛教造像，最终确定主尊像开凿时代最早，应该是在唐高（高宗）武（武则天）时期。”白曙璋表示，这8层之间的关系也环环相扣，同时映证了造像所经历的不同时期。“主尊像代表了开创期；在大佛头部至脚部两侧位置的第1、2、3、4层及第8层的多数龛像，开凿时代为武则天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此时的千佛崖造像群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千佛崖造像体型较大，数量比较多；第5、6、7层龛像就到了衰落期，大多是天宝以后的长庆、宝历、会昌年间建成，造像体型较小，存在打破早期造像关系。会昌年间，唐武宗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会昌五年到达灭佛高峰，千佛崖造像群迅速衰落且不再新建。”
此外，从造像风格看，千佛崖造像题材多为常见的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主要造型为尖拱形与圆拱形，造像平淡朴实，雕凿精美。其中佛像脸形多为方圆，面部神态庄重威严又不失和蔼，颈部均有三道蚕节纹，双肩宽厚，身形圆润健壮。掌印常见无畏印、与愿印、说法印、禅定印。在衣着服饰方面，多着通肩袈裟，这种衣着样式，在唐代贞观时期少量出现，上元—永隆逐渐增多，武则天时期开始流行，开元以后成为佛装唯一形式。从造像底座来看，武则天后期流行束腰有梗圆莲座，根部简化，袈裟披座上，开元以后沿用，形成定制，千佛崖摩崖造像与之符合。在白曙璋的介绍下，一张张造像图片呈现在山西晚报记者面前，这些菩萨造像多束高髻，五官刻画有的十分姣好，有的则生硬笨拙，体态却丰盈饱满，衣着华丽、装饰精美。
不过，这里还有特别需要提到的造像，那就是五尊“十一面观音”，这是千佛崖摩崖造像中十分重要的特征。“十一面观音，别名大光普照观音、密号慈愍金刚，是密教六观音之一，在我国佛教题材中出现时间较晚。从目前发现来看，十一面观音形象在我国大量出现是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以后逐渐流行。”
一座千佛崖，以其建造年代、形制，见证了唐代历史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变迁，恰似一面放置在汾水边的千年之镜，可以回望古今。
古时千佛崖或许人声鼎沸 题记暗藏历史过往
千佛崖上，共发现铭记20处，涉及内容比较丰富，有纪年、地名、人名、官名等。或许你会好奇，这有什么用？其实，这些文字题记的存世，让我们对历史有了追溯的可能性，而这恰恰就是考古进程中最有魅力的一件事情。
在千佛崖崖壁题记中，有“中书舍人郑涵”的字样。据查证，“中书舍人”是个文官官职，隋唐时期是中书省掌制诰，也就是拟草诏旨的，大部分都是有文学资望者担任，“郑涵”是个人名，在一些古书中有过记载。在它旁边，又有“太原”字样。所以考古工作者们也有过自己的猜测，“是不是郑涵去太原的路上，正好来到了千佛崖，所以捐了龛、做了题记？”此外，崖壁上镌刻的官名中还有刺史、上柱国、县尉、度支、判官、副将等字样；地名有晋阳郡、安边郡、晋州、太原等。纪年更是繁杂，从开元五年、十一年、天宝三载、十四载再到成长庆二年、宝历二年、会昌元年等等。白曙璋的疑惑也引起山西晚报记者的好奇：“按照其发现位置来看，千佛崖古时应该是位于深山之中，为何会吸引众多人来此地拜佛、捐龛？是因为它比较重要吗？属于皇家主持开凿的佛造像吗？”
对此，白曙璋表示，千佛崖并不属于皇家工程，但是其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在一些史书上记载，唐太宗起兵时，从太原一路攻打到长安，霍州属于必经之地，翻过韩信岭到达霍州，再通过河东就到达长安了。当时李世民在霍州遇到了隋朝守将“宋老生”，双方对峙很久，李世民的军队怎么也打不过对方。正当他着急上火之际，晚上就梦到霍州当地的山神给他托梦，教给他一句佛家咒语，说只要念着这个咒语打仗，必然能大获全胜。“这个故事或许有点戏说，但是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从长安通往太原的必经之地。唐朝在长安定都，太原则是北都，所以霍州不仅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当唐代大兴佛教之际，千佛崖也必然成为信徒们纷纷朝拜、香火鼎盛的地方。”
这就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可以让文物古迹在千年之后重现光彩，也可以通过一件件文物，发现历史，探究事物本来的面貌。
关于千佛崖的故事，其实还远未结束。据了解，考古发掘过后，临汾当地部门就要迅速对其进行原址加固和保护。
主尊大佛像。
霍州千佛崖遗址远景。
山西的石窟和摩崖造像有480多处，位列全国第二，之前对于石窟的发掘和清理工作做得很少，比如说太原童子寺石窟、太原西山大佛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规模有限。霍州千佛崖摩崖造像规模比较大，目前清理出70多龛，年号铭记达到20多处，而且有很多重要题记，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官职和不同身份的人。发现的五尊十一面观音，对考察研究当时佛教十一面观音的流行大有帮助。
太原明代藩王墓：
再现一代“晋王”情爱往事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丝绸博物馆
赵辉
冯钢、刘文杰
三座墓葬俯视图。
自古以来，太原都是“龙兴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曾经的晋阳城，承载了太原建城2500余年历史的璀璨文明；而今日之太原，则是在明朝时期太原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崇善寺、杏花岭、精营街……昔日的街巷名称、遗址、沿革等都与第一代“晋王”朱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次入选“2021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的“太原小店区明代藩王墓”，就是明朝中后期，太原城内的第七代“晋王”——晋端王朱知烊的陵园，也是山西地区首次系统开展明代藩王墓葬和陵园的考古工作。
对于考古工作人员来说，考古是获取历史新知的手段，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但是对于公众而言，一段段尘封的往事也就此打开。
国内规模最大的明代中晚期藩王墓
明代实行封藩制，明太祖朱元璋立嫡长子为太子，其余诸子封为亲王。封藩在山西的有三位：第三子朱棡被封在太原为“晋王”；第十三子朱桂被封在大同为“代王”；第二十一子朱模封在长治为“沈王”。据该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赵辉介绍，本次发掘的“晋王”陵园即晋端王的墓葬，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明朝中后期藩王墓葬中规模最大的。
晋端王陵园，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黄陵街道东峰村东北、山西财经大学东山新校区用地范围内，地处太原东山南端的缓坡地带。2019年5月—2021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考古发掘。“根据《太原县志》《阳曲县志》等历史文献记载，晋端王墓陵园位于冈头村西南……其记载位置与实际考古位置相差不大，这也就为其他晋藩王陵园位置的确定提供了准确的地理坐标。”赵辉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发掘是为了配合山西财经大学新校区的建设，从前期勘探结果来看，陵园面积较大，陵园北墙、西墙南段以及中轴线上的建筑保存较差，陵园东、西陵墙分别以陵园发掘区域的东、西道路为边界，南北长294米、东西宽158米，陵殿以南的中轴线上还有一座建筑，应为中门，再往南为神道，两侧有古柏，南有牌坊，即棂星门。端王及王妃（编号M1）、继妃（编号M2）、宠妃墓葬（编号M3）位于陵园中部，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一字排开。
在明朝分封的亲王中，陵园面积最大的当数第一代晋王朱棡，其陵园面积占地合800亩，但是在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皇室颁布过相关规定，亲王茔地为五十亩，而晋端王死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其陵园面积远超亲王陵园50亩的规制。他的陵园规模为何能超过规制？
对此，赵辉介绍，“晋王的主要职责就是镇守北方边境，可以调兵打仗。历任晋王能征善战，得到皇家的赏赐比较多，晋端王就是生于明朝盛事年间，世袭了祖上的封号，也继承了殷实的祖产。在他存世之际，也属于颇受朝廷青睐的亲王，所以去世之后才能享受到更高规格的待遇。”
明朝中后期的墓葬中，大多是单室墓，晋端王（编号M1）及其继妃（编号M2）和夫人(编号M3)的墓葬，都是前中后三室墓，可见其身份地位的尊贵。其中，晋端王墓圹平面为“工”字形，南北长24米、东西宽8米，规模居明代中后期藩王墓之首。
据悉，三座墓葬虽被盗扰，但出土随葬品种类依然多样，最为难得的是保留了较多的彩绘漆木俑和纺织品。其中，M1、M3中室出土90件彩绘漆木俑，有文官、侍卫、出行仪仗等，而且在M1墓葬中，还发现了写有“晋”字的丝织品，初步判断为旗杆上所插的幡。
在不少历史文献中，关于晋端王的记载有很多，有介绍他世袭爵位的故事，还有他敬老孝亲的传说。难得可贵的是，在M1墓葬中，同时出土了墓志铭和圹志，这极为罕见。墓志铭记载了端王死因、去世后因无子嗣确立继承人的过程中发生在晋王府内的政治事件，与夏言《南宫奏稿·定亲王继封并行查勘疏》《南宫奏稿·请敕内官会勘宗室隐情以正欺罔疏》记载内容相符。
“墓志铭中大概记录了，晋端王意外中风后去世的。”赵辉说。
此情可待成追忆，晋端王的“最爱”
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一件“神秘”的事情。M3夫人墓，为端王宠妾院氏，其身份比较低微，但是墓葬结构却为前中后三室，其墓葬装饰、葬仪与继妃，甚至王妃相当或有过之无不及，属于等级僭越，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墓葬中的唯一实例。
这位墓主人为何在死后，会有如此风光的待遇？
M3墓葬中有填土积石，且有四层之多，也是明代藩王墓中首次发现。墓室内条石砌筑，内部经过两次修饰，门钉描金等，均比M1、M2更加考究，考古人员也一度陷入沉思，对墓主人的身份充满了疑惑。直到发现了墓志铭。根据墓志铭上记载，墓主人为院氏，是晋端王的宠妾，她8岁就进入晋王府，曾是端王母亲的丫鬟，可以说和端王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其在世时，端王曾经两次奏请朝廷，要给院氏“夫人”封号，但因为其身份低微，始终没有准奏，直到去世后，才被册封为“夫人”。
赵辉表示，从时间上看，院氏比端王早两年去世，端王本身就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更何况院氏和他的感情非常好，所以才会把心思和金钱大量用在墓葬的建筑和装饰上，寄托自己的哀思和爱情吧。
说到墓志铭，院氏的墓志铭也大有来头，是当朝大员胡缵宗所撰，墓表则是大学士陆深所撰，并均为《四库全书》全文收录，内容与出土墓志完全一致。此外，M3中室两侧保留了四面翣、两列彩绘仪仗出行木俑，是明代亲王葬仪的实证。在M3中还出土了各类纺织品，尤为珍贵的是保留了4件基本完整的丝织品，是研究明代冠服制度的重要实物。此外，在对M3墓主人尸骨进行清理时发现，院氏经历过长期裹脚，这也是明朝时期贵族裹脚的一则实例。
从墓葬规格，到随葬物品，M3的墓葬彰显了尘封中晋端王的情感往事，“此情可待成追忆”，或许是对这段感情最贴切的描述了。
M2墓葬，为端王的继妃墓葬，其圹志记载端王宫妾蒋氏生隰城郡主，补充了正史关于蒋氏记载的空白。墓道两次开挖，与王妃殷氏和端王圹志记载的生卒时间，表明殷氏先逝即入葬，端王后去世然后合葬。印证了明史记载的天顺二年后，实行亲王、王妃先去世者，先行合造墓穴。后来再去世的葬者，由地方有司机构负责另行安葬的丧葬制度。
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深度融合
时下，科技考古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多的保障，也为探寻历史真相，提供了很多线索。晋端王墓葬及陵园的考古工作，就采用了创新工作模式，在发掘现场建设文物保护现场实验室，开展系统的墓室内环境监测、采样、信息提取等文物保护基础工作。
“在M3墓葬中，我们在漆木罐中发现了谷物，迅速启用了科技考古分析，通过粮食同位素发现有黍、粟，确定了明朝时期的粮食种类。还在墓葬中发现了油料残留物，通过实验发现，是桐油，确定了它就是起到‘长明灯’的作用。”据赵辉介绍，在晋端王陵园及墓葬考古工作中，实现了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深度融合，确保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与高水平。
与此同时，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高校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纺织品、漆木器等残留物科技检测与分析，确保对出土的各类物件进行有效“辨识”，实现考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M2出土嵌宝石金戒指。
M3墓门。
太原市小店区明代藩王墓最大的意义，是再次认定了太原明代晋王墓的位置和范围。
这也是一次超过以往的细致、科学的发掘，对墓葬的规模和内涵，都有了完整的科学认识。另外，明藩王墓出土的东西很重要，比如圹志、墓志同时集中在一个墓，这是以往没有见过的，而且保存得很好。墓葬中还出土了许多的玉器、木俑，不仅保存得较好，颜色鲜艳，很有特色。
我们知道明代俑一般以琉璃俑居多，木头的比较少，但端王墓中的俑是木雕加彩绘，做得很精致，色彩搭配超过以往。通过这次发掘，我们对明代王墓有了明确认识，这是太原乃至山西首次出土的这么好的王墓，因此一定要保护好。
采写：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轶琼 南丽江
李遇 武帅
编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