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涪陵小田溪M12出土有33件单个饰件，根据它们在墓葬中的位置可复原为一组组玉佩。本文通过对各组件年代、来源的分析以及与其他组玉佩比较，认为该组玉佩以玻璃珠起首的串组风格与楚地组玉佩相近，各组件主要来自楚地，少数可能出自本地，战国晚期在巴蜀本地连缀成组。小田溪M12的年代不会晚到秦乃至西汉初期，应为公元前三世纪中叶。
关键词：小田溪M12；组玉佩；结构复原；风格比较；年代分析
小田溪墓群位于重庆市涪陵区乌江西岸，是晚期巴蜀文化的重要遗存，先后经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二十余座[1]。这里一度被视为战国早期巴国王陵[2]，随着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个别墓葬的具体年代尽管意见稍异，但墓群总体年代属秦灭巴蜀到秦代已成基本共识[3]。小田溪M12规模大，出土铜、陶、玉、漆等随葬品66件（套），其中有一组基本完整的组玉佩。简报执笔者另文述及了这组玉佩，简略提及其造型袭自三晋，性质归为葬玉[4]。晚期巴蜀文化本不流行玉饰，保存完整的组玉佩更是十分罕见和珍贵，是认识当时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因此笔者愿试加议论，求教方家。
一、M12组玉佩结构复原及比较
小田溪M12组玉佩由33个单件构成，材质包括玉、玻璃、铜及玛瑙[5]。串连饰件的丝组已经腐朽，但它们的相对位置仍然大体清晰，其中29件位于墓主腹部，另有4件玉珩跌落到墓主股骨下[6]。据此可复原其组合结构，应以一蜻蜓眼玻璃珠为挈领，依次串连玉环、珩、龙形佩，间以各色珠饰，下端以玉珩坠尾；其余管、珠、饰件大体依对称形式系于左右；玉件色泽青白，玻璃珠分蓝绿两色，连缀金黄铜珠、赤红玛瑙（图一）。
两周诸国服饰用玉中组玉佩最复杂，其结构变化及使用制度皆是重要议题。自春秋晚期起，组玉佩的形式发生较大变化，以环、珩、龙形佩为主要构件，连缀各类珠管的组玉佩成为流行样式，在春秋晚期和战国墓葬最为常见，但组合结构明确者却为数不多[7]。小田溪M12的这组玉佩并未脱离总体流行趋势，为这类型组玉佩新添一结构基本明确、构件完整的例证。
春秋晚期以来东周王都和齐鲁出土的组玉佩，结构比较明确者均以玉环起首。如洛阳中州路M2717墓主腹部的两组佩玉，结构复原为玉环（报告称璧）挈领，中间穿瑬玉、紫晶珠，最下系玉龙佩（图二，1）；M1316墓主左胸处的佩饰，最上为玉髓环，居中并系两环，一为石质、一为玉髓，石龙佩坠尾，各层间穿缀绿松石珠和水晶珠（图二，2）[8]。齐鲁佩饰多用水晶、玉髓，如临淄郎家庄M1第10号陪葬坑年轻女子身上的两组佩饰，出土时基本保存原状，两端均系水晶环，上大下小，中间为各色水晶珠、桔红石珠和肉红石髓珠[9]；曲阜鲁国故城M58墓主胸腹处的一组玉佩，由玉环挈领，接两列各4枚珠管，再接一管与龙佩（图三）[10]。
楚墓虽出土大量玉器，但依然少见结构明晰的组玉佩。淅川申明铺M25未被盗扰，随葬品基本保持下葬时的位置，两列佩饰各由21个单件构成，对称分布于墓主上半身，从环以下串入若干珠、珩、环，末尾坠觿，材质有岫玉、透闪石软玉、花岗岩、白云石、冰洲石、玛瑙、玻璃、煤晶和骨质[11]。荆州天星观M2内棺几乎被盗掘一空，墓主随身佩玉情形不明，但东室竹笥（63号）内有一组玉佩，自上而下为小环1、绹纹环1、并列长条形瑬2、珩1、龙佩1[12]。
此外，楚墓中的彩绘木俑为战国时期楚地佩玉结构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目前已知9件：天星观M2[13]、武昌义地M6[14]、荆州纪城M1[15]各2件，信阳M2出土3件[16]。这些木俑所反映的人物地位不高，组玉佩中不含龙形玉佩，而以珠管、环、珩为主要构件，繁简主要体现在基础组件、组带彩结的多寡上。其中，信阳M2的彩绘木俑描摹尤为细致，构件纹理分明，整体结构清晰，均突出以圆珠挈领之特点，其下再系环、珩等，特别是M2∶154上挈领之大圆珠表明有若干小点，惟妙惟肖地描绘了楚地流行的蜻蜓眼玻璃珠（图四）[17]。
以上对比可见春秋晚期以来诸国组玉佩中结构明确者并无完全相同的串法，但总体上是相近的：其中周、鲁玉佩主体次序为环、珠、龙形佩；齐国水晶佩饰色彩丰富，构件以环、珠为主；楚地则突出色彩明艳的玻璃珠，使其居于起首位置，与紧接其下温润淡雅的绹纹玉环相互映衬。由此看来，小田溪M12的组玉佩更接近楚都的风格。
二、M12组玉佩年代和来源分析
小田溪M12组玉佩的单个饰件，材质多样，诸玉件并非出于一次整体的设计和加工，而是汇集成串组。以下分别对特征较明晰者进行说明。
1.玻璃珠
该组玉佩中共有4粒玻璃珠，直径2.1~2.5厘米，在组玉佩中十分醒目。参照赵德云对蜻蜓眼式玻璃珠的划分[18]，M12∶114为套圈眼珠，表面两层共8个大圈，圈内套7个小圈（图五，1），与战国早期鲁国故城M58[19]出土的一枚套圈眼珠基本相同（图五，2），此外战国中期信阳长台关M1[20]、战国晚期澧县新洲M1[21]所出玻璃珠珠体上虽只有6个大圈，但也颇近似。M12∶126、127相同，为小圆点组成单线的几何线间隔眼珠，可能是战国晚期楚地的产品[22]。M12∶133眼珠脱落仅余圆形凹窝，可能为层状眼珠或圆斑眼珠。
2.绹纹环
标本M12∶115。断面呈扁椭圆形，表面绹纹碾琢精细，约47道纽丝，整体特征应属战国时期，直径4.9、孔径2.6厘米[23]。
3.长方形玉饰
标本M12∶118。以长方形玉片为主体，短边凸出穿孔梯形玉片，原本或可作嵌插的榫头，一侧长边呈凹槽状，两端各向短边斜向钻孔，器形颇罕见（图五，3）。洛阳东周王城遗址战国晚期墓中的一件长方条状玉器C1M3943∶23与之类似，一侧长边呈弧形内凹，凹槽两端各向两短边穿孔（图五，4）[24]。
4.“桃形”饰
标本M12∶125。表面碾琢阴线勾勒轮廓，线条疏朗婉转，具有战国中晚期玉器风格。其中三角形尖端边缘的轮廓线明显被打断，可能为前引洛阳墓出土玉璜C1M3943∶11一类的玉器改制。
5.“翅形”饰
标本M12∶141。与“桃形”饰类似，具有战国中晚期玉器风格，其尾羽及鸟首皆上举，喙下及腹部穿孔（图五，5），形态纹饰均与辉县固围村M6出土玉鸟M6∶44非常相似（图五，6）[25]。
6.鸟首交龙身形玉佩
标本M12∶138。通体平素，只碾琢简洁阴线表现眼部以及冠、足等结构。首、身相背，龙身幼长弯曲，状如绳络，各自外屈后急剧地相向内转，在中间交错（图五，9）。战国早、中期常见的镂雕玉佩，无论形象多么繁复屈曲，两边的动物一般互不交叉，例如与小田溪M12∶138类似的荆州望山桥M1∶D50，二者均为弧形玉片镂切而成，两边的动物在中部对称相接，但并不相交[26]。然而同样为龙身在中部相交，中山国王厝墓西库出土的两件双龙玉佩XK∶356、357[27]，器表纹饰属楚式玉雕[28]，应是战国中期偏晚的特征（图五，10）。
7.玉珩
共5件。其中M12∶123内缘有3处长方形凹槽，外缘比内缘窄，且留下一处小波折，似经裁减，两端龙首亦不超出拱形玉片的宽度，知其系由直径4.9厘米的齿缘玉环改制，占圆环的三分之二（图五，7）。齿缘环在浙江长兴鼻子山战国早期墓[29]、杭州半山区石塘战国墓[30]各出2件，广东肇庆松山战国晚期墓的2件则扣以金柄用作他器环首[31]。此外，厝墓西库出土的2件[32]（图五，8）与九连墩M1出土的1件齿缘玉环[33]年代属战国中期晚段。齿缘玉环虽在越地发现较多，但有学者认为这种器形仍是楚式玉器[34]。M12∶87、88、144，形制、纹饰、材质基本相同，制作程序或为一玉环裁制为三[35]。两端龙首为橄榄形眼，前后眼角延伸较长，上下颚及两枚相错尖牙的外缘基本平齐，口部除表现尖牙之外，还仔细地在上部阴刻宽平的牙齿，下部的几道弧线可能表现唇舌，颈、身之间琢出两条阴刻弧线，龙身平素，仅沿上下边缘碾琢阴线（图五，11）。器形与安徽天长三角圩桓平墓出土的一件战国玉珩M1∶62[36]相似，比例肥短，龙首整体结构接近，尤其颚部、口齿部的细节表现几乎相同（图五，12）。此外，西安北郊联志村、卢家口祭祀坑亦与之近似，制作粗简变形，年代属战国晚期[37]。M12∶86玉珩约为整圆的三分之一，其龙纹已分解为浅浮雕卷云纹、涡纹及S形纹，惟左右两侧上部孑遗标示龙眼的小圆圈（图五，13）。该器与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38]、随州曾侯乙墓[39]等所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标本近似。它很可能与淮阳平粮台玉珩（图五，14）一样系早期留下的遗物[40]。
8.觿
标本M12∶122。素面无纹，首有二穿，顶端尖勾形后掠上翘，或可视为鸟首之羽冠（图五，15）。凤鸟形觿在战国中期已现，如厝墓西库XK∶233、232[41]、长沙仰天湖M165∶2-2[42]、怀化黔城M27∶6[43]等。此外，成都羊子山M172出土的一件鱼形玉觿，光素无纹，仅有轮廓，风格与此相同，年代晚至战国晚期（图五，16）[44]。
综上，小田溪M12组玉佩的单个组件大多数属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个别组件可早到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但整体应在战国晚期完成汇组。各单件与楚的关系较为密切，可能多获自楚地，结合前节的结构比较，可见组装元件和串组风格均受到楚的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玉佩中有6枚竹节形铜珠（M12∶116、119、120、126、129、130）较为特殊。各诸侯国的发现中罕见用铜珠装饰人体，但在巴蜀当地战国墓葬中却偶有发现，如宣汉罗家坝墓地[45]、德阳什邡城关墓地[46]、成都京川饭店墓葬[47]、荥经南罗坝村[48]、同心村墓地[49]等均发现瓶形铜珠[50]。此外，小田溪M22出土一组饰件，包括蜻蜓眼玻璃珠1、玉质环1、觿1、龙形佩2及双耳罐形金珠1，位置集中于墓主腹部，应属一套组玉佩，但结构不明，其中金珠的形态完全是同时期川西北石棺葬出土陶双耳罐的样式[51]。由此虽未能找到外形相同的标本，但M12这6枚竹节形铜珠或许出自当地。M12组玉佩应当最终是在本地连缀成组。
三、相关问题讨论
东周时期巴蜀地区墓葬中不流行玉饰，考古出土为数不多的组玉佩均集中在小田溪墓群，除M12、M22之外，M9[52]在墓主腰部一带发现玻璃珠1、玻璃管[53]1、玉环1、玉龙佩1，M22与M9所出由于出土位置被扰乱，无法复原。此外，成都羊子山M172出土了较多玉器，除玉具剑上的玉饰外，不少分布在墓主腹部、身侧、头侧，但不能确定组合关系[54]。小田溪M12组玉佩中轴层次分明，其主要玉饰有的富于纹饰机理，有的平素但抛光良好，搭配色彩斑斓的各色珠管，是目前所知巴蜀地区材质、装饰、组件数量最丰富的玉饰。有研究者通过大量统计指出作为服饰用玉，周代组玉佩不是使用者身份等级的主要标志，而与财力、喜好和时尚关系更为密切，但由于当时个人的财力往往与社会地位呈正相关性，因此仍然可以看出等级因素在佩玉使用上的作用[55]。因此，尽管不能据此直接比定墓主等级，但该墓无疑应属当地上层统治者。
关于小田溪M12的年代，简报主要参照同一墓群的M1~M3来分析，认为M12年代晚于M1、M2，与M3同时，推定为秦代至西汉初年。小田溪M3随葬秦始皇“廿六年”戈，埋葬年代已入秦当无疑问[56]，但它能否代表其余墓葬的年代，尚存异议。宋治民认为M1~M3属同一时代，并根据M3将其定为秦墓或秦汉之际[57]；蒋晓春认为M1、M2 的年代比M3稍早，把前者定在秦代，后者定在秦汉之际[58]；向明文则把M2年代提早到战国晚期中段，M1、M3、M12为战国末至秦代[59]。可见，这四座墓葬年代虽相去不远，但有早晚差别。
涪陵为古代巴国故地。据文献记载，随着战国中期楚国势力不断西拓，设立巫郡、黔中郡，巴国逐步丧失与楚抗衡的实力，势力退缩；秦国占领巴蜀后设立巴郡，并且在战国晚期早段不断经巴地向东用兵，涪陵一带成为秦、楚拉锯的前线[60]。公元前300年前后数十年，当地部族上层夹在两强之间，受双方扶持利用，秦、楚因素和本地因素在当地墓葬中均有明显呈现。此时楚因地利优势，加之经营时间较秦为长，文化影响更大，高级别的礼乐器[61]以及装饰品为当地所接受。而公元前278年之后，秦将白起攻陷楚郢都，楚国上层统治者东迁，与巴地的联系减弱。M12与M1、M2的随葬品均十分丰富，铜器组合相似，铜器中除本地的巴蜀因素外，楚的因素如俎豆[62]、编钟、玉具剑，秦的因素如弩机、戟均比较突出，但并没有明确属于秦代的遗物；M3保存完整，所见则主要呈现巴蜀和秦的因素。因此，M1、M2、M12的年代应早于M3。换言之，从M12所出完整组玉佩来看，材料获取和习好养成大约在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早段已经完成，墓葬年代或许稍晚，以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为宜，不至于晚到秦乃至西汉初期。当时巴地虽完全在秦的统治之下，但在文化和审美上表现得仍与楚更为亲近。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项目批准号18BKG014，特申谢忱。
（作者：代丽鹃，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另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查《江汉考古》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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