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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信仰，是积攒生活的底气。在浙江南部的县城，一对夫妻人到中年，靠负债买下房子，却遭逢天灾与重疾，一家人先后在车库、面馆和毛坯房安顿。
输入我说的小区地址，出租车司机盯着地图看了半天。系统显示没有通向这个小区的道路。他问我，我答不知道。他诧异道：“这不是你家吗，你不知道？”我讪笑，“搬家了，刚搬的。”
事实上，过去三年，每年回家我都不知道家会出现在哪儿。
我给母亲拨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不容置疑。“不会的呐，你跟他说，就这片有电梯的小区，大家都知道！实在找不到，你电话给他，我跟他讲！”
司机开到县城边缘的大道。左边是施工中的工地，中间是菜田，右边是通向小区的道路，但尚未修好。我迅速把手机又递给他，照着母亲中气十足的指挥，他硬着头皮开进菜田，前方是泥浆混着大块石头的小路。我隐约听见车底盘一声异响，余光中，他脸色越来越严肃。
终于看见了水泥地，到家了，我们几乎同时长舒一口气。
下车后，我拎着行李箱进电梯，电梯却时好时坏：最初是合不上门，合上了又嘎吱作响。到家后，听母亲说，她已经被关了不止一次。最初，她惊慌失措、心率飞升，现在已经可以神态淡然地，用紧急电话打给电梯公司前来开门了。
说这些时，母亲拉着我满屋转悠，指给我看白色瓷砖铺就的地板，精心挑选来的铁艺复古灯具，视线越过暖棕红的门框，厨房里落着夕阳余晖。电视机、大理石餐桌和木椅，则是装修第一套房子时置办的，它们曾在父母朋友的仓库里吃了两年灰，如今，新与旧在这里相遇。
母亲笑着，“这不比当时住得开心么？不欠什么钱了，这房子才算是自己的。”
我知道母亲的满足真心实意。这片建在高铁轨道旁的小区，没有围墙，没有物业，没有绿化与娱乐区域，作为回迁房，得益于“七层及七层以上建筑必须设置电梯”的规定，才安装了电梯。但毕竟，这是她耗费大半生，才再度拥有的安身之所。
母亲做主在县城买下家中第一套房子，是在2007年，她已经过了40岁。
为此，她和父亲辗转全国各地的矿山20余年。父母都出生在距离县城20公里远的村子里，家中地少人多，两人尚未成年就离家谋生。我们本县在外从事矿山井巷的人有十万之多，亲友间互相帮带，后来母亲也去了矿山，在矿山食堂做饭。母亲22岁那年，和做矿工的父亲在关中地区相遇，两人相爱，80年代末，他们结婚了。
结婚时，两人没能从双方父母那里分到房子。他们长年在外，家中的老屋早分给了种田的儿女。后来，母亲几乎每年过年都要提起，“过年回来行李袋都不知道往哪拎，夜晚就在阿嬷谷仓里睡觉。
作者图 | 已经荒废的老家
一年到头，父母跟着各地的矿山工程队，矿工们统一住的铁皮屋子就是他们流动的家。我小学暑假时曾跟着他们去住过铁皮屋，屋里放一张坐上去嘎吱作响的木板床，一套掉漆的木桌椅，一台电风扇，条件好的时候分到一台卫星电视。白天，父亲带着干粮走进一公里深的矿山，傍晚时，他浑身黢黑地回到家，拎起母亲提前打好的一桶水，站在洗澡盆里自上而下浇上来，盆底一层黑泥。
苦熬几年后，他们攒下一些积蓄，父亲开始跟人合伙承包矿山工程。他依旧随工人下矿，而母亲负责后勤和矿工工资发放。听上去赚钱，但承包工程投入高，回报慢，风险高，他们总是赚少赔多。
因为没有房子，上学时，我一直读高价的寄宿学校，周末、假期睡在婶婶或者老师家。父母春节回家时，只好再麻烦婶婶，将家中堆放着纸箱、被褥等杂物的单间，腾出一张一米五床铺的位置，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这里过夜。
买房一直是父母的心病。2007年前后，他们手中攒下40多万积蓄。不巧，父亲拿出20多万投资朋友的矿山，算作“搭股”，最终这笔钱也亏了进去。时值县城开发南扩，房价年年上涨，县城中央老小区的二手房，每平方均价已经超过5000元。母亲心里不安，再不买，恐怕这辈子她也没有机会买房了。
但母亲又等来一个机会。县城最南边的村子拆迁后，建起了回迁房小区，原本住在这里的村民每户能分到2、3套房子，便拿出来登记售卖，一套新房135平，要价45万，这是县城最便宜的房子了。
她决心举债在这里买房。为此，她和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争吵。父亲的想法实际，家中剩下的钱需要投进矿山工程。钱都拿去买房了，拿什么承包矿呢？买房还要欠下几十万债，又拿什么还？
大半年后，父亲妥协了。母亲如愿交钱买下房子，但装修的钱还没有着落。三室两厅的新房，墙面抹了水泥，地上铺了瓷砖，通了水电，就那么空着，他们继续外出“干工程”。
但很快，新房派上了用场，像一个简陋的巢穴，接住了母亲一次沉重的下坠。
2008年5月，父母正在川西地区，地震中他们舍下所有家当跑下楼，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过了两三天，同乡们眼见形势安全，陆续返回楼房里，方便做饭。然而强烈的余震袭来，母亲在天旋地转中慌忙下楼，摔倒时膝盖重重砸在台阶上，髌骨粉碎性骨折。
母亲在当地医院做了钢丝内固定手术，父亲照料着她。出院后，他们决定回县城休养。
这一切他们都瞒住了我。我放暑假从学校回到家，眼前一幅错乱图景：地板铺着光亮簇新的瓷砖，四壁裸露着水泥颗粒，客厅天花板上悬着垂着流苏的水晶灯，卧室里却挂着简易的灯泡，壁橱未竣工，几节裸露的电线探出墙面。
我茫然四顾，未完成的美梦套了一个灰扑扑的壳子，构成一个家的雏形。
而母亲半躺在主卧大床上，膝盖上打着石膏，床边倚了一副拐杖。她脸色苍白，还对我微笑着，“没事，不严重，养养就好了。”她抬手指给我看侧边，“你看，浴室卫生间都是装修好了的，厨房也好了，住着没问题。”
她又望向墙面，脸色满是憧憬：“等粉刷了，柜子也刷上漆，白了，就好看了。”
作者图 | 住进装修了一半的家
在床上度过了三四个月，母亲才能下地走路。为复健，她晚饭后要下楼散步，小区周边是块建筑工地，行道树稀稀落落，她每晚迎着飞扬的建筑尘埃，散步至尽兴而归，“要多走走，不然我这膝盖越来越紧。”
次年，她手术取出膝盖里固定的钢丝后，又休养了几个月，行动能力恢复得不错。她把两条腿靠在一起比较，左边小腿的肌肉萎缩了不少，明显细了一圈。
看起来，母亲的身体似乎是完全恢复了。父亲承包工程不顺，她没再跟着去矿山，安心在家休养。在平顺中又度过两年，家中的水泥墙面粉刷成洁净的白色，我们的生活似乎也要焕然一新。
2012年，我开始读寄宿制初中。假期，他们在电话里对我说在矿上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家中。一天下午，家中响起敲门声。他们回来了，母亲是由邻居搀扶着上的楼，南方暑气未褪，她却戴了顶毛线帽，底下露出一截深棕色短发。记忆里，她一直是一头长发，还想着法烫卷。我脱口而出：“妈，你怎么剪短发了，还挺好看。”
门外的邻居大笑，母亲也笑弯了腰，“好看吧，刚剪的！”邻居走了，她摘掉帽子，也把“短发”摘了下来，头皮处新生的头发婴儿般短细且软。她告诉我，她患了宫颈癌，已经完成化疗。
我曾在他们床头柜上看到过一张化验单，上面写着子宫肌瘤，良性。我只是将它轻轻地折了回去，所查的资料说这不是危险的病症。我没想到，后来病情急转直下，会将我们一家的生活扯出更大的裂谷。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亲戚曾担心人财两空，对父亲说，要不别治了，是父亲坚决地支持治疗，并在医院陪床了2、3个月。化疗颇见成效，不过家中因此借了十多万债务，他们必须将房子抵押给银行，靠这笔钱应付。为多一笔收入，他们将最靠近门的那间次卧租给附近走读的中学生。
新病旧疾，让母亲的身体变得脆弱。2013年，她回老家时，在山路上跌了一跤，膝盖再次骨折，被送去医院。我陪着她在医院等待手术，等待的三个小时里，她平躺在医用推车上，将头转过去面向墙壁，涨红着脸，与人说话的语气急躁而委屈。
14年，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回。她去探亲，走到最后一阶楼梯，不知怎么腿一软直直地跪了下去，再度手术。这次，医生从她的髂骨取下一块，填补损耗过度的髌骨。
7年间，5次膝盖手术，1次癌症化疗，一向乐观的母亲变得敏感忧郁。从前，她的嘴角总是上扬的，“要多笑，嘴角向下会有坏运气。”现在，躺在病床上，她神情懊丧，说算命先生早就跟她讲过了，不要出去探望病人，也不要出去喝喜酒， “我怎么就没听呢？”
她又开始怀疑，这间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给她带来了这样多的不幸。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把房子卖掉好不好？”罕有地，她在我面前掉了眼泪。
母亲又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算命先生铁口直断，“你只要再搬三次家，就一定能迎来财运。”她恭敬地笑着，从钱包里掏出一卷大红的钞票递上。算命先生拉开抽屉塞了进去，桌前人头攒动，大面额的纸钞已经蓬松地厚厚铺了一层。
“佛公说的一定准。”她说暂时不考虑卖房子，却又时时念叨这件事。
她开始陷入严重失眠，常常一睁眼就是一夜，同我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觉，又不肯去医院看看。父亲在各省之间去而复返，总是没有称心的机遇，被合伙人骗去5万余元，异地报警后立了案也杳无音信。
尽管我询问过多次，家中究竟有多少债务？他们始终对我守口如瓶，只说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么多。几年后我才得知，没有收入的那段时间，他们将房子抵押，向亲朋借钱还清贷款，次年再次抵押，身份证也拿去贷了款，如此下来，他们每个月付给银行的利息就要五六千。
他们守在那间房子里，过了两年月月亏空的日子。
2016年暑假，我回家，母亲再度给了我一个陌生的地址。我才知道，他们终究把房子被卖掉了。卖房的款项清算之后，剩下三十余万，她短暂地松了一口气，说前几年透不过气，直不起腰，住着房子也觉得已经是别人的了。
新家安在县城能找到的最便宜的车库，隐藏在一片建筑工地里。门前水泥地连着大片荒草，卷帘正门走进去，一边摆放了灶台，一边摆着桌椅。再往里走，左侧是狭小的卫生间，右侧嘎吱作响的木楼梯通往二楼的卧室，墙面贴纸凸了泡，卷了边，房间极低矮，窗户在腿的位置，窄窄一方，望出去是对面漆得棕黄色的外墙和行道树。
老房子里高价买下的气派家电，被父母暂且搁置在朋友的仓库中。冰箱在搬家时磕得太重，没过多久就报废了。他们花了好大的功夫，运回朋友不要的旧冰箱，但一打开门，冰箱内结着厚厚的带脏污的霜，为清洗干净，母亲还闪了腰。
她兴冲冲地拉着我说，现下的地方只是暂住的。她正逢时机，从熟人手上买来一套价格极低的“投标房”，再过两年就建好了。明年她准备再换一个租处，这样正好搬过三次家，一定会有发大财的时候。
第二年，我们果然搬离了车库。从学校回家，我依旧是对着新地址，来到县城临街的一个两层店面。他们将手上的房子再次转卖出去，买在了位置更好一点儿——大概一公里远的一个新小区，于是住进新房里又变成了更漫长的等待。
一层母亲张罗了间面馆，二楼的小阁楼便是我们的住处。我上了楼，阁楼延伸出的木质平台上，放了一台200元收来的旧麻将机，围着几个客人。
母亲精打细算，麻将换了庄家，便算“一圈”，能抽10元费用，每日收入不定，有时单是一晚上她能收到六十到一百元不等。一楼来了客人时，她便下楼洗手，快速地做上一碗面，继而又返回小阁楼上。
那天已是凌晨一点，母亲关掉一层的店面，我们打扫妥当，打麻将的人们正在兴头上。麻将桌离床不过隔着一道推拉门，我们在麻将桌洗牌时震耳欲聋的声音中躺下来。我一时呆愣住，没有想到我们要在这样的声音里入睡。
她说：“忍一忍就好了，再不然你把耳机带上。”我背对着她躺在床上，在呛人的烟味里忍不住开始小声抽泣。她怕外头人听见，半坐起来发怒：“你哭什么？”
我只是觉得她辛苦。我努力平复自己，试图说话，但她转过身去躺下，留给我一个拒绝的背影。
香烟的浓雾从木门底下钻进来，一声一声是牌被砸在桌上的闷响，几句简短的交谈或抱怨，然后机器腹里隆隆作响，吐出一整副全新的牌码，周而复始，人们在这里消磨长夜，直至黎明。黎明她便起身打开店门，开始新一天的劳作。
那一年，父亲继续去了外地的矿山，她独自打理这个店面，除非有事外出，否则从不休息。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她每月能净赚5000多块，完全可以应付家中人情礼节、我读大学的学费，甚至毋需动父亲每月寄来的工资。
一年后，一贯力气大的母亲，却发觉自己干活越来越使不上劲。她的心率时快时慢，稍走上一段路就胸闷得喘不上气，身体涔涔地冒冷汗。
每三个月，我焦头烂额地从网络平台抢上海一家医院的专家号，安排好动车票、住宿。她从家出发，我从学校出发，我们在同一趟列车上碰面。
300块钱挂号费，只和医生见了三分钟的面。医生诊断是心律不齐，频发性早搏，但她的病情尚未严重到动手术的地步，因此先用药看看成效，如若恶化，手术费加上住院费需要十八万。然后，我们在医院拿了一大袋足够服用三个月的药物。
晚饭后，母亲想去附近散散步，我们走在公园里，她咋舌道：“在这样的地段留出这么大的公园来。”附近的住宅每平十二万，我们脚下说是寸土寸金也不为过。高大的香樟铺下阴影，人们安闲地散步、交谈，不远处是宽阔的马路，前面尽头是综合体商城的光亮，这个公园是个奢侈绿岛，我们偶然路过了另一种生活。
没走多远，母亲呼吸不稳，要坐下来歇歇。广场上的老年人分作两边跳着广场舞，嬉闹的孩子从我们眼前跑过。“要是我住这附近，身体好一些，我也天天来跳舞。”她站起身加入跳舞的老人们，不羞不怯，动作有些笨拙。跳了几分钟又折返休息，我伸手扶她，在炎热的天气里握住她一手心的冷汗，像蛇的信子划过我，那是她疾病和痛苦的具象。
这次回乡后，她关掉店面，把房子也退掉了。新房收房，她和父亲开始装修新房。为省钱，他们住进了表姐家买的，和我们同一小区的房子。我们在七楼，她家在三楼。
只是，表姐家也是毛坯房，除了水泥墙和水电，一无所有，他们搬进去必需的灶台和床，由于难耐暑热，打电话让我帮着网购一台空调扇。兜兜转转，他们又住进了当年那样的“半成品”房子里。
装修停当，过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如愿搬进新房。她的气色肉眼可见地好起来了。她逢人夸耀自己运气好，买房挑了七楼，连顶楼上的天台区域也是归我们的。她筹措起建阁楼，仿照其他邻居的样式，在天台搭建新的房顶和墙面，这引起了住建局的注意，工作人员在小区检查几次后，划定了可搭建的范围。
她谈起八楼的进度，脸上都带着笑意，建成便可出租，又是一笔收益。然而，偏偏不巧，墙面位置比划定范围超出了一米，连带着顶上也被强制拆除了，这一下损失了三万，算命先生说的财运倒是没来。顶楼的修建就此沉寂下来，她把一腔热情暂且投进了楼下蔬菜种植的事务。
作者图 | 新家附近的高铁轨道
晚饭后，我陪她去楼下的空地散步，居民种的蔬菜蓬勃生长在露天停车位，不远处是高铁轨线，列车经过时响起轰隆隆的声音。母亲一一和迎面的邻居打招呼，她的笑声依旧清晰响亮。
后来我问她，“算命的不是说，你换过三个地方就能发财吗？你没发财，他是不是得赔你钱？”
她笑，“现在不就挺好的么，买下这套房，就算我发财了。”
- END -
撰文 | 余川
编辑 | 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