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杨开慧也随全家一同北上，来到春意盎然、繁花似锦的北京，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九号。
北京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古老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涌入神州。杨开慧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眼界开阔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
8月中下旬，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
对毛泽东的到来，杨昌济一家感到十分快慰，热情地帮助他妥善安排好在京的生活。不久，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馆员。那时，毛泽东住在景山东街，与杨家相距不算很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
这时，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正值豆蔻年华。他乡遇故知，情窦初开。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给她阅读。在这些交往中，他们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于是，两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在不知不觉中，这对年轻人双双坠入了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难逃脱父母的视线。杨昌济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是赞同的，但是要招毛泽东为婿，也不是没有顾虑的，毕竟毛泽东比杨开慧大八岁。后来见两人爱的越来越深，特别是杨开慧向母亲表白：“我是为母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非常开明的杨昌济夫妇也就打消了顾虑，默许了女儿的选择。
这样，毛泽东和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他们形影相随，或漫步古都街头，或相约于美丽公园，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秋天的红叶，冬天的腊梅，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记忆，充分体味着初恋的甜蜜。
1919年3月初，毛泽东的母亲文氏病重。毛泽东是出名的大孝子，尤其敬重他母亲，便于3月12日动身返回湖南。
面对心爱的人分别而去，杨开慧自然有一股难以言传的离别情愁，她亲自去送别了毛泽东，希望他随时来信。
毛泽东回到长沙，就接到了杨开慧的来信，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润”，而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毛泽东已把病重的母亲从韶山冲接到长沙，一边亲侍汤药，精心照料，一边继续革命工作，创办了《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创刊后在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北京的《每周评论》专门栽文介绍了它。杨开慧得悉毛泽东是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时，心情十分激动。
这时，杨昌济病倒了。杨开慧日夜服侍汤药于病榻之侧，并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物，从这里，杨开慧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来到北京，住在北长街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嘛庙里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当时，杨昌济由于病情日益加剧，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杨开慧终日守在父亲的病榻前，悉心照顾。
一到北京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急匆匆赶到病房看望老师。杨昌济明显地消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见到钟爱的学生，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后重逢在北京，其中的情愫难以用语言表达，压抑在两人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出来。
一天，杨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不料被妈妈向振熙看到了，便把此事看作他们“定情”的标志，高兴地告诉杨昌济：
“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
深受病魔折磨的杨昌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这样，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就在杨家内部定了下来。
杨昌济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泽东赶到病房，探望恩师。
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杨昌济示意毛泽东坐到床边，用颤抖地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
“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使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爱情之火燃烧地越来越炽烈了。
然而，当爱情到来时，两个年轻人的心并不平静。杨开慧在《自传》中写道：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皮（脾）气，那时我更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皮（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初冬的一个夜晚，毛泽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终于，毛泽东披农坐起，望着窗外一轮寒月，思念着杨开慧，感情的烈火正炙烤着他的心。于是，毛泽东诗意大发，挥笔疾书，写下了《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晚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收到这首滚烫的、表明毛泽东爱意的词后，杨开慧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早已燃烧着的爱情烈焰，同意与毛泽东结婚了。
杨开慧在一篇随感式的文章中写道：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自从我完全了解他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若有一天母亲也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段见证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佳话写于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被捕前将它藏在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54年后，1983年才被意外发现。
1920年冬，这对倾心相爱的恋人终于结成秦晋之好。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恋爱是浪漫的，结婚也表现出对世俗、对传统的反叛，用他们俩人的话说，就是“不做俗人之举”。他们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以同居来表示结婚，没有举行婚礼仪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请来了几个好友到家中小聚。饭菜同往常一样简单，吃到最后，俩人才向客人宣布：我们结婚了。
其实，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没有钱才这样做，相反当时他手握巨款。原来为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章士钊募捐了两万块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支配，但公私分明的毛泽东不为自己动用一分一毫。不仅如此，就连母亲为女儿办嫁妆的百十块银元，杨开慧也交给毛泽东用作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结婚前，毛泽东和杨开慧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婚后不久，恰逢春节，两人便回到板仓小住十几日，既是看望杨老太太和兄嫂，又算是度蜜月了。期间，杨开慧陪着毛泽东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探亲访友，实地考察。
在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这十几天，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不可磨灭的回忆。
毛泽东和杨开慧以其惊世骇俗的结合，在周围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两人的婚姻也被誉为“理想的罗曼蒂克”。
婚姻浪漫杨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