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共两党80年代密商和谈为何抱憾中断？
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４月４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持下，一系列开明的对台政策相继出台。台湾当局也感受到巨大冲击。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在生命历程的最后１０年里一直关注两岸统一大业，使两岸关系有了重大突破。 沈诚作为“密使”往返两岸 为纪念辛亥革命７０周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９日召开规模宏大的纪念大会。会议召开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蒋纬国、何应钦、陈立夫、张学良以及其他台湾各界人士参加纪念大会，请他们回大陆和家乡看一看，并明确表示：蒋经国等先生来大陆和故乡游览时，“愿意谈谈心当然好，暂时不想谈也一样欢迎”。 在应邀与会的人士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新闻界人士沈诚最为显眼。沈诚是蒋经国的同乡，曾在蒋经国于抗战时期苦心建立起来的青年军中任师长，少将军衔，到台湾曾担任蒋经国的机要秘书，与小蒋渊源很深。退职后到香港办了一家《新香港时报》，此次亦在应邀参加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会的嘉宾之列。 但沈诚顾虑自己的特殊背景，对是否去大陆一度犹豫，后专程去台湾向蒋经国当面请示机宜。蒋经国对沈诚此行“既不鼓励亦不禁止”，实际是同意沈诚去北京，并嘱托沈诚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现场照片”。 沈诚到北京受到了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到溪口一游，拍摄了蒋介石故居和祖宗坟墓保护完好的大量照片。他在北京逗留期间，还受到叶剑英委员长的接见。叶剑英同他探讨了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并要他向蒋经国转达中共的和谈诚意。随后，邓颖超也接见了沈诚，探讨国共和谈问题。沈诚熟知蒋经国的态度，在回话中“暗示今天台北的气候，还不是谈判时机”。 此后，在中共的诚意面前，蒋经国默许沈诚成为其大陆政策的“密使”。蒋经国的这位原机要秘书就这样走到台前，在８０年代前期往返于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成为国共两党进行联系和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是，此时蒋经国还没有与中共和谈的意图。为呼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信蒋经国、蒋方良、蒋纬国等，呼吁台湾当局依时顺势，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的统一。廖承志的信虽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达了祖国大陆１０亿人民盼望和平统一的愿望。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台湾岛内与国际上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冲击着国民党“永不与中共谈判”的政策，蒋经国不得不改变政策，开始考虑与中共接触，沈诚也因此受蒋经国之命先拟出一个方案。沈根据多次与中共方面接触及中共方面的建议，于１９８６年夏在台北拟定“国是建言”呈交蒋经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国是建议备忘录”，于当年８月交给中共方面。 蒋经国默许的这份“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有：（１）分析两岸两党对当前“国是”在观点上的异同；（２）双方对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和互相执著；（３）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的分歧；（４）如何在“国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标下，共同为和平共存，国家统一而努力奋斗；（５）国家一定统一，手段必须和平；（６）实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蒋经国同意对等谈判 沈诚的“备忘录”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１９８７年３月，中共中央在对“国是建议备忘录”进行充分商议的基础上，邀请沈诚到北京晤谈。赴京前，沈诚又一次去台湾向蒋经国请示。蒋经国表示：“目前阶段暂时还只能采取‘官民有别’政策，对纯粹民间之接触、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励’、‘不支持’、‘不压制’。”这一积极表示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 ３月１４日，杨尚昆接见沈诚时询问蒋经国对“国是建议备忘录”的反应。沈诚说：“经国先生对于两岸、两党问题，深信必定能够在理念认同下求得解决。因此，他希望在求实、求同原则下能够突破。所以，他虽然看到我的‘国是建议备忘录’后，还没正面表示什么意见，从他那次找我的谈话中，略约可以看到还是认可的。”对此，杨尚昆说：“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看来，合则两利、国家兴旺，分则两败俱伤、国家衰败。经国先生秉承蒋老先生之民族大义，坚定一个中国政策，我们十分钦佩，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第三次合作，共创光明的前途。 在这次会谈中，沈诚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蒋经国“请示机宜”。杨尚昆提出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双方谈判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因为今天以两个政府来谈，诸多不便，可能产生不对等的现象，你们可能有困难。而党对党谈起来就灵活多了。所以我们还特别说明，党对党中还加以强调：（１）中央层次；（２）对等地位。这两点，以示对你党的尊重。第二，谈判主题：先谈合作，后谈统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两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团结起来，而各取所长，共同合作，如利用台湾财源、科技、智慧等来配合大陆资源、人力、市场，共同振兴实业，发展国家经济，慢慢再求政治上达成国家统一。” 沈诚对杨尚昆提出的和谈原则很满意，当晚便将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蒋经国。两天后台北传来消息：蒋经国同意“两党对等谈判、中央层次”的模式。 蒋经国病重谈判搁浅 尽管蒋经国同意两党谈判，但他对中国共产党仍抱有极强的戒心。蒋经国及国民党内不少人都对第三次国共合作持怀疑态度，在答复同意两党谈判的同时表示，“在技术上还希望正式有个具体表达”。 沈诚立即将此消息转达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几天后，邓小平亲自接见沈诚，在谈话中对蒋经国希望的技术上的“具体表达”作了完整的阐述，那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３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以杨尚昆的名义致函蒋经国，并由沈诚秘密转至台湾，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到北京参加两党谈判。密函内容如下：经国先生大鉴：近闻先生身体健康，不胜欣慰！沈君数次来访，道及先生于国家统一之设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国统一，民族振兴，诚我中华民族之崇高愿望，亦历史赋予国共两党之神圣使命。对此，我党主张通过两党平等谈判而谋其实现。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远瞩，吾人深为赞叹！唯愿能早付诸实施，使统一大业能在你我这一代人手中完成。为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的直接谈判计，昆谨代表中共中央邀请贵党派出负责代表进行初步协商。望早日决断，书不尽意，临颖神驰，伫候佳音。 密信由沈诚携至台北面交蒋经国。蒋经国在接密函之时满脸笑容地握住沈诚的手说：“则明弟，你辛苦了。”４月４日，蒋经国约见沈诚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党对党谈判是准确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认同大家的‘党中央’，能以‘中央层次’对等谈判，才不使双方有尊卑的感觉”。“以后要谈判，也要在我们自己党内求得共识，因为党内一部分人还持反对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党对党谈，台湾人民会不赞成。”并向沈诚表示“以后视形势发展，为了配合两岸关系，我们一定会在政府部门成立一个协调党政工作的机构来运作。”接到密函不久，蒋经国就取消了在台湾实施长达３８年之久的“戒严体制”。 １９８７年９月，沈诚又一次赴台北，探视久病不愈的蒋经国。病榻之上，蒋经国告诫沈诚：“我正研究他们来的那封信的处理问题。信已给老夫人（宋美龄）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决策。”沈诚乘机建议蒋经国给中共方面捎个信，然后再作具体规划。蒋经国摇手拒绝：“今天的一切，主动在他们，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应如何开展。”并向沈诚透露自己正在考虑下一步赴大陆与中共谈判的人选问题。 就在国民党方面就国共和谈即将派出正式代表之时，蒋经国突然病情恶化，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３日去世。这位子承父业的政治强人的去世使秘密进行的两岸接触突然中断，两岸两党正式对等谈判的美好设想因此未能实现。 本文原载于《文史精华》 作者：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