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希”是指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二种，它们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合称“三希宝帖”。清高宗弘历（乾隆）得到《伯远帖》后，便将内府所藏《快雪时晴帖》和《中秋帖》合称为“千古墨妙，珠璧相联”的稀世珍宝。乾隆将日常居住养心殿前殿的西暖阁再隔出两间小屋，刻意装修，用来收藏“三希”宝帖，又卸书匾额“三希堂”并书写了《三希堂记》。
▌王珣《伯远帖》
▌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系纸本墨迹，无款，传为王羲之七子王献之尺牍，纵28厘米，横12厘米，疑为宋米芾临本或唐人钩填。有人认为此帖原为5行32字，后割去2行。现为3行22字。前有乾隆题首，后有董其昌、项元汴等跋文，并钤有“宣和”、“绍兴”、“御书”、“广仁殿”、“弘文之印”、“内府图书之印”、“项氏子京”、“乾隆”、“嘉庆”、“宣统御览之宝”等印章。
《伯远帖》系纸本墨迹，晋王珣尺牍，纵251厘米横17.2厘米。行书5行计47字，全文为：“珣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赢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前隔水有王肯堂所题“普王珣伯远帖”五字，引首乾隆题“江左风华”，帖后有董其昌、王肯堂、董邦达、沈德潘等跋文。中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养心殿鉴藏宝”、“三希室精鉴玺”、“宜子孙”等骑缝印七方、古半印三方和郭葆昌 “郭氏觯斋秘笈之印”骑缝印一方。在“三希”中，唯有此帖是真迹（《快雪时晴帖》亦为唐人钩填的），故为世所重。
后来，《中秋帖》和《伯远帖》流出宫外，郭葆昌是从“品古斋”得到这两帖的：“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原藏故宫博物院，1933年随其它文物曾迁运到上海、四川等地，抗战胜利后又运到南京，解放前夕被运至台湾，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而《中秋帖》和《伯远帖》竟被郭葆昌之子郭昭俊携至台湾欲售出，因要价过高，故未成交。
郭昭俊又把“二希”作为抵押向香港某外国银行借贷，规定赎回的期限是1951年底。眼看“二希”典当期满，郭无力偿还贷款，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正自觊觎这两件珍宝。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徐伯郊（其父是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得知此消息，速告徐森玉和郑振铎，接着徐、郑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对此事极为关注，立即批示一定要收购回国，决不能让外国人拿去。总理还在报告上批示道：“要买真正的文物，不要古董。”还于1951年11月5日，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震等，对购回“二希”做了如此详细而缜密的指示：
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长、马衡院长并告薄副主任、南行长：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殉《伯远帖》，惟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拾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香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
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周恩来 十一月五日
为了做好购回“二希”工作，政务院又特别委托徐氏父子具体承办。经王冶秋、马衡、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定，确认所要购的《中秋帖》和《伯逸帖》是真品无误，最后以35万元重金将“二希”购回，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切都是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进行的。《中秋帖》和《伯远帖》的购回，生动地体现了新中国的文物政策，它保护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坚决制止了珍贵文物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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