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夏，原指上古生存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他们走出蒙昧时代，凝聚为中华大地上最早的民族。
这个民族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繁衍发展并融汇周边各部落、民族与文化，逐渐形成统一的帝国疆域与统一的帝国文化。在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夏一词也超越中原民族的最初含义，而成为古代中国大地上国家领土和全体人民的总称。今天我们说到华夏这个概念，从内涵上，应该包括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过往历史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合。
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撰、朝华出版社出版的六卷精装本《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可以解题为：一部中国通史，就是华夏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一部中国通史，也是中原文化不断与周边文化交流碰撞、有容乃大，融汇成今天中华文化的发展之路。这套装帧典雅、印刷华美的“华夏文物账”，可以让你一帙在案，跟随一册册图文穿越千万年，在一件件文物珍品或精美或古拙、或端庄或俏皮的呈现中，享受历史与艺术的双重视觉盛宴，一一细数悠悠华夏文化发展史上的无数风流蕴藉。
书中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仅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角度，对华夏文化确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内与外，作一点介绍与评析，就教大方之家。
二
众所周知，商代青铜器文明臻于美善，高度发达，但我们不能忽略，在今天所见的代表性商代青铜器中，不仅仅有中原商王朝的后母戊鼎、偶方彝、青铜编钟等代表性器物，还包括了同时期北方肃慎、狄戎，东方东夷、淮夷，东南方吴越，西南方蜀等东西南北各地方的各具特色的、精美的青铜器。
图：后母戊鼎
以第二册中“夏至春秋时期的少数民族”为例，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青铜器。如出土于内蒙古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铜鼎”（BC2000-1500），具有商代早期铜鼎的特点，说明了北方民族很早就与中原青铜器文明有了交流。内蒙古出土、约为商朝的“铃首铜刀”，铸造精良，证明了其既与中原青铜冶炼技术有交流融汇，又发展出了游牧民族自己的特色需求，这把带有镂空球状响铃的、不长的精品“铜刀”，适合骑马民族个人携带，用来割切兽肉。又如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商中晚期“四羊方尊”， 属于当时的“三苗”地区所产，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器典范”，列名“青铜器十大国宝之一”。
出土于安徽阜南的商代“龙虎铜尊”，是属于一个叫“淮夷”的古老部族所出，纹饰明显具有地域特色，也堪称精品。更远的还有出土于广西、湖南等地，属于古越国的商朝“象纹铜铙”、春秋时期的“鼍龙纹提梁卣”，鼍龙是扬子鳄，与象一样，都是具有鲜明南方湿地地方特色的青铜器。
图：四羊方尊
这些青铜器的遍地开花，不正是中原“华夏”文化早期发展的足迹，一步步由内而外向四方扩展的印记吗？
下及战国秦汉，再具体说一件有意思的青铜器。是1956年发现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遗址的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书上说明“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第三册，166页）
图：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从1956年到1960年，云南考古队对石塞山进行了十多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同时收入本书第三册的“滇王之印”金印以及很多青铜器的“贮贝器”和“铜鼓”，如“七牛虎耳贮贝器” 、“贡纳场面贮贝器”、 “纺织场面贮贝器”等，这些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器中的独有器物，是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宝物箱，贮贝器上雕塑的祭祀、贡纳、战争、纺织等大量现实生活的场景，记录了古滇人生活的缩影以及滇王贵族们的权力。
参以古代文献可以知道，古滇国是战国末期到西汉时期云南滇池附近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史记》中就有战国楚国、西汉武帝时期与滇国的交往，汉武帝赐以“滇王之印”的记载。石寨山这一大批西汉时期青铜器的出土，不仅为了解古滇国宗教、政治、生产生活以及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也把华夏文化的大雪球向更遥远的南国滚动了一步。
图：滇王之印
三
古代中国与海外的交通与经济文化交流，藉由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由来已久，且规模渐趋扩大。西域开拓者经营者张骞、班超，西行取经的法显、玄奘、义净，还有唐代鉴真和尚、明代隐元和尚的东渡日本传播佛法……这些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早已为人们熟知，除此之外，在更加漫长而广大的时空中，曾发生了无数同样重要的、却已经被历史淹没了的中外交流的人与物与事。常言说“往事如烟”，幸有华夏文物在，雪泥鸿爪，在有限的古代文献外，为后世保存和记录了那些穿越广漠流沙、冲破波涛海浪的使者们，用生命谱写的丰富多彩、富有传奇性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
图：银壶
在这六大册书中，每册中有“周边少数民族”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或者“国际关系”等篇章，都收入了相关的文物图片与解说文字。有西域与欧洲的古钱币，在甘肃和新疆等地的东汉墓葬中出土（第三册211页）。有西域与欧洲的玻璃器皿，如广州出土的西汉“蓝玻璃碗”、广西贵县的东汉“碧琉璃杯”、河北景县的东罗马遗物“网纹玻璃杯”（第三册290页）等。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铜刀铜杯银壶，如出土于青海大通县孙家寨的银壶，是三世纪叙利亚一带罗马时期制品（第三册286页）；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北魏镏金镶嵌高足铜杯，明显具有西亚风格（第三册288页）。这些文物都默默记录了两汉魏晋时期沿着丝绸之路，华夏与西域、与更为遥远的欧洲地区的人员往来与物质交流。
图：碧琉璃杯
细说一尊 “牙雕骑象菩萨像”，是甘肃榆林石窟的传世珍品，用整块象牙雕成，像对折的宣传册一样可以开合。合起来是一尊持塔骑象的菩萨像，分开来左右两面各有25个区格，分格连续雕刻了释迦牟尼本生故事，总计有人像、车马、塔等近300个具体细微的造型。关于这件作品，专家推论为：“整件造像构思巧妙，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从人物、动物造型及佛塔等建筑物形制看，应是古印度佛教造像。从艺术风格看，疑为公元3、4世纪物品。唐代有许多中国僧人西行印度求法，这件造像可能是他们带回中国供养而转存于榆林窟的。”（第四册201页）
图：牙雕骑象菩萨像
至于统一富强的唐帝国，国际贸易大为增加，中外交往频繁，首都长安更是一派国际化都市的景象，仅从唐三彩一项，即可见一斑。第四册“唐代科技文化”部分，收录不少唐三彩，这些作品塑造了丰富多样的外国人形象——行旅俑、乐舞俑、武士俑、仕女俑，还有卷发深色的昆仑奴俑。想象一下，如果这些陶俑一一活动起来，那就是一幕幕唐代各国人民交往交流的活报剧。
晚至明清时期，那些越来越精致繁复的各种瓷器玉器等文物中，就有如日本“七宝珐琅瓶”“黑漆描金山水笔筒”、高丽“彩色笺纸”、意大利“鼻烟壶”、痕都斯坦“青玉嵌白玉宝石盒”等外国政府和个人送给中国政府的礼物，一件件可谓高端大气，精美绝伦（第六册“清前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图：黑漆描金山水笔筒、七宝珐琅瓶
值得称赞的是，书中还收有许多历史地图与示意图，如第二册的“战国各部族分布图”“战国铁器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战国货币流通图”，如第三册的“西汉十三州刺史部和西域都护府示意图”，如第四册的“唐代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示意图”，以及第六册的“清前期对外贸易港口示意图”等，“左图右史”，对读者阅读历史文物时了解相关背景知识多有帮助。
图：战国铁器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
四
本书初版于1997年，所收内容为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2011年起，改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中的代表性文物，此次再版，在保持原来文物图片文字的基础上，对原文物的资料性解读部分做了反映新的研究结论的订正，图片也做了更新更好技术的替换与编排呈现。
与此同时，不少文物发掘出土以后，研究人员对它的认知与解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纠正谬误、争议待决等等在所难免，本文收编的文物，如“司母戊鼎”后来改正为“后母戊鼎”，如“滇王之印”出土后的身份争议等等，在本书针对的简短解释文字中，都作了相应的学术性介绍。多年前买过一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正是国家博物馆馆长及馆内专家们共同编写的，类似这样的图书文字正是可以与本书参互阅读的好搭配。
关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关于丝绸之路上的文物，近年来有不少新的发现与新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最近十多年国家级、省市级博物馆专题特展的热门主题。本书如果能增多收编这方面的文物藏品，并作相应的介绍，这一点，或许不止是我一个读者的愿望。期待这套大书，还能有第三版、第四版的问世。
作者：钱婉约，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