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统治者眼里来看，历代之所以贪官辈出，此起彼伏，原因只是一个，工资太低，官员穷困是导致集体腐败的原因，这种总结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决定腐败程度的高低，忽略了人性中的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在为政廉洁上的重要影响。
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决定了这种制度设计的必然失败。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以宋朝的一品大员（宰相、枢密主官）为例，即使没有爵位，其月薪也能达到300至400贯（《宋史》，职官志篇），是汉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
有学者按照黄金为参照物计算，宋代的三百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万元，无论换算是否极为精确，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高工资水平是无需置疑的，宋朝大小官员锦衣玉食，生活奢华。这种“高薪养廉”在宋代就率先“试水”，时间不可谓不早，但宋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造成这种局面，高薪养廉的错误顶层设计要负主要责任。
以宋代最为著名和清廉的包拯为例，包拯年薪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临终前，他既是枢密副使，又是朝散大夫、给事中、上轻车都尉，同时还被封为东海郡开国侯，官品和爵位之高仅次于当朝宰相，所以这时候肯定是他一生中拿工资最高的时候。包拯的工资条是这样的 “20856贯铜钱、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以上是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
利用这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这就是包拯任职开封府时的年薪。按当时400文铜钱的购买力和现在2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相仿的，鉴于数据精确问题，我们保守估计，包拯年薪最低不低于500万元。清官包拯尚能有如此的工资水平，其余那些高官除了“高薪养廉” 的那批钱财之外，加上各项“额外收入”，和贪污受贿所得，可以说钱财额度之大让人触目惊心。
包拯的清廉绝非高薪所打造，完全凭借的是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儒家的高尚操守，他平常没有私人信件，连朋友、亲戚都断绝来往。虽然地位高贵，但穿的衣服、用的器物、吃的饮食跟当百姓时一样。他曾说：“后代子孙当官从政，假若贪赃枉法，不得放归老家，死了不得葬入家族墓地。假若不听从我的意志，就不是我的子孙。”这种决绝式的拒绝贪腐的警示，恰恰反映当时为政清廉的艰难程度。
宋代的腐败手段比较明显，主要有贪污坐赃、行贿受贿、苞苴舞弊和盘剥百姓，较历代贪污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贪。
最显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宋史·向经传》)。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至此高薪养廉是一个伪命题也不是危言耸听。
在高薪养廉的薪酬制度设计上，宋朝并不是唯一。清代雍正在工资基础上，变了一个以养廉银名义，在补助官员生活之外，力求在根本上遏止贪腐，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继朱元璋以后，打击腐败最为坚决彻底的政治家，然而在高压打击庞大的腐化政治队伍后，也不得不做出适当的政策调整。养廉银的推出就是旨在提高官员福利待遇，以此遏止他们的贪腐之风。
养廉银，又称养廉钱，是中国清朝官员的俸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为清朝特有。
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创立了这种薪给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但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后，清政府将所有税收（包括酒醋税等地方税）改归朝廷所有，致使地方财政困难，看似高薪养廉，实际上将地方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养廉银并没有完全解决官员的生计问题，因此反而加重贪污，一般的京官因为没有统治地方没有火耗或税赋，京城开销又大，并未有足够的银钱收入，所依赖的是地方官的冰敬与炭敬等行贿，李慈铭在日记中称：“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
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检讨后，家书提到：“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则更难筹画。”。而各地又有肥瘦之分能调到繁荣地区当官当然收益大，这就促使地方官和京官的权钱交易关系，谁能调到哪里去当官，京官往往有实质影响力。
另一方面养廉银又助养官员的豪奢，张集馨从道员升任按察使后进京觐见的花费是：“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清朝文献通考》批评：“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
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这是因为“廪入既厚，纵侈随之，酬应则踵事增华，服用则豪奢逾度。”再加上晚清财政困难，俸银、养廉银常常停支，官员“借口于养廉不足，肆行侵渔”。康熙帝曾对大臣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圣祖实录》卷二四五）
无论宋代还是清代，在力图彻底解决官员腐败问题上的愿景是良好的，只不过反贪倡廉，求治兴邦，裁冗省官可行，但仅仅依靠增加俸禄，或是发放各种补助资金，毕竟从根本上不能解决贪腐。
从宋代禄制水平与吏治状况的关系看，俸禄相对低廉并不一定导致贪污盛行，相反，高薪也并不一定就能够养廉止贪。所以，宋代既有“寡嗜欲”、“淡泊不知富贵味”，“居官自常奉外，一介不取”的士大夫，更多是双俸高利禄之外，贪得无厌，穷奢极侈的贪污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