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择一种哲学性的超越论视角来反思生物多样性的本质，以推动人类提升对该问题的认识高度，深刻把握治之“理”，或可间接为后续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一种稍具长远眼光的精神治理的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刘孝廷认为，有了共的建设性探索和实践，我们的一切，特别是生活的意义等就将获得新的阐释，因而多样性之共原则的实现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层次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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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生物多样性之“共”根
人们开始强调和突出生物多样性，除了物种大量消失带来的环境危机等急迫性压力，还有思想和理性自身的根据和缘由。
从习见到省思
从直接性的思维出发所展开的关于自然价值和生物多样性论证，对那些反对或不支持多样性的人而言，其说服力非常小，所以我们必须思考还能否再挖掘新的思想资源，以提供一种更具理性的逻辑支撑。
从两极到中介
首先，只有多样性，才有整体性；整体与个体是互构共在的，只能是有了多样性，才值得讨论整体性。所以我们应该用多样性来定义整体性。
其次，“共”也承认共同之外个体因素的地位和价值，保护同中之异。
再次，方法论共在主义可能突破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者必须二择一的局面，进而将问题导入新的境界。为此，必须通过拓宽思想的界面来转换我们作为主体之人的基本思路。
从共同到共通
首先，只有多样性，才能覆盖生命的各种形态分布，这本身就是生命的丰度和完整性，是“共”的体现。
其次，“共”寻求的是统一性，“共”的存在观是从“共”的立场出发把两种不同的存在观拉在一起，彼此互属而相通。
此外，我们要从以往简单的功利主义或机械论的功利主义转向一种生命的实践意义视角。
02
共之在与思
共之存在
共本身有存在论属性，即一切存在都是共存在、万有相通。
（1）人乃共人。人类问题本身都是“共”的问题。物种其实是集体“进化”的，进化本身就意味着他者——结构性的他者（同代）和过程性的他者（子代）之间存在着“共”的链接。也就是说，我们实际永远地处在与他者的关系迭代中，处在与他者关系的“共”世界之中。
（2）世乃共世。原理1：整体和个体就如概率的0和1的两极，其余都是二者之间的“共”，而两极也不过是中间态的特殊状态。原理2：存在即共在，没有孤在。任何孤在都是系统或社会的个体，都是与他者的共在。原理3：单纯的个心（个人之心）不存在，“个心”不过是寄居在以肉身为边界的个体中的“共心”，不过是个功能集合体。
（3）共之根本。原理1：共世界里的要素彼此具有互为他者的关系。最早的他者是系统或组织意义上的即集体的，指其他的族群或氏族等。文明就是族群“我”的出场。城邦的部分人中形成了“个体”和个体意识（如希腊的公民）。原理2：个体时代的他者具有双重涵义。其中，一个是与个体对立的作为整体的他者，也就是族群或系统；一个是作为个体同类的个体他者。他者和“我”虽各有不同构成或结构，但作为个体却永远彼此共存、互相定义。原理3：自我具有他性。但“我”是有结构的，从分类学上看，其是存在“个我—群我—超我”的关系聚合体。
共之难结
当一个意识能够意识到“我”在时，就必须具有一定的反身能力了。随着近代的人们把个体角色和意识放在世界观的基点与核心，当作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世界的张力就出现了。一方面，个体和整体之间出现了冲突；另一方面，尽管在很多地方个体自我觉醒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但在另一些地方却又出现了过头现象导致共世界的存在迅即发生了质的翻转。
于是，当历史走到今天，人类开始认识到需要重新联结为一个超大共同体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步入复杂而几乎不可收拾的境地。
首先，人们已经发现，传统的基于整体主义的他者讨论是相当不足且需要改进的，但是另一个极端即基于个体的他者讨论也是成问题的。其次，即使有了好的理论，人类也未必能在实践上真正落实到位。再次，新技术以独特方式集中突出了“共”的问题，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最后，人类至今不能和衷共济，导致延续了几百万年的人类史和几千年的文明史有中断或灭亡的危险。
走向共哲学
现在通过对人类文明整体状况的审思，已可大体估算出哲学进入了另一个新发展的大阶段，即“共”的阶段。人类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在总结以往哲学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探索一种能够应对未来重大变化和危机的新思路。
03
共哲学之构建
人类已经探索了许多描述共世界的模式，如若追本溯源，则其中最简洁的典型当属中国古代的阴阳互构互利模式。未来作为未然与当下或过去的已然之间具有“互渗”的关系，这就是一种太极阴阳关系，中国先哲据此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简洁的多元哲学模型——太极智慧学（简称太慧学），今天以这个原始模型为基础，通过修正性的扩展，即可建构一个不同于西方理路而包含多样性思想的新哲学范式。
太慧学之特性
太慧学以其内含阴阳双子融汇了静态与动态、结构与过程、潜能与现实、内敛与开放、已然与未然等多种关系可能性，给出更具包容性和通达性的关于世间万物运行规律与规则的系统解释模型。
其一，和实生物。凡物有两，万物负阴而抱阳，也就是说，阴阳是基础关系模式，太极在本体上提供了一个万物存在的互构共生的基本模式，双方互相营构实现双赢，所以这是一个相互“成—全”的模式，即《易》所谓之“合生”。太极双方共在互蕴、循环互动、共生共荣，由此衍生万物，生生不息。
其二，一本万殊。在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方面，中国古代形成了《易传》的“太极生两翼，两翼生四象”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两种生成观，以及“道法自然”的运动观、“物极必反”转化观。
其三，道法自然。中国古代不乏自然之思想，特别是被西方作为本性理解的“自然而然”之思想，《老子》“道法自然”即是体现。同时，东方的自然也不单指自然界，也包括人类社会治理的最高理想。
其四，物极必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作为老子的当代知音，深刻研究了这一基本原理，并据此设置了“本有之思”的六个“返”的“关节”：回响—传送—跳跃—建基—将来者—最后之神。
其五，天人相通。中国自古即有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相交、天人感应等丰富的天人相通思想。演变到后来，还形成了身体认知的大小周天等技法，并广泛浸透于中医所倡导的自然疗法中。
综合如上几种思路，可建构一套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开端之自然哲学范式的自由哲学范式，并试图以此解决未来哲学的大框架问题，为走向新文明哲学廓清一个基本场域。
第二开端是基于文明自我扬弃、迷途知返的理念所提出的文明自我拯救的新起点。由于文明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通常人们都从器物、制度、精神三个简约的角度来概括之，其中器物属“自然侧”，制度和精神属“社会侧”。
此处仅从社会侧，按照观念、理论、规范、政策、行动的次序给出稍显具体的U型转变图示，以简明方式显示文明发展的三大阶段（图1）。
其中处于第一开端终点和第二开端起点之间下部的弧形区，即是目前正在进入的震荡区。从文明论视角看，这种震荡表明了人类面临问题的急迫性及旧秩序准则的式微。
而基于对文明如此理解的新哲学，则是一条从自然的哲学（中经意识哲学）走向实践的哲学、从规律哲学走向规则哲学的思想之路，是以生态和生物多样性思想为起点和基础的学科群，它沿着“生态哲学—生态人学（及社会哲学）—精神哲学（及文化哲学）—智能哲学—本有学”的进路，重构新时代哲学的整体系统。
如此，则至少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各色哲学探索都可于此“新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未来新文明建构自己的哲学作出贡献。
太慧学之立场
基于前述，太极智慧的最大特质是多元包容和过程性展开，这是一种建设性立场。建设性纲领的提出是人类交往世界观从“独”到“共”的一次根本转变。建设性原则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提升和转向，它为今天流行的许多准则提供了学理性支撑。
首先，建设性是对话伦理的基础和内在准则。二战以后虽然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没再爆发，但区域冲突却连续不断，克服和解决这些冲突的基本策略是尽可能通过对话的方式进行协调。当然，由于对话的取向是和平的，约束力低，所以其难度远大于比拼蛮力的对抗和战争，但这是无条件首选的原则，否则人类可能一夜之间又回丛林时代。
其次，建设性突出了个体人的真正价值。因为凡事都是相对而存在的，没有集体和“共”，个体就没有比对，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没有社会和文化意义；因为人是一个社会存在物，离开了集体就没有社会可言，个体的思考和行动就既没有对象，也失去场域而成孤在，毫无意趣和可能。
再次，建设性关于共同福祉的理念放大了人类智慧圈和幸福圈，对人类理解幸福和意义，提升生存境界和感受方式，包括对待自然界，等等，都具有特别的价值。甚至在感受方式上，在建设性的语境里，美都不再只是个对象性活动，而是工具性与目的性相融合的一种互感活动，美成了“伦理学”。
此外，希腊辩证法的本义源自对话、源自“谈”和说，而对话至少要两个人才能进行，而且双方还要有对话的基本条件和诚意。对话双方共在是比对话内容本身更重要的一个现实前提。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来说，乃是与他者同在共映的互构性存在，也即社会性存在。
实践太慧学
中国哲学在与西方传统整体哲学和现代个体哲学的对话中展示了自己“共”的特殊实践优势。
（1）自我实践。人类目前最有效的伦理都是共同体的伦理，只是从全球伦理才开始集中关注共同体间的伦理关系。因此，习惯性的所谓“正向”努力都是放大共同体的视域。共既是事实，也是价值和方法，既是一个理论的对象，更是实践本身的原则。
如此，则近代以来形成的以理论为中心的同心圆外扩的方式就显现出根本缺陷，而需考虑如何从实践反向修正已有的方案。这同时也需要补充或扩展实践概念，努力在以往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交往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式的物化实践之外，补充一个“新”的自我实践范畴，也可称为“精神实践”。
正如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一样，实践其实就是精神的存在方式。而自我实践原本可以借助“通过改造客观世界而改造主观世界”的原理从前两种实践范畴推出来，只是最初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被单独列为一类长期划归宗教等非理性活动范围罢了。
现在有了自我实践，也就形成了实践三维联动的互补结构，从而保证个体在走向他者和世界的同时也完成了实践自我的进程。
以自我实践为基础可以重建个体、集群、类相统一的逻辑。如古典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区都各自分别发现了共同的自我或精神实践原则，创制了自己的思想形态，包括律法（礼）、爱（仁）、自然（性）、内省等。人类文明凭靠这些原则和纲领走到今天。
所以，重建“共”的实践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从实体实在转向关系实在或二者共同的实在。这样，至少在价值论上，没有合宜关系的实体的孤在将是没有意义的，而这个关系同时也会转化为自我实践的一项根本内容。
（2）向内成人。可以推动人们过一种有灵性的（如天人感应式的）内在的精神生活，让人回归内心，既不为外物所役使而成物的奴隶，又基于自我实践而建构新的人学和成人文化。
成人是个复式的双重过程，只有在成人中，才能把人的行（实践）和知（内在精神）统一起来，把成己和成物即人文与自然统一起来，并通过个体自我和类自我“双圈趋动”，共同谱写融入自然更伟大循环（圈）的生命浩歌，去成为尼采所说的“超人”，也从根本上消除人类文明中的虚无主义难题。
（3）告别虚无。虚无主义是普遍弥漫着的一种人类面对未来失望或绝望的情绪。由于人是一个心理存在物，有希望就能调动心理的积极能量，使生活世界优化，没希望就可能破罐子破摔甚至做出极端的破坏性行为来。所以，虚无主义、绝望情绪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主流文明都是破坏性的。
由于文化在范围和时间上存在一种依托性现象即小文化依托在大文化上，这也就意味着小范围的虚无主义影响力是有限的、可以纠治的，而全球性的虚无主义则是很难纠治的。目前流行的一些发展思潮或理论，如“全球风险社会”“确定性的丧失”“失控”“崩溃”等说法，在目标和价值观上都是普遍化的指向虚无主义的，很难纠治。
导致虚无主义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过度的世俗化趋势，使人类的欲望、私心以攫取、占有和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与资源为乐事，从而需要一个无限的世界才能满足，结果就导致地球的“供需”矛盾；
二是人们为了一己之私而面对有限的资源建立起生存壁垒，并通过观念、制度、个人、组织（利益集团）、力量比拼、谋算方式等将这种壁垒实体化，使历史前进的车轮步步遇坎；
三是社会个体日益原子化的孤独感和隔绝感，使得人类重新联结起来愈益渺茫。
既然虚无主义是一种人的文化现象，则如何对待之仍然还是要从人自身、从人的系统性、从破解旧的自反性而走向新的积极的超越性开始。这是个逐步深入和提升的链条，只有在“多”的基础上的更大交往和互动中，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内循环”，遏制孤立系统的消解。然后，以此为基础就可能“逆向”地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事实层面推进到“人在宇宙中的责任”的价值伦理层面，进而再攀升到“人在宇宙中的实现”的“顶级”层面，并将其作为自我实践或修炼的一条根本路径，焕发出前人不可企及的宇宙精神。
人类的未来前景就在于如何把类的生命历程和追求变成每一个体的自我实践即成人之路，从而达到彼此的双向占有，进而共同走向宇宙深处的伟大征程。而这一切的奥秘就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与精神（自由）的统一体，人在不断成长和超越中充分展现其本性之时，才可能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两极相通。
04
余论：请共着陆
必须充分利用人类已有的多样性思想文化资源，探索通往建设性的多种有效途径和形式，就像太空火箭回收一样，请共“着陆”。其一，要积极挖掘人类文化中的共之资源，确立共的理念和思维；其二，要不断创立各种共之组织；其三，要开展共之教育。
新文明的跃升就是从强者的自否定开始确立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因此从他否定的哲学走向自否定的哲学应成为第二开端之共建设的第一准则。这也意味着，有了共的建设性探索和实践，我们的一切，特别是生活的意义等就将获得新的阐释，因而多样性之共原则的实现也意味着人类文明层次的大幅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当代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ZD043】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2月下（微信有删节）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刘孝廷
原文责编：陈璐颖
新媒体责编：李思琪
视觉：刘洁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