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康熙朝，中国社会进入第三个“黄金年代”。创造这一伟大盛世，离不开一批能臣干吏，山西人于成龙、吴琠、陈廷敬等就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政治人物。后世称为“一代良相”的吴琠，更是康熙政治集团中群臣的楷模。
康熙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御赐吴琠《千字文》一卷并题跋：“朕临米芾书千文数卷，此卷赐大学士吴琠，吴琠为人宽厚和平，持己清洁。先任封疆，文武军民受其实惠者，至今颂之。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书其后，以纪其大臣之体。”
这段简短的评语告诉世人，吴琠为人宽厚笃诚，清廉自守；为官正直无私，体国恤民。
沁州廉相：清可容物吴阁老
（一）
吴琠(1637—1705)，字伯美，号铜川，谥文端，山西沁州徐村人。吴琠自幼聪明好学，10岁能诗，15岁应童子试，18岁中举，23岁（顺治十六年）中进士。康熙六年(1667)，到“七省通衢”的河南汝宁府确山任知县。据清雍正《河南通志》记载：吴琠“任确山令，性明快，兴利除害，惟恐不及，清赋役，申冤抑，招徕开垦，户口日益繁盛。”可见他果敢明决，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清大军进剿云南，使者往来如织，车马粮饷，吴琠都能及时筹措，既不影响军需，又不增加百姓负担。战事之初，各种谣言纷至沓来，有人劝吴琠把家属送回故乡,吴琠说：“逆贼必不能久，然人情易动，县令遣妻子归，民能安堵乎？”并且将柴草堆于楼下，告诫家人说：“如有什么不测，就只有一死了！”在这个生死难卜的危难时刻，一个小小的县令，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见识与超人的胆略。
因确山政绩卓著，于康熙十三年，吴琠被越级晋升为吏部稽勋司主事，月余又升任验封司员外郎。十四年十月，调任文选司员外郎，次年，升任验封司郎中。十六年，先调吏部任考功司郎中，又迁文选司郎中。在吏部供职3年，“厘胥弊，禁竿牍，塞私窦，绝诡遇”，使吏治之时弊得以纠正，被吏部尚书魏象枢称为“本朝选君第一”。
康熙十七年后，吴琠连任鸿胪寺少卿、光禄寺少卿、通政使司右参议、通政司右通政、太仆寺卿(从三品衔，正职)、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三品衔)等职。期间，吴琠多次上章言事，每逢朝廷议事，都能“直抒已见，不激不随”。曾上《请复巡抚道员管兵疏》，建议以“三藩作乱为戒，分散将军兵权，给地方长官以兵权”，还建议地方官吏改变官场作风，走出衙门，深入民间，了解下情。
康熙二十八年(1689)六月，湖北发生一场兵变。平定三藩时扩充的三千兵员，因裁撤不当，激起事变，哗变之兵推夏逢龙为兵马大元帅，扯旗造反，聚众万人，乘二十艘巨舰顺流而下，占领武昌周边地区，朝廷迅速组织大军平定了叛乱，然而，祸不单行，兵燹之余又遭荒旱，赤地千里，禾稻枯焦，各地告赈纷纷。时任兵部寺郎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的吴琠，奉旨任湖北巡抚。一方面处理兵变的善后事宜，一方面设法赈济灾民，安抚百姓。吴琠到任后，天灾人祸数年的湖北，恰逢久旱降雨，人们把这及时雨称作“吴公雨”。接着，出台了一些列的政令措施，如《严禁花爆示》《严禁滥差示》《饬禁酷刑示》《申饬培养学校示》《严禁结党私斗示》等等，从老百姓生活小事入手，从改变地方陋习开始，从劝诫培养上发力，湖北民风士气为之一变。吴琠下力气整治各级官吏衙门作风，严禁滥差和酷刑，下力气惩办地方豪强，给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连续几年，湖北风调雨顺，庄禾大稔，老百姓安居乐业。此时，陕西发生大旱，饥民涌入湖北，吴琠号召各级官员捐俸救灾，自己首先带头捐俸，共积粮8500石，全部救济灾民。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因吴琠守孝在籍，湖广总督出缺，吴琠以封疆大吏身份再度赴楚，“楚人若再见生身父母”。康熙三十五年九月，吴琠升补为都察院左都御使，消息传出，总督衙门“跻堂称觞，攀辕卧辙，争立碑、画像，以纪去后之思。”吴琠走的时候，湖广百姓沿江相送，以至“泣下吞声”。加上任巡抚时的二年又八个月，吴琠在两次湖广的时间共四年又六个月，得到老百姓的拥护爱戴，这在清朝历史上的整个官僚队伍中是不多见的。
（二）
都察院是朝廷的最高监察机关，对属员要求有很高的素养和操守，从湖广总督升任为左都御使，成为朝廷监察部门的最高长官，官阶为从一品。吴琠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工作作风入手，教育都察院所有的属员说：“司风纪者，当养人廉耻，不专以弹击为能，今吾谬掌台端，任大责重，要在正己率属，岂可见事风生，以亵宪体乎？”
吴琠认为都察院的职责首要在于要让所有的官员都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和什么是不该做的，从而最大可能地减少他们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一味的挥舞着弹劾之利剑，耀武张扬，见事生风，那实际上是对都察院自身职责的一种亵渎。吴琠以他的清风正气统率着都察院衙门，从容坐镇9个月，一时“台省肃然”。
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走之前，将这一年主持会试的大任交给熊赐福、张英、吴琠、吴雯等4位大臣。吴琠在《丁丑会试录序》中写到:臣吴琠乃山西的一介寒儒，蒙皇上幸遇，登第拔仕，先在中州任县令，后晋铨曹，再升卿贰，又出任抚督，入总宪台，已经是皇上殊恩，超逾格外，这次再蒙皇上授予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拜命之下，感到更加惶慌，唯恐自己愚昧疏略，衡鉴不当，有负皇恩，所以幽独盟心，图仰报于万一。
吴琠在这篇序文中借明代哲学家薛瑄的话道出了自己做官的信条：“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此居官之七要。”吴琠正是以此七条作为自己做官的座右铭，并毕生忠实地予以实践。
七月，吴琠被钦点为殿试读卷官。九月，吴琠再次被任命为武会试的总裁，参加考试的武举共1324人，取武进士100名，南北各半。九月进行殿试，仍然是吴琠充任读卷官，由此可见，在康熙皇帝的眼里，吴琠已经成为重臣中的重臣。
在大败噶尔丹班师回朝的路上，康熙皇帝在马上当着随行大臣的面表扬吴琠是好官。回銮之后，即刻召见吴琠，再次称赞他：“做官无论是其属官，非其属官，及所参革之人，皆服他是清官好官，百姓亦莫不感服。”就在康熙皇帝召见吴琠之后的第六天，吴琠突然接到新的任命，调他担任刑部尚书。
刑部是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操有生杀大权，凡死刑犯人，都要经刑部核准，方可执行，其职责比都察院又显得重了一些。吴琠从做确山县令开始，就非常重视刑事案件的公平与公正，重证据，轻刑罚，一生中拨乱反正，平反和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在做了刑部尚书之后，更加稳妥和谨慎，他说：“做官不能不用刑，然须一眼看定，察其轻重，不可使皂隶操生杀之权。”这一眼看定的功夫，既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当然，“人非圣贤，岂能一民不冤，奸宄无漏乎？但谨慎详审，勿恃才，勿任意，庶己无愧于心耳。”
（三）
康熙三十七年（1698），吴琠62岁，七月初一，皇上命吴琠补授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正式拜相入阁，进入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层。
《清史列传》说，“居政府，室无妾媵，口不言清。每语任外吏者曰：‘地无远迩，俗有淳饶，然爱财惜命，民情则一，能体此念，自为良吏矣’”。吴琠把“爱财惜命”作为施政的基本原则。通俗点讲，就是只要保护好人民的财富，让人民安居乐业，天下才能太平，每个官员都应当有这样的认识。
在吴琠七年的执政期间，他忠心耿耿，而且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必要时可以面折廷争，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作风正派，敢作敢为，他推荐过许多人才，但却不滥举，他有许多朋友，但从不妄交。他做官主要的特点是“廉”“能”二字，即绝对是清廉的，又绝对是能干的，是办事干练的政治家，因而受到玄烨的深信不疑。他在政治上又非常熟悉朝章国故，驾轻就熟，凡“中外章奏，见辄洞然，旧典虽久而不忘，偕办内阁者咸赖之。”
吴琠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处处留心，中外奏章，一经洞悉，历久不忘，只要皇上问起，他根本用不着去查任何典籍资料，随问随答，知无不言，成了康熙皇帝的活字典。
吴琠平生很注重人才，当了大学士之后，更是如此。有一次，兵部引见了一名大臣金国正来见康熙皇帝，康熙问大学士伊桑阿：“金国正如何？”伊桑阿一时摸不清皇上的意图，不敢贸然作答，只好敷衍道：“金国正的为人吴琠知道。”康熙又问吴琠，吴琠说：“金国正为人壮健，才技犹长，从前征噶尔丹时，愿意自出家财，承大军征进效力，臣曾启奏过。”皇上说：“你说好，定然是居官好。”转而又以叽讽的口吻对伊桑阿道：“此老未易可及。”伊桑阿红着脸说：“皇上睿鉴极明，吴琠办事甚优，存心亦善”。
有句古语说：“要知宰相能否，但视天下安危”。也就是说，宰相的贤能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和安危。吴琠虽为太平宰相，但在他任职的七年里，不骄不躁，恪尽职守，始终如一，保持和发展了国家的强盛，也保持了他人生形象的整体完美。
康熙三十九年（1700），吴琠64岁，这一年，吴琠忽患中风之症，半身麻木，右臂活动也受到影响，虽然如此，康熙皇帝仍然派他再次主持会试，吴琠带病工作，夜以继日，经过24个昼夜，取士三百。忙完了会试，内阁一大堆工作还等着他去处理。六月二十五日，吴琠正在埋头公务，忽有下人送进一封家中的急信，吴琠等忙完手中的事，拆开一看，才知道与他濡沫相伴的宋氏夫人已在此前的一个时辰离他而去了。
据乾隆《沁州志·吴时谏传》记载，宋氏夫人是病殁于北京的，而且进入六月以来，病情加重，“忧愁癯瘠”，但吴琠并没有因此而请假，甚至在夫人临终之时连最后的一面都没有见上。康熙皇帝闻之非常感动，御书“风度端凝”4字，做成龙绫匾额送与吴琠，以表示他对吴琠的体恤和器重。
宋氏夫人自14岁嫁到吴家，与吴琠相濡以沫46年，俩人感情弥深。为此，吴琠在哀伤之余，写下了《皇清诰封夫人先室宋夫人行述》：“夫人生十四岁而归于余家，迨事先祖父母、父母，恪尽孝道。子女五人同出慈育成立，旁无媵助。相余四十有六年……”。这就是当朝宰相的夫人，俨然一位农家小户的糟糠之妻，一位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家庭主妇，一位中国封建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
宋氏夫人逝世以后，吴琠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康熙四十一年（1702），吴琠已经66岁高龄，自觉体力不支，有意向皇帝提出退休申请，但同为大学士的伊桑阿和马齐，都认为恩眷超常，此时提出退休皇上肯定不会批准。果然，康熙皇帝听到吴琠有退休的想法，说：“吴琠为人诚实，岂能听他去。”
诚实，是吴琠最优秀的品德，他既不是唯唯喏喏，“多磕头，少说话”的庸俗之辈，也不是当面顶撞，置生死于不顾的骨梗之臣，他对康熙皇帝忠心耿耿，但又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康熙南巡时，曾与河道总督张鹏翮有一段谈话，康熙当时评价了张鹏翮和吴琠两个人，康熙说：张和吴都讲理学，都躬行实践，都有守有才，但张缺乏吴琠那份“宽厚和平”的风度。康熙皇帝对吴琠不仅器重有加，而且也关爱有加。四十一年四月初六，康熙赐给吴琠御书“思诚堂”匾额，五月二十五日，又赐临米芾御书七律诗一幅，以后又多次赐吴琠物品，其中有一副对联也是讲诚的：“约失之鲜矣，诚乐莫大焉。”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康熙赐御书《千字文》一卷，并有背后题写跋语：“朕临米芾书千文数卷，此卷赐大学士吴琠，吴琠为人宽厚和平，持己清洁。先任封疆，文武军民受其实惠者，至今颂之。朝中之事，面折廷争，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书其后，以纪其大臣之体。”
这是康熙皇帝对吴琠比较全面的评价，也是真实准确的评价。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学士伊桑阿退休，吴琠成为首席大学士。同年四月，陈廷敬以吏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是山西阳城人，与吴琠的家乡沁州相距不过百里有余，俩人同在朝中为官多年，彼此相交甚厚。顺治十五年，俩人曾一同赴京参加会试，吴琠因病未能入场，陈廷敬就是这一年考中进士的，算起来比吴琠要早一年。但吴琠进入内阁比陈廷敬要早出五年。陈廷敬因为编纂《康熙字典》，所以知道他的人比知道吴琠的人要多一些。其实，吴琠也曾受命充任《三朝国史政治典训》、《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一统志》等书的总裁，也曾负责监修《明史》。
（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吴琠已经68岁，身体已是很衰老，但仍坚持早朝，每日到内阁上班，因为他是首席大学士，是宰相中的班长，很多事情都要等他定夺。这一年，内阁的大学士有吴琠、马齐、席哈纳、张玉书、陈廷敬，从种种资料分析，他们这一届的内阁班子还是很团结的。其实，此时吴琠的身体，已是一日不如一日，但为了报皇上的知遇之恩，只要一日能动，就要办一日的事，真有点“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
二月初九，康熙皇帝惦记着治理河道的事情，决定再次南巡，大学士马齐、张玉书、陈廷敬随驾，留下吴琠与席哈那署理朝中之事。在皇上出巡的这些日子里，吴琠更是谨慎小心，尽职尽守。也许是过于劳累的缘故，二月中旬，喉间有痰结为梗，饮食顿减。三月十三日，痰嗽大作，牵及腰膂，左股疼痛不止，仍一边服药，一边上朝。四月二十四日，一大早起来，就感觉头晕眼花，浑身乏力，勉强吃了一点东西，硬撑着前去上朝，快吃午饭的时候，忽然痰喘不止，几次摔倒在地，最后由两名家仆架着把他扶到了两人小轿上，匆匆抬回家来，从此一病不起。
闰四月十一日下午，吴琠预感大限已到，让他的几个儿子把他抬到正房的卧室，半夜时分，伏枕口授遗疏大意，所说的全是国家大事，竟没有一字提到自己的私事。然后，溘然长逝。
康熙皇帝南巡刚刚回京，就听到了吴琠逝世的消息，十分震惊，派内臣置祭，命礼部按宰相规格颁赐祭葬，谥文端。满朝公卿大夫都来吊唁，想起吴琠往日的好处来，禁不住痛哭失声。五月，吏部因大学士吴琠逝世，请旨补缺，康熙将奏折退回，批道：“旧例大臣病故，必俟其灵柩还籍，方请补授，乃国家眷念大臣之意也。今大学士吴琠身故，尚未发引，何亟亟乃尔，本著发还。”翰林院所撰写的祭文，康熙皇帝看后也不满意，认为没有写出吴琠的风格来，“大学士吴琠好处甚多”，责令重写。改写后的祭文保存在《沁州志》卷十《谕祭大学士谥文端吴琠文》，文中说：吴琠“正身率属，总宪纲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谳鞠持平。……慎以居躬，每赞襄乎国是；清能容物，更仪表乎官常……”并御赐墓碑，碑文曰：“吴琠赋性宽和，持躬敬慎。由开府而晋总制，荆湖宣保障之劳；陟宪长而掌秋曹，法纪著公平之誉。……翼翼小心，益笃荩诚之悃；休休大度，尽消偏党之私。”在吴琠归葬后的第二年，康熙皇帝又批准沁州建吴琠专祠两所，一在沁州城文兴街，一在家乡徐村月岭；湖广建吴琠祠堂一所。雍正皇帝于十一年（1733）颁谕祭文，命沁州知州每年春秋两季率属致祭，并将吴琠入全国各地贤良大臣祠，永享崇祀。
（五）
吴琠是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在清初康乾盛世的发展历程中，他把他自己完整而又无私地融入了缔造这个盛世的洪流之中。在康熙皇帝的眼里，他是循臣良吏，他不仅有守有才，宽厚平和，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能做得有声有色，始终如一。而最大的优点是，他无限忠于国家，从不拉帮结派，即使是他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境地，也从不动用权力任用私人；在士大夫的眼里，他是正人君子，他崇尚理学，以诚信为本，言必信，信必果。他曾先后七次主持乡试、会试，所拔皆贤良；在百姓的眼里，他是清官好官，他体恤下情，关心民疾，不扰民间一物，不短行户一直，他的亲朋子侄，没有一个人因他的关系而飞黄腾达和富甲乡里。他的儿子吴时谦，康熙甲戌科进士，终身未仕。他的亲侄子吴时宽，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通过会试，但在殿试时，由于紧张过度，卷子上有一处字迹越过了规定线，被取消了进士的资格，而此时的吴琠为内阁首席大学士，正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但他却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为侄子开脱。算上吴琠在内，吴氏一门在清朝曾中过5位进士，只有他的曾孙吴嘉炎做过知州和玄孙吴沆做过知县。吴琠平生非常重视教育，每到一任，都有兴学之举，在他的家乡沁州，凡读书之人，或遇孤苦贫乏者，必资以书籍、纸笔、饮食、衣服，让其专心攻学，学有成就者，不下数十辈。所以，吴琠虽然没有给他的子孙和乡党留下豪门贵宅和万贯家财，但却留下了一个廉洁奉公的遗风。
吴琠是能臣，更是廉吏。离开确山时，百姓留恋，他“单骑而去”；抚湖北时母亲病逝，僚属馈赠财物，吴琠全部谢绝，守制期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人造访，面对各种各样的馈赠，以一句“非吾母志也”谢绝。吴琠为宦一生，恪守勤谨为民的为官之道，为人淡泊无华，简约朴素，终身不纳妾，和夫人宋氏白首终生，育四子一女，没有一人入仕为官。身为朝廷重臣，家中仍是五间茅草房，“陋巷蓬门，隐约寒素”，父兄布衣敝履。吴琠逝世后，其子孙将老屋略加修膳，改造成供村民子弟读书的书院，世戏称“南阳草庐”。
1947年，当地反奸清算工作组开挖他的墓穴，墓中没有任何珠宝玉器陪葬，只有十多付锡制的供器。棺木内，是用数十尺白绫裹着的淡薄的躯体，身穿龙褂朝服，盖着绣花锦缎被子，旁边放着十多件丝织夹单衣，枕边一副副老花镜，镜框上缠着布条，挂耳竟然是两条普通的棉线。（供稿：沁县新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