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举权到避孕药：女人开始主宰自己
在本世纪，没有任何别的事物——甚至连赢得选举权在内——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如此直接的变化……一旦妇女认识到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身体，她们就开始质疑丈夫的、父亲的、上司的、医生的以及教会的权威。
９０年前，美国女性有史以来首次获得投票权，５０年前，口服避孕药首次运用于临床。从选举权到避孕药，串联百年女性运动史。今天，女人面临着太多的自由选择，但这些选择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９１岁的美国老太太夏洛蒂·伍德沃德在总统选举中亲手投了一票，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也是美国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投票。当年８月２６日，美国国会刚刚正式批准宪法第１９条修正案，确定妇女拥有公民投票权。
从１８４８年在纽约州举行世界历史上首次女权大会开始，美国妇女奋斗了７２年，而投下第一票的伍德沃德，正是当时唯一一位健在的“１８４８大会元老 ”，她有幸“坚持到底”，亲眼见证了几代女性梦想的实现。
９０年来，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者用这一开创性的成就不断激励自己，为获得政治解放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还有一个事件，与选举权的获得共同被视为妇女解放史上的两大里程碑，那就是１９６０年口服避孕药正式应用于临床。如果说选举权让妇女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那么避孕药则让妇女获得了身体的解放。可别小看这粒不起眼的粉色药丸，目前世界上有超过１亿的女性用它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当一个女人可以控制怀孕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的控制之下，女人不再是生育的奴仆，不必担心“意外之喜”破坏自己的事业规划，她们能够扮演母亲之外的更多角色。
今年，世界各地都在纪念口服避孕药的５０岁生日，回顾它引发的震荡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从选举权到避孕药，串连百年女权运动史。正如女权主义运动奠基人之一贝蒂·弗里坦所说：“历史有着神秘的巧合，就在妇女准备探索独立个性之时，科技也同时出现。”
国会批准妇女选举权时没有女性在场
选举权只是一个入门的开端，你们要奋力进入“关闭的门”才能达到真正做出政治决策的地方。你们在入门后，将面临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女权运动领袖 卡丽·查普曼·凯特，１９２０年１１月
１８４８年的女权大会上，代表们模仿《独立宣言》的格式和语气，起草了一份宣言，要求在法律、教育、经济和选举上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虽然这次会议是为女性谋权益，但男人也可以参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当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签署文件批准美国宪法第１９条修正案时，没有妇女在场欢呼。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男人“赐予”了书面上的平等。女权领袖阿比·贝克夫人叹到：“这是非常可悲的。”
妇女选举权运动历尽坎坷，想要投票的女人在当时被看作是不男不女的造反者。当时一份杂志这样写道：“在公正的观察家眼里，这种权利显然是一小撮女人的痴心妄想，这些女人已经男性化，我们可以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描绘——不阴不阳。而且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权利要求不但错误而且背叛了大多数女人——真正的女人，就像背叛了丈夫和孩子一样。”
进入２０世纪后，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推动下终于走出了低谷。与此同时，大洋彼岸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英勇事迹不时传来。英国比美国略微晚些开展女权运动，但攻势之激进猛烈令男人震惊：她们用链子把自己锁在公共大楼内，在博物馆损毁艺术品，冲进下议院，炸毁邮箱，游行示威，被关进监狱后绝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以女性不能为战争流血为借口，拒绝选举权谈判。１９１７年，英国妇女后勤军团（ＷＡＡＣ）成立，５。７万女性走上前线，从事医护、烹饪、制衣等工作，用血肉之躯批驳男人的托辞。
在英国游行队伍中，有一位美国女性，艾丽斯·保罗，这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才女多次被捕，在狱中绝食，曾被通过鼻管强行进食。保罗将英国妇女的激进作风带回了美国，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３日，威尔逊总统宣誓就职前一天，她在华盛顿组织５０００名妇女游行示威，队伍在白宫前被男人们围追堵截，他们对女人挥拳攻击，吐口水，用点燃的香烟戳她们的身体，直到骑兵部队赶来才恢复秩序，４０名妇女被送进医院。
１９１６年，威尔逊竞选连任，民主党的口号是“选威尔逊，他让我们摆脱战争。”而艾丽斯·保罗率领妇女打出口号，反击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战时总统：“不选威尔逊，他不让我们有选举权”、“独裁者威尔逊，民主应从国内开始”。示威妇女在白宫外静坐守夜了几个月，被逮捕入狱后，艾丽斯·保罗坚持绝食长达２２天。
壮举终于感动了世人，媒体和社会舆论给予妇女极大的同情，众议院法规委员会终于把长期弃置一旁的妇女选举权修正案提上辩论议程。
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０日，首位被选入国会的妇女，蒙大拿州的珍妮特·兰金，在众议院提出了妇女选举权议案，妇女们马不停蹄的游说、计算票数，赞成与反对两派势均力敌，胜败千钧一发，几乎每一张新增选票都有可能改变全美国女性的命运，一丝一毫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最后四位掌握着决定性选票的议员是从病榻赶来众议院投票的，其中一位议员从妻子临终的病榻赶来，他来完成妻子最后的心愿。
２７４：１３６票，刚好比规定的三分之二票数多了一票。１９２０年，历史终于成全了２６００万达到工作年龄的美国女人。
第１９条修正案可以看作是进步时代一个结局圆满的事件，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妇女取得选举权后４０年的制度改革时期，才是真正的长征。
当一个女人可以控制怀孕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控制之下
在本世纪，没有任何别的事物——甚至连赢得选举权在内——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如此直接的变化……一旦妇女认识到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身体，她们就开始质疑丈夫的、父亲的、上司的、医生的以及教会的权威。——《女士居家杂志》，１９９０年６月刊文纪念避孕药问世３０周年
口服避孕药“审时度势”地诞生在了１９６０年，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决定了避孕药将被历史加冕。（历史论文 ）种族矛盾、性解放、代际冲突、形形色色的运动与思潮，几乎都曾被一些“投机取巧”的历史研究者归功或归罪于这粒小小的药丸。１９９９年，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称避孕药为２０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泰纳姆认为这是高估。
无论如何，避孕药有一个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它将女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女性从此能够自主控制生孩子的时间，减小经受堕胎、难产等灾难的几率。１９６０年，平均一名美国妇女有３。６个小孩；到１９８０年，下降到两个。仅仅这１。６的变迁，让一半以上的家庭妇女能够走上工作岗位大放异彩。凭这一项，位居现代最伟大发明之列，避孕药当之无愧。
避孕药的问世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女性舍身忘我的努力。玛格丽特·桑格，１８７９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她的母亲历经１８次怀孕，生下１１个孩子，终于在５０岁时去世。桑格站在母亲的棺材前，对父亲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妈妈的死是因为她为你生了太多孩子。”
母亲去世后，桑格参加了纽约一家医院的护士培训项目，她想研制一种“神奇药丸”，帮助那些和她母亲一样被计划外怀孕困扰的女人。１９１７年，桑格在波士顿遇到了凯瑟琳·麦考密克，她出身富裕家庭，是全美第二个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拿到生物学学士学位的女人，也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对志同道合的女友从此开始了３０多年的并肩战斗，其间还获得了许多男士的慷慨帮助，比如凯瑟琳的公公麦考密克，一家国际公司的创办人，给予她们大量资金支持。还有遗传学家高利·平卡斯博士。
平卡斯本有希望成为哈佛大学生理学助理教授，他成功用器皿培养了兔胚，成为体外授精的先驱。但有杂志却暗示：平卡斯是在创造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男人将彻底失去作用。为此，平卡斯被取消助理教授头衔，黯然离开了自己的实验室。
在桑格的说服下，平卡斯开始进行怀孕和避孕方面的研究。１９５２年，平卡斯遇到哈佛大学妇科专家约翰·洛克博士。洛克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５个儿子，１９个孙子，儿孙满堂的他曾把帮助不孕妇女怀孕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当平卡斯和他开始合作的时候，桑格担心洛克的宗教信仰会阻碍他的探索，毕竟，依天主教教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交是可耻的。但洛克向桑格保证，只要教会不来找他的麻烦，他也不会庸人自扰。经过两三年的实验，洛克研制出了他称之为“避孕药”的药丸。
１９５７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部门（ＦＤＡ）批准洛克的这种药丸投放市场，声称其主要用于治疗流产和月经不调，并附加警告，这种药品会影响排卵。广大妇女确实意识到了这一“副作用”的重要性——大批自称“月经不调”的女性就医，“避孕药”处方激增。１９６０年，美国法律终于做出让步，批准避孕药的主要成分异炔诺酮上市销售，这也宣告着口服避孕药正式开始临床应用。当时的ＦＤＡ专员约翰·哈维无奈地感叹：“批准避孕药应用，是出于安全性考虑，而与我们自己的道德取向无关。”
避孕药终于为世俗接受，却仍然不为宗教所容，洛克为此呼吁多年，徒劳无功。１９６８年，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明确禁止了天主教信徒使用避孕药。
从那时起，洛克再也没去过教堂做弥撒，“避孕药之父” 在７８岁这年成了一个彻底的离经叛道者。
为了前进一步，女人不得不退后两步
如果时机未到，充其量那只是避孕潮，而不是性革命。尽管避孕药已经诞生，但真正的性革命却从未到来，直到女权主义的兴起。——泰勒·梅：《承诺的历史，危险与解放》
公众对口服避孕药的迅速接受，任何阻碍力量在汹涌潮流面前都显得无力。到１９６５年，美国每４名４５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就有１名服用避孕药。１９６６年，美国失业率为３。８％，几乎雇用不到男性员工，而这一年成年妇女的工作人数上涨了１０％，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雇佣女性职员。而在避孕药出现之前，这样的情形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１９７２年，教育歧视结束，法学院和医学院为妇女敞开大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戈尔丁认为，避孕药的出现让学校开始放心接纳女学生，而不用担心她们过早怀孕。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间，法学院女生数量从４％升至３６％，商学院女生数量则从４％升至２８％。
避孕药为女性带来革命性福音的同时，也枉担了人类欲望造成的罪责。１９６６年，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指出：“避孕药真的很有效而又不会造成性滥交吗？加州出现换妻丑闻；长岛郊区一些女警察变成青楼女子赚钱，有些甚至还争取到丈夫的同意。”
事实上，从上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人们的婚前性行为就已经开始增多，避孕药并不是诱人犯罪的撒旦，它充其量只能说是性解放潮流的产物，却不是引领这种潮流的动力。而女性服用避孕药，也并非像吃糖一样轻松简单然后就可以放任自流，事实上，几十年来，部分女性还在承受着恶心、脱水、体重增加、乳房松弛、血压上升、抑郁症等药品的副作用。许多女权主义者抱怨，避孕药在使妇女获得性生活自由的同时，也使男人从性关系中理应承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女性独自承担生育责任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她们呼吁推广男用避孕药品，而这种药品的确已经出现在市场上。
今天，妇女们面临着太多的自由选择，但这些选择却变得复杂万分。从九十年前的争取选举权，到五十年前争取“避孕权”，妇女们经常发现，为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个进步，自己不得不退两步，但不同于先辈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不愿在沉默中忍受，因为她们知道沉默的代价往往太高。回首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权运动，那些追求独立解放的男性们的宣言仍在耳畔回响：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是的，所有的人，无论男人和女人。
原载《时代周刊》２０１０年４月 编撰｜李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