讥讽时政：明末“清议”何心隐之死
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字柱干，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邹元标《梁夫山传》说他“幼时颖异拔群，潜心经史，辄以远大自期。凡耳而目之，皆知其为伟器。”嘉靖二十五年参加江西乡试，考得第一名，时人誉为“天下奇才”。他确实学有专攻，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从学脉上看，可谓第四代传人，他的老师颜钧（山农）是徐樾的门生，而徐樾出于王艮之门。可以串起这样一条线：王守仁——王艮——徐樾——颜钧——何心隐，因而他的学术带有王艮、颜钧的明显特色。黄宗羲《明儒学案》说，“阳明先生之学，由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博龙蛇”；“传之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黄氏揭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这一点，切中要害，何心隐意欲冲决名教的网罗，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为当道所不容，铸就了悲剧下场。然而却赢得了当世及后世有识之士的交口赞誉，同时代人李贽在他遇害后写了掷地有声的《何心隐论》，伸张正义。天启年间出版的《何心隐先生爨桐集》，卷首收了李贽《何心隐论》，编者显然把它当作文集的序言来对待的。
李贽也是一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学者，引为同道，对何心隐了解得最为真切：“公以为世人闻吾之为，则反以为大怪，无不欲起而杀我者，而不知孔子已先为之矣。吾故援孔子以为法，则可免入室而操戈。然而贤者疑之，不贤者害之，同志鲜终，而公亦竟不幸为道以死也。夫忠孝节义，世之所以死也，以有其名也，所谓死有重于泰山者是也，未闻有为道而死者。”
程学博写的《祭何心隐文》，直言死于非命的原因就是讲学：“先生之死也以讲学。先生之学，先生所自信，而世所共嫉。世人不喜讲学，亦未必不知学。而先生之学，天下后世有定论在焉，予又乌能喋喋于先生之学，以与世之人辨哉……平生精力，自少壮以及老死，自家居以至四方，无一日不在讲学，无一事不在讲学。自讲学而外，举凡世之所谓身家儿女，一切世情俗态，曾无纤毫足以挂先生之口，而入先生之心。”
一生致力于讲学的何心隐，学问与人品人所共知，居然为“世所共嫉”，被执政当局置之死地，是令人扼腕的。容肇祖写于1937年的《何心隐及其思想》给出了解释：“泰州一派是王守仁派下最切实、最有为、最激励的一派，何心隐是这派的后起，而亦是最切实、最有为、最激励中的一人。他抱着极自由、极平等的见解，张皇于讲学，抱济世的目的，而以宗族为试验，破家不顾，而以师友为性命，所谓‘其行类侠’者。卒之得罪于地方官，得罪于时宰，亦所不惜。他是不畏死的，遂欲藉一死以成名。他的思想是切实的，所谓‘不堕影响’。他以为欲望是可以寡而不可以无，可以选择而不可以废，欲以张皇讲学，聚育英才，以补天下的大空。他的目的太高，而社会的情状太坏，故此为当道所忌，不免终于以身殉道了！”
万历五年十月，湖广巡抚陈瑞通缉何心隐。同年十二月，继任湖广巡抚王之垣继续通缉，万历七年三月初三日，何心隐在祁门县被捕，五月关押于江西南安，一个月后转解湖广，九月初二日，被杖杀于狱中。
程学博说何心隐以讲学至死，容肇祖说何心隐因讲学而得罪于地方官与时宰，这样的怪现象值得追根究底。讲学不过是学术活动，为什么政府如此神经过敏，视为洪水猛兽？难道讲学会动摇一个地方的统治么？问题恰恰就在这里，湖广巡抚王之垣加给何心隐的罪状，确实是这样的：“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
这就有必要对他的讲学活动加以回顾了。从王艮、颜钧到何心隐，都致力于把儒学通俗化，深入民间传道，正如黄宗羲所说：“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这已经有点犯忌了，更何况讲学的内容带有冲决名教网罗的意味，那就更犯忌了。他在《上永丰大尹凌海楼书》中说：
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则大道有正宗，善人有归宿，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孔子设教之至善，而身不与政者也，不与政而贤与立政。
这是颇有一点狂妄的，以孔子为楷模，“设教而不与政”，“不与政而贤于立政”，标榜自己不在官场，却贤于当朝执政诸位大佬，因为他们无补于大道。他在《答作主》一文中说，“某之见，见人之所未见者也；某之凭，凭人之所未凭者也”，同样有傲视当世的意味。因而他的学问被掌握话语权的主流人士蔑视为“伪学”，时时处在违禁的状态。
容肇祖所说的“得罪于地方官，得罪于时宰”，地方官指的是湖广巡抚陈瑞、王之垣，“时宰”指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欲置何心隐于死地的正是张居正，陈瑞、王之垣不过是秉承首辅旨意行事而已。这并不是后人的栽赃诬陷，而是有事实为证的。
李贽《何心隐论》写道：“公（何心隐）已死矣，吾恐一死而遂湮灭无闻也。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非惟得罪于张相者有所憾于张相而云然，虽其深相信以为大有功于社稷者，亦犹然以此举为非是，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者之为非人也。”
这里所说的“张相”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何心隐“得罪于张相”，地方官“杀公以媚张相”，并非传闻之辞，可以在官修的正史中找到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八年正月己巳条写道：
江西永丰人梁汝元，聚徒讲学，讥议朝政，吉水人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江陵首辅专制朝政，必当入都，詈言逐之。首辅微闻其语，露意有司，令拘押之。有司承风指，毙之狱。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得较为具体：
时有江西永丰人梁汝元，以讲学为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江陵（张居正）恚怒，示意地方官物色之。诸司方居为奇货。适曾光事起（引者按：指曾光散布妖言惑众事件），遂窜入二人姓名，谓且从（曾）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
其实所谓“讥议朝政”、“讥切时政”，所谓与散布妖言的曾光“谋反”云云，不过是欲加之罪，毫无根据；他得罪于张居正的根本原因就是“聚徒讲学”。主办此案的湖广巡抚王之垣给他的罪名是“聚徒讲学，扰害地方”，他在《历仕录》中说：“湖广有大奸何心隐，即何汝元，即何夫山，即何两川，即梁无忌，即梁纲一，即梁光益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永丰县人……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罪甚多，各省历年访拿不获，俱有案卷。万历七年，新店把总朱心学于祁门县捉获。予发按察司侯廉使查卷提干连人问理。本犯在监患病身故……事后数年，言官尚有称冤具疏者。盖以假讲学之名，遂为所惑，不知其有各省访拿案卷也。”王之垣把狱中“杖杀”谎称“在监患病身故”，又武断臆测，为何心隐鸣冤的言官是受其讲学迷惑。为了应付舆论，他扛出圣旨作挡箭牌：“这有名的凶犯，原应正法，不必行勘”，证明自己先斩后奏正确无误。
何心隐被害后，不断有言官上疏，向朝廷申诉，其中尤以山东道监察御史赵崇善万历十三年所写的《明公论正大典伸积冤以彰国是疏》，最为深刻。这份奏疏的全文收在吴亮主编的《万历疏钞》中，关于何心隐案件的一段这样写道：
至于何心隐之死，非其罪，冤尤可悯者。盖心隐布衣之士，从事学问，缙绅所重如钱同文辈尝北面而师事之。臣未仕时已知有此人久矣。臣任婺源知县，忽然湖广巡抚王之垣差官带领兵快，直抵邻县祁门缉拿心隐，急于星火。心隐既获，不逾时而毙于杖下。臣不胜骇愕，以为心隐何罪，而受祸之惨至此？询诸士夫，咸谓心隐素与（张）居正讲学，直言规过，以触其怒，后又斥居正不奔父丧，居正忿恚益深，密讬王之垣致之死地。之垣不胜其谄媚之心，唯唯听命。此心隐之所以见杀也。又闻刑部侍郎耿定向，其时致书之垣，力言心隐无罪，不可轻杀，而之垣不听。皇上倘以臣言为未信，乞召（耿）定向而问之。定向正直无私，必不能为之垣讳也。心隐既死，之垣深虑人议，其后又捏无影事迹，刊刻传布，欺天罔人，无所不至。是心隐之冤与刘台、吴仕期何异哉？杀（刘）台与（吴）仕期者俱已正罪，而杀心隐者独得优游无事，老于扉下，臣恐天地神鬼昭布森列，必不肯容，而心隐之目亦必不暝于地下也。
赵崇善揭发王之垣唯唯听命于张居正，杀害何心隐，而后又捏造“无影事迹”，欺骗舆论，比如：何心隐“以侵欺皇木银两犯罪，拒捕，杀伤吴善五等六命，初拟绞罪，后来减充贵州卫军著伍，脱逃各省”云云，全是不实之词。在赵崇善看来，何心隐的冤死与刘台相似。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因弹劾张居正而遭到报复，罢官回到家乡江西安福县。江西巡抚王宗载、江西巡按陈世宝秉承张居正的旨意，嗾使安福县谢耀诬告刘台，“合门济恶，灭宗害民”。朝廷据此判处刘台发配极边远地方充军终身。万历十年，穷困潦倒的刘台死于广西浔州，连殡葬的衣服棺材都没法置办，令当地人唏嘘不已。万历十一年，刘台得以平反，诬陷的罪状查无证据，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判处充军、徒刑、死刑。同样是谄媚首辅陷害无辜，为何王之垣至今仍逍遥法外？赵崇善的这一责问并非毫无道理。
何心隐与张居正的矛盾由来已久，起因就是讲学。何心隐因为直言遭到官员诬陷，流放贵州。平倭总督胡宗宪仰慕他的才华，聘他为幕僚。平倭后，他游学南京，后又随太仆寺丞程学颜前往北京，聚徒讲学。邹元标写的《梁夫山传》谈及此事说：“已而程公（程学颜）北迁，同居燕畿，聚徒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案名居正）屡讲不合，遂构衅端。”那是多年前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期间的事。所谓“屡讲不合，遂构衅端”，何心隐念念不忘，后来在《上祁门姚大尹书》中回顾道：“因耿（定向）而与今之阁下张公太岳（居正）官司业时，讲学于北之显灵宫。即睹此公有显官，有隐毒，凡其所讲者即唯唯，即不与之辩学是非，而即忧其必有肆毒于今日也。且此公退即对耿（定向）言：‘元（引者按：指梁汝元）本一飞鸟，为渠以胶滞之。’然元即对耿言：‘张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讲学，必首毒元。’”
万历元年出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万历三年，张居正向皇帝呈进“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的奏疏，阐述了整顿教育的主张，为此他制订了十八条规章，其中第一条最为厉害：“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它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堵塞奔竞之门，杜绝请托之路，毫无疑问是切中时弊的，但是把这些弊端归因于“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竟然是“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似乎过于操切，矫枉过正。矫枉过正的结果，一向致力于民间讲学的何心隐，就被视为“游食无行之徒”，予以整肃了。
“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的政策得以贯彻，后果是严重的，抓住常州知府施观民“私创书院赃私狼籍”的把柄，颁布诏令，不仅将施观民私创的书院捣毁，而且宣布各地私创书院一律改为公廨，书院的田产查归里甲。之后又宣布取缔、禁毁全国六十四家书院，许多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书院就此寿终正寝。宋代以来蔚然成风的书院讲学，繁荣了学术，培养了人才，居然在“空谈废业”的幌子下，扫荡一空，弦歌之声戛然而止。
禁止讲学，取缔书院，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是一项德政。万历十一年，吏科给事中邹元标批评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他写给皇帝的奏疏——《直抒肤见以光圣德以奠民生疏》，语气委婉，却难掩犀利的锋芒：“常州知府施观民，糜费民财，私创书院，毁之诚是矣。乃概将先贤遗迹一概拆废，臣不知其解也。彼敢于蔑先圣之道者，不过恶聚讲，假伪学以钳制天下之口耳……聚徒讲诵自古已然，未闻概以伪学斥也。天下生材，囿于所禀资有纯驳，故功有真伪，百伪之中得一真焉，亦足以维世道匡颓风，因伪弃真，是因沙废金，因噎废食矣……臣愚以为，凡所拆过书院、先贤遗迹，宜敕礼部令郡邑，或概议修复，或量为调停，虽然未必真儒辈出，然使天下晓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盛心，学术从此而正，士习从兹而端，未可知也。”通篇并未提及何心隐三字，其实是在为他鸣冤，一则说聚徒讲学是从古以来的传统，从未听说一概斥为伪学，加以禁止的；再则说，拆毁常州知府施观民私创书院，似无不可，扩而大之，把全国书院统统拆毁，这种因噎废食的举措目的何在？一言以蔽之，无非是执政者为了控制舆论——“假伪学以钳制天下之口”。
神宗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崇儒重道”。此后，很多书院陆续恢复，聚徒讲学之风再度重现，琅琅书声重新回响于华夏大地。何心隐泉下有知，或可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