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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食单》英译本与《简·方达健身手册》

《随园食单》英译本与《简·方达健身手册》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多年前红极一时的美剧《欲望都市》主角之一Samantha,下班后到酒吧喝一杯,偶遇金发飒飒、西装笔挺的特朗普。客串该剧的特朗普在隔壁桌谈好生意后,丢下一句“考虑一下,我会在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的办公室等你”,翩然离开。画外音响起,“a Cosmopolitan and Donald Trump, you just don’t get more New York than that.”一杯“大都市”(cosmopolitan)和特朗普,还有比这更纽约范儿的吗?

当时的特朗普,还只是纽约的特朗普,而“大都市”却因《欲望都市》风靡世界。这款鸡尾酒用君度调制,自1875年爱德华·君度(Edouard Cointreau)配制出这种橙味利口酒后,它受追捧至今,配方只在家族内秘传。一百二十年后,君度家族另一位爱德华创立了国际美食图书大奖(Gourmand World Cookbook Awards),每年有来自两百多个国家的上万种书参评,已成为世界饮食类图书的“奥斯卡”。2019年,一本清代诞生的中国书,赫然位列第25届获奖名单。

这本书名为:Recipes from the Garden of Contentment: Yuan Mei's Manual of Gastronomy,是《随园食单》首个英语全译本。2018年版以中英双语呈现,出版后连连获奖,入选National Post’s Best Cookbooks of 2018。2019年,出版商摒除中文部分,将其更名为The Way of Eating: Yuan Mei's Manual of Gastronomy隆重再版。

译者Sean J. S. Chen是一位生于新加坡、在北美长大的科学家。读博期间,他开始关注中国饮食文化。因阅读时总见到袁枚大名,就想找本英译《随园食单》。搜索半天所获甚少:扶霞(Fuchsia Dunlop)在《鱼翅与花椒》里曾有零星翻译,作家Nicholas Richards曾译过几个片段。他遂想自己动手试试。在维基文库(wikisource)觅得原书后,他边查《康熙字典》边做笔记和翻译。2013年,他开始在博客The Way of Eating分享译文。读者不少,也引起出版商Karen Christensen的兴趣。五年后,他的译本上市。

袁枚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其实已有很长历史。他在世时诗名文名极盛,“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去世后,却以美食家之名“出圈”、“出国”。

1901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在其著名的《中国文学史》中,首次把袁枚介绍给了英语读者。在关于袁枚的两千余字介绍里,翟理思以过半的文字讲袁枚的美食观和《随园食单》。他将袁枚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美食家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类比,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能与法国烹饪比肩。此后,袁枚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因热爱美食、精细生活而可亲可爱。

1956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为袁枚写的传记,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出版。此书广受好评,多次再版。在该书第七章,他这样评价翟理思的译介,“西方听过袁枚大名的人,往往把他的名字和菜谱书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翟理思教授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其他著作中选译过《随园食单》片段。”之后,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和女儿林相如、美国历史学家Jacqueline M. Newman等,都曾做过不同形式的译介。

畅销书作家露丝·雷克尔(Ruth Reichl)是美国食评界大咖,先后任《纽约时报》食评编辑和《美食家》(Gourmet)杂志主编。她这样评价Sean J. S. Chen的译本:“与许多中餐粉丝一样,我早闻袁枚的大名和传奇,也听说过他这本影响深远的书。遗憾的是,它一直没有英译本。现在,不仅有了英译本,而且比预期更好。”

《随园食单》重回国人视野,似乎才是近二十年的事儿。二十世纪上半叶,谈论食物的风云人物不少,但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他们说着说着,难免就开始“感时忧国”起来。康有为赞美德国啤酒,却不忘强调:“德人颜如渥丹,仪表壮伟冠天下,则啤酒之功之赐也。适足为吾国人医黄瘦枯槁之病,啤酒最宜于吾国人者也。”蔡元培则认为,虽然“中国食品实胜西人”,但“对于蛋白质、糖质、脂肪质的分配,与维太命的需要,均未加以考量”,而且“共食时匙、箸杂下,有传染病的危险”。

客居成都数年的英国作家扶霞也发现,中国人谈吃时常有“言外之意”。在《鱼翅与花椒》中,她列举中国史上的名厨为证,比如由厨房走到宰相府的伊尹,烹子献糜的易牙——这两位虽善调煮,但“烹小鲜”是为了“治大国”;而如袁枚这般认真谈论食物本身的人,并不多见。

《随园食单》在当代的“出土”,大概始于“中国烹饪古籍丛刊”。这套书有近四十本,出版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延续至九十年代。其中多是《易牙遗意》《吴氏中馈录》《随园食单》之类的传统古籍,也包括《造洋饭书》这类二十世纪初面世的西餐食谱。在琳琅满目的“吃喝”旧籍中,《随园食单》显然最受读者欢迎,插图版、白话版、注释版……数十种版本满天飞。新版不断,伴随着物质条件改善的当代中国人开始有闲心追求舌尖上的好生活。

君子远庖厨,似乎没人相信袁枚真会上灶台。连扶霞这样的外国人也明白,“袁枚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英]扶霞·邓洛普著,《鱼翅与花椒》,何雨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第40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著名影星简·方达出版了《简·方达锻炼手册》(Jane Fonda’Workout Book),一时洛阳纸贵,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袁枚擅吃,简·方达身材棒。袁枚不善烹,简·方达也非专业健身教练。但现代人为什么愿意听袁枚谈吃,跟着简·方达练起立蹲下呢?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当代社会是流动的、液态的社会。从前人们需要领袖、导师或权威,他们负责告诉你,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而在轻灵、流动的当下,领袖依旧在,只是数量变多了。他们自然不能长久地“掌权”,更甭想成为唯一的权威。他们更亲切甚至更琐碎,他们不能再通过发号施令来“说服和引诱”民众。([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流动的现代性》,第119页)

中国早期的电视烹饪节目,往往是一位专业大厨和一位主持人的组合。大厨负责做菜,是寡言却娴熟的权威;主持人负责解说,把权威的“施令”发出来。现在,早已没人对着电视学做菜。在五花八门的做菜短视频里,掌勺人可能是幽默的东北大嫂、风趣的四川大哥,或东瀛风的美少妇。手起刀落,炒煎炸煮,他们不光分享妙招贴士,也同步了日常的幸福、苦涩和沮丧。正如图书市场上的饮食畅销书,作者往往不是专业大厨,他们谈饮食也谈“男女”,写吃喝也写鸡毛蒜皮。

鲍曼认为,在榜样-权威(example-authority)这组关系中,榜样的角色最重要,也是最被需要的。上世纪美国电视名厨茱莉亚·柴尔德(Julia Child),虽也曾在法国蓝带烹饪学校进修,但她的作派似乎才是她受欢迎的根本原因。柴尔德身高一米九、做饭时总是佩戴珍珠项链和细腕表,蛋液洒在灶台上,没关系,擦了就好;颠土豆时失手,只接住了一大半,没啥大不了,捡起来扔回锅里。她洒脱的性格,一时搞砸也无所谓的爽朗,给了美国观众“看,咱也能做法国大餐”的信心,这才是新型的“权威”和“榜样”吧。难怪,《烹饪基本技能》不如《随园食单》有吸引力,《简·方达健身手册》也比专业健身指南更受欢迎。

康有为和蔡元培等现近代知识分子谈论食物的同时,不忘维持民族尊严,忧心国运民生。而当下论食物,则多“假公济私”。大众七嘴八舌关心的往往是裹着“公共”外衣的“私人话题”,从多年前的香菇菜心与回锅肉之谜,到传言中“不喊停就一直刨”的白松露大餐,皆如鲍曼所言:从前不便公开的私人话题,正入侵公共舆论。([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流动的现代性》,第127页)只要依附于某个名字,各种个体的、隐私的事儿,瞬间便被“共享”。明星教健身,作家教做菜,一个不爱喝“大都市”的纽约客就不是一个好专栏作家,一个不会查《康熙字典》的科学家,也不是一个好译者。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著有《新滋味:西食东渐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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