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根据《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海南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一书所附列的图表统计，有清一代从顺治三年（1646年）丙戌科的傅以渐，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刘春霖，260余年间一共产生了118个状元。
在这118个状元里，既有像张之万、翁同龢、孙家鼐、陆润痒、张骞这样的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和实业领域有过重大建树的人物；也有像蒋立镛、肖锦忠、王仁堪、刘福兆这样的在事功方面表现平平者。
我们当然不能以“成王败寇”的传统逻辑，完全按照一个人的事功大小，来评价一个状元的成功与否。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能够从童生开始，经过一道道堪称严格的关口的筛选，最后获得殿试的“一甲第一名”，这个人注定不是一个平庸之辈，至少应该属于一个智商很高、心理素质过硬的人。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已降迄至晚清，经过了一千多年的磨砺，已进入到一个相当成熟的时期。如果这一机制能够运作如常的话，那么通过这样的一套选举机制选拔出统治者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然，这里不能忽略的是这样一个大前提，即这套机制能够“运作正常”。质言之，如果这套制度不幸掺入了诸多人为的因素，变得不那么公正和严格的话，那么其选拔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也还真是不好说。
这其中的道理应该不难理解。也正因为此，对于科举制度，历朝历代统治者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努力，力求尽量堵死体制上的各种漏洞，以减少各种人为的主观因素，努力做到客观、公正和公平。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对于科举制度作弊现象的惩罚都是最严格的。别的朝代不说了，即以清代而论，中国最后一例“腰斩”的酷刑，正是用在了科举作弊者的身上。那是雍正十二年，遭遇此项酷刑的是原河南学政俞鸿图。史称，行刑时，俞鸿图痛苦万状，在地上连滚带爬，一连写了七个“惨”字后才正式咽气。这样的惨状甚至激起了一向以苛酷而闻名的雍正皇帝的一番恻隐之心，腰斩的刑名从此正式退出了清朝官方的刑罚名单。
当然，尽管说历朝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把握一向极为郑重而严苛，但由于科举制度所考试的内容是以文学词章为主，缺乏一个公认的统一衡量标准，所以事实上想完全杜绝人为因素的干扰也不太可能。尤其是当一言九鼎的皇帝亲自参与到其间时，也就难免产生像龙汝言这样的并无多少真才实学的状元产生的现象。
二
提到这位龙汝言先生，我们不能不说，此公是有清一代的118位状元当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龙汝言出生于文事鼎盛的古文重地——安徽省桐城。此公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科的殿试中一举获得了“一甲一名”的殊荣，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状元”。但龙汝言的这个状元与清朝别的状元不同。根据张祖翼在《清代野记》一书中的说法，他的这个状元很大程度上是善于揣摩上意，投机逢迎得来的，故可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拍马状元”。
事情还得从龙汝言没有发迹之前说起。
龙汝言在没有中第的时候，曾在某都统家做幕宾。按，清朝的“都统”是驻防各地的八旗组织的最高军政长官，满语叫做“固山额真”。都统除了分掌所辖之旗的户籍、田宅、教养、营制、兵械以及选官序爵、操演训练等军政事务之外，还兼管驻防地区的民政事务。从职级上看，该职位为“从一品”，待遇和普通的绿营军官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的一位八旗官僚，若说骑射之类应该是行家里手。但要论究起文字词章来，那可就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了。而这正给了尚处在“潜龙”阶段的龙汝言提供了一个时来运转的契机。
有一次，正赶上嘉庆皇帝过生日。按照清廷的风俗，每逢皇帝过生日以及遇有其他重要的节日，一二品以上的大臣以及朝廷上精于词章的翰林们照例都要写些歌功颂德之类的诗词歌赋，制成精美的小册子献给皇帝。
既然厕身于朝廷的一二品大员之列，龙汝言所服务的这个满族都统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由于他的文采实在寥寥，被逼无奈之下，都统只好请龙汝言为他代笔。
按说，做这样的狗屁文章，对于饱读诗书的龙汝言来说，不过就是小菜一碟而已，根本不必大费周章。然而，龙汝言的精细也就在此。他自然知道，这样的歌功颂德的文章虽然容易应付，但要写得如众不同，别具匠心，让皇帝见了大喜过望，也是委实不易，非得用一番苦心不可。
在接到都统的托付之后，龙汝言茶饭不思，一门心思用在了如何写好这份谀辞上面。一方面是“功夫到时猪头烂”，一方面也活该龙汝言咸鱼翻身，他竟然灵机一动，从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的“御制诗”里获得了灵感。于是，便从这两位皇帝的诗句中搜罗出一些句子，敷衍而成了一首长诗，作为都统献给嘉庆皇帝的一份贺礼。
虽然都是拍马屁，但用心的拍马屁和无所用心、纯粹走过场的拍马屁，被拍者还是能够体察出来的。对于这样一份颇为用心的祝贺辞章，嘉庆皇帝一见之下不禁龙颜大悦，忙不迭地立即召见该诗的“作者”八旗都统以示奖励。
也许这位旗人都统打心眼里知道嘉庆皇帝对于自己那一肚子水的斤两有充分的了解，于是在皇帝召见时，这位都统不敢撒谎，只能据实地向皇帝坦白说，这首诗作的真正作者并不是自己，而是在自己家做幕宾的书生龙汝言。
未承想，在得知了真实的情况后，嘉庆皇帝更加高兴。他对该都统说：“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今此人熟读如此，具见其爱君之诚。”于是，代笔的龙汝言被嘉庆皇帝亲自赏了个“举人”的功名，并且获准可以和那些通过读书考试取得举人功名的士子一起参加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的会试。
实际上，嘉庆皇帝做出这样的安排，其内心里的那个“小九九”已经昭然若揭了。换言之，皇帝之所以破格让龙汝言参加会试，就是想让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赏他个更高一点的功名。但是，通过严格的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文人官僚们，多有耿介之辈，并非都具备像龙汝言那样的善于察颜观色的政治素质。所以，尽管龙汝言参加了嘉庆十六年辛未科的会试，却名落孙山，根本没有被选中。
事后，当几个主考官向嘉庆皇帝汇报本科的考试情况时，嘉庆皇帝很不高兴，明确告诉考官们说：今次一科所选中的士子的文墨都不是很好。
皇帝的这一表态大大出乎考官们的预期，因为依照专业的角度看，本科所取士子的文笔还是很不错的，完全不像皇帝所说的那样不堪。看来，皇帝做出这样的表态不合常理，明显另有隐情。于是，这些人慌忙打通关节，询问皇帝身边的太监。有太监透露说，皇帝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你们没有取中龙汝言，又不便于明说罢了。真是一句话点醒懵懂人，有了从太监口中挖出来的这些信息，朝臣对于皇帝的真实想法都有了具体而明确的认知。今后应该怎样办法，每个人心里都有了数。
清朝的会试正常情况下是三年一次，因一般都选在春天的北京城内举行，故又称为“春闱”。转眼间，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科的会试又在北京鸣锣了。这次的主考官可是长了点记性，考试甫一结束，就将龙汝言的名字置于前列交给皇帝定夺。当嘉庆皇帝终于在榜单上看到了龙汝言的名字后，果然非常高兴。其后的殿试，考官们在拟就新进进士的名次时，更把龙汝言置为“一甲一名”也就是状元的位置，献给皇帝，请皇帝定夺。嘉庆皇帝偷偷地拆开了密封线，看到了龙汝言的名字后，才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仍然将密封线封上，权当自己不知道这回事，大笔一挥就将本科的名次抡定了。次日，在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龙汝言没有任何悬念地大魁天下，成为一位炙手可热的新科状元郎。
据说，事后心满意足的嘉庆皇帝还曾假戏真做地对大臣感慨说：龙汝言这个人的确是有些才能的，“朕所赏果不谬也”。
龙汝言中过状元之后，自然是得到了嘉庆皇帝特别的眷顾。“即派南书房行走、实录馆纂修等差，赏赉稠叠，举朝羡之。”真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阅尽长安花”了。
如果历史上真实的情况确如张祖翼所云，则龙汝言这个状元称号的获得明显有些胜之不武的意味，从中大可以看出中国式皇权专制的专断和霸道来。即令是最严格和最严密的科举制度，如果皇帝立意要干涉的话，他完全可以通过不露声色的暗箱操作，让考官们选上自己所喜欢的人。
什么叫一言九鼎？什么叫唯我独尊？什么叫一姓一家之王朝？嘉庆皇帝提携龙汝言的这个具体的实例，就是一个最形象的说明。
三
不过，尽管这个龙状元的运势奇好，但他的好运气也只在人生的前半段而已。在人生短暂的高潮过去后，他随即就遭遇到了一个前所未遇的打击。而导致他后半生蹉跎的机缘同样是因为他所热衷的文字。前人形容韩信有“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评语，而这一断语用在龙汝言身上的话，就应该改为“成也文字，败也文字”。
应当说，与龙汝言获得状元的传奇性相比，龙汝言失去嘉庆皇帝信任的际遇更加具有传奇性。
龙汝言少时贫困，一度家徒四壁。成年后因为找了个有些家资的女子做妻子，才在他的岳父的资助下，逐步过上了安稳富足的小日子。因为这个原因，龙汝言一向有“惧内”的毛病，最怕的就是枕边人的“河东狮吼”。这一点即使他在京城做官的日子，也没有任何改善。
有一天，他因故又与强悍的妻子反目，无奈之下只好躲到朋友家里过了几天。未曾料到的是，这期间，正好有实录馆的馆吏把一份《高宗实录》的校样送到他家让他校对。所谓的“高宗”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皇帝嘉庆皇帝的老爹乾隆皇帝。对于如此重要的文件，龙汝言的妻子可能因为不识字等原因，并没有特别上心，当场就帮龙汝言把文件签收了。由于龙汝言那几天并没有回家，也没有看到过这个文件，所以他根本没有校对过。过了几天后，那个馆吏又来到了龙汝言家索取文件，龙的妻子也没有告诉他实情，就这样把一纸没有校对过的文件让此人取走了。
龙汝言的好日子就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而画上了句号。
原来，在送给龙汝言校对的那份《高宗实录》上面，由于馆吏一时疏忽，在初稿上面竟然把“高宗纯皇帝”的“纯”字误写作了“绝”字。“高宗纯皇帝”由此就成了“高宗绝皇帝”！
要知道，在清朝那个文字狱横行的时代，这个舛误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舛误，弄不好为此掉脑袋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于此事，尽管龙汝言一概不知，但那校对的签名条上却赫然写着他本人的大名。于是，这责任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掉了。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龙汝言立即被嘉庆皇帝“革职永不叙用”。不过，皇帝的处置也仅限于此，并没有进一步追究龙汝言的政治责任，也没有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司法追究，只在谕旨中说：“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疏忽”，并没有说别的。这对于处置过和珅大案的嘉庆皇帝来说，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由于这一事件，终嘉庆一朝，龙汝言再也没有得到起复。待到嘉庆皇帝驾崩之后，龙汝言才以先帝旧员的身份，照例准许前往吊唁。在这个吊唁活动中，极具表演才能且会抓住机会拍马逢迎的龙汝言，因为“哀痛异常”，感动了刚即位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一高兴，特赏龙汝言一个“内阁中书”的虚衔。不过，他的好运气也仅此而已。之后，他不过就是和其他考官一道主持过一次会试。不久就悄然逝去，结束了自己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
总括而言，从龙状元一生大起大落的际遇中，我们正可以见出人治社会的某些特征。应当说，龙汝言无疑是一个十分精明和善于投机的人，是个标准的谀臣的角色。他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的被超常规地提拔，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实际上，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古今，像龙汝言这样混得开的精明人可说如过江之鲫，在中国的社会里也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得意者和成功者。与之相比，龙汝言的悲剧性下场则根本不具备典型性和普适性，用张祖翼的话总结就是——他不过就是“书生命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