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摘录|
我太熟悉他声音里的那层水雾。许多年前，当他刚从浴缸里爬出来，披着浴袍，光着脚，嘴里叼一支烟，在他空旷的家里寻找一个打火机时候，就会用那种带着雾气的嗓音跟我说话。
雨山公墓
□李星锐
今年夏天，我被辞退以后，就回了老家，打算休息一阵，过几天清闲的日子。我找来以前的旧手机，把通讯录从A翻到Z，挨个打过去。除了几个令我犹豫的名字，和一半左右的空号，其他人悉数寒暄。“你好，打扰了，我是xxx，还记得吗？”“是我是我，你在家吗？有空出来玩啊。”熟的不熟的，都约出来吃饭。有时我请客，更多的是对方请。
提到霍明的时候，我正坐在两个老同学的对面，往碗里的鱼头上弹烟灰。我们本大可不必提到他的名字，可是这顿饭吃吃停停，已经一个多小时。我们把各自的工作与生活，菜的味道，泡妞的经历，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对结婚的恐惧，已经聊了个遍，烟也吸了一包半。本来还有个做销售员的同学坐我旁边，总想向我们进一步介绍他的工作，未果，想挑起关于国际形势的话题，也被我们掐灭，终于在两分钟前接起一个电话，向我们道歉后，没有结账就起身离开了。
“没意思啊，“坐在里侧做工程的同学说，“上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外侧的律师助理对着手机屏幕傻笑，没回应他。
做工程的推了推眼镜，望向我。他戴着远视眼镜，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的眼球像是挤在玻璃瓶子里的香槟，即将从镜框里喷射出来。
他说：“我记得你以前和霍明的关系也挺好吧。”
我说，“嗯，以前。”
他咧嘴笑了两声，牙齿白得不像是抽烟喝酒的人，“他在我这背过几万块钱的债，我还是上门找了他爸，才把这笔钱给要回来的。”
律师助理抬头看了他一眼，嘀咕了一句：“你这不厚道啊。”
做工程的说：“你懂什么，你跟他又不熟。对吧。”
他又转向我说。“你应该见识过吧，他花起钱来跟公子哥似的，我也是没辙才找的他爸。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他现在好像做了警察。要不要叫出来？”
我们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霍明坐进律师助理的车时，底座嘎吱一响，往下沉了一截，像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艇。上初中时，他是我的同桌，白白嫩嫩，是个还没长开的小胖子，每天躲在课本垒成的城堡后面呼呼大睡。做不出题的时候，我会隔着衣服，把手指塞进他肚子的褶皱里，上下三层，起伏如平稳的海浪，手指在里面，和他沉入到同一场梦里。如今，褶皱被更多的肉填满，连成一个光滑完整的球。十多年过去，他已经彻底长开，身型壮硕，吹过的风沙也印入到皮肤里。只有手丝毫没变。中学时代，班上的同学，不论男女，都捏过霍明的手。他的指节修长，手掌柔软，夹起烟来有一股怪异的阴柔感，让人联想起太宰治小说里的人物。以前我总对他说，你是个天生的音乐家，你应该去学钢琴。但他并不懂音乐，甚至连撒尿时的口哨也吹不好。
他一见到我，就用胳膊夹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一拳，“多少年没回来了，啊？连个音讯也没有。”我把手撑在肮脏的布面座椅上，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他意识到我的尴尬，迅速抽回手，转过头去，从裤兜里掏出烟来，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支。
那一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四处兜风，开无聊的玩笑。我和霍明被掩埋在嬉闹之中，绕开了许多本该去谈论的话题。临近午夜时，做工程的把我们挨个送回去，互相承诺有空常联系，我在家的时候可以多找找他们。我允诺后，很自然地把这事儿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门口的早餐店排队买热干面的时候，霍明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空再见一面。他的声音里有一层低沉的水雾，不像昨晚四个人一起谈天时那么兴致勃勃。
我太熟悉他声音里的那层水雾。许多年前，当他刚从浴缸里爬出来，披着浴袍，光着脚，嘴里叼一支烟，在他空旷的家里寻找一个打火机时候，就会用那种带着雾气的嗓音跟我说话。“你莫光站着，快来帮我找。”他嘴里与皮肤上的水汽会慢慢浸进那支烟里，让它变得疲软下去，逐渐透明。
那时候我们还在读高中，同在一所半封闭式管理的寄宿学校，但并不同班。所谓半封闭式的意思，就是能办下走读证的学生，可以随意出入学校大门，其他人则只要靠近校门二十米内，就会被门卫警告或驱散。但在我高中三年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个人拿到过那张神秘的走读证。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情，我觉得另一种解读方式，更能体现出半封闭式的含义：学校的围墙上有两处近似缺口的地方，一处在南端，宿舍楼附近，墙顶的玻璃渣被人用石头细细磨平了，被我们称作南门；一处在北端，大门附近，铁栏杆顶上有一根尖刺被人砸弯，被我们称作北门。南端的那个靠近网吧，晚上出去通宵的人从这儿走；北端的那个靠近餐馆，逃课或加餐的人从那儿出。
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即使是老师或门卫经过这里，也会扭过头假装没有看见。反正大门是不许走的，交了学费又不想学习的混子们，想要出去玩，就得各凭本事。于是，在我们学校，读书和翻墙，总得会一样才行。而且，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那些学不会翻墙的软蛋，或者没胆子逃课的怂瓜，才会认命地弯下腰好好读书，去谋求那条更艰苦的路。
我和霍明都是会翻墙的人。不光会翻墙，而且是身手矫健的佼佼者，所以我们连南门北门都不屑于走，专门找教学楼附近，透过教室窗户就能看见的墙。助跑几步，沉住下盘，心里想着一个讨厌的人，对着墙壁飞蹬一脚，手臂轻飘飘地搭上墙沿。再往侧边伸出条腿，身子就能甩到墙外的世界去。霍明比我高，也比我重，在伸腿的环节，需要我在后面推他一把。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他几乎每次逃课都会叫上我。
黄金时间是在下午第一节课后。再早出去的时间太长，比较危险，再晚出去的时间太短，这风险就冒得毫无意义。出了学校，直奔他家，一两公里的距离。我想晃悠着去，霍明是个公子哥脾气，骂我抠门，非要打车。付账的时候又总在裤兜里摸来摸去，假装没看见后视镜里司机的眼神。最后我给了钱，埋怨他两句，他再骂一次我抠门，“裤兜太深，多摸几下不就有了。上去请你喝冰水嘛。”
我在他家度过了许多个下午。他的姥姥庇护我们，答应替我们保守逃学的秘密。他家是个双层结构，我们在旋转楼梯上的房间里打游戏，每隔一会儿，姥姥就会把他叫到楼下，交给他点儿什么。两杯水，或是刚刚洗好的水果。她腿脚不便，无法弯曲得太多，走不了家里那个狭窄陡峭的楼梯。
楼上的房间对姥姥来说，是一个从未踏足过的地方，她只能永远地待在楼下，在大厅、厨房和她那间永远拉上窗帘的暗沉房间里来回走动，脚步碎得像在发抖。或是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一会儿，起身把放在桌头的果盘挪到桌尾，把被罩一角的褶皱抖平，唤几声霍明，通常十次会有三次得到回应。
相反的，我会尽量减少在他家的一楼逗留。进门和姥姥打招呼后，我就溜到二楼不再下去，除非霍明扯着我下楼吃饭。
我讨厌一楼的那片空间。摆在电视墙旁的柜式钟摆，像一柄沉闷的大锤，每秒敲击一次，声音大得吓人，把整个屋子笼罩其中。只要待在那里，就无法不意识到，时间是一个多么坚硬而危险的东西，它扣击在四周的墙壁上，仿佛死神的指关节。即使窝在二楼的房间里，把游戏声开到很大，依然能听到余音穿门而来。我问过霍明，为什么不把那个蠢钟给扔了，这不利于健康。他告诉我说，习惯了。
但我从来没告诉过他，我还有另一个不喜欢下楼的理由。我有点害怕他姥姥。
其实我也无法说清，那是否真的是害怕的感觉。与对蛇、对山谷、对噩梦的那种恐惧当然有所不同——那是一种一旦进入视线，随即就会钻入脑中，需要用力才能甩开的不适感。
面对他姥姥时的恐惧，就像正对着一面歪扭粗糙的镜子，让我局促不安，无所适从。面对它时，我无法看清自己的面貌，也不知应该摆出哪种姿态才好。因此，每次进霍明的家门之前，我都要在门口的防滑垫上多蹬几下鞋底，进门以后赶紧弯腰脱鞋，开始对鞋尖有没有对齐、摆放是否工整产生莫大的兴趣。
“来啦，哎呀，真懂礼貌。”他姥姥这么说道。我哈着腰叫一声姥姥好，转而捋起袜子上的褶皱来。
“我们要可乐，冰的。”霍明说。
等他姥姥用颤抖的手把霍明的两条胳膊从上到下捏一遍后，她会转身朝厨房走去。这时，我们上楼，打开电脑，把书包放到飘窗上，霍明会在他姥姥的吆喝声里下去拿水。
其实，我常会偷偷地观察他姥姥。她太矮小了，而且每次见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矮小一点，仿佛正在一点点缩回孩童的状态。
她患着一种奇怪的病，会一刻不停地打哆嗦。说起话来，语调会被头部摆得乱飞起来，有时一个音尚未吐完，又被舌头甩回了口腔里，听起来含混不清。手和腿脚也时刻颤动着，仿佛总有一股冷风缠在她的腰上，使她不受控地打起寒战。我第一次来时，就想问霍明怎么回事，但他并无向我解释点什么的意思，我也就没有问出口了。
他姥姥使我想起我的姥姥。但我其实没有姥姥。这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妈妈说，在她17岁那年，她和她当时的小男朋友在课间的楼道阴影里接吻，相互抚摸，被准备回办公室拿书的老师撞个正着。在那个年代，过早萌生的情欲是一头可怕的怪兽，足以吞没一个人的命运。妈妈被开除了。每当谈论起这件事，她就仿佛又回到了拎着书包离开校园的那个时刻。她说，那天姥爷穿着沾满深色油渍的工作服来领她回家的，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明天来厂里报到吧。”
姥姥则表现得更加痛苦，整晚不停地和妈妈争吵，用最刺耳的话咒骂她。后来的许多天里，整个屋子都成了她们的战场。不到一年的时间，姥姥被查出乳腺癌，不久就死去了，那时，工厂即将倒闭，妈妈刚刚成年。
尽管我们都说，和她没有关系，但妈妈总觉得，癌细胞就是在她被开除的那天晚上凭空出现的，并在那些让人绝望的争吵中得到了滋养。
我没有见过我的姥姥，连照片都没有见过。听过妈妈的讲述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象姥姥的模样。我猜想，她应该很瘦，但整个身子往里扣着，显得很沉重，乳房无力地吊着，像两个没法扔出去的垃圾袋。她应该是充满愤怒的，但最终还是被生活搅拌成了绝望。
后来，我不再想象了。见到霍明的姥姥后，我又开始想了。但霍明的姥姥显然和我姥姥——或者说我想象中的姥姥——不太一样。她更矮小，更透明，更像一道漂浮在房屋中的阴影。
有一次我问霍明，姥姥叫什么名字，他那会儿正夹着一支烟，头从打开的窗户缝里伸出去吸着。他愣了一下，说：“你这什么问题，我不晓得啊。”
我说：“你不晓得你姥姥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哪晓得，我爸叫她妈妈，我叫她姥姥，买菜的叫她吴婆婆。我没事叫她名字干什么。”
他在窗沿上摁灭了烟头，顺手朝外一甩，按下开机键，问我：“你今天要玩哪个英雄？”
我们在二楼房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游戏。但那里只有一台电脑，我们只能换着玩儿，一人来一局。大部分时候，他都会赖皮，趁着那局快结束的时候，让我去他书房的抽屉里找一支烟抽，是从他爸爸那里翻出来的黄鹤楼1916。或是叫我下楼帮他拿一点吃的，趁此机会偷偷再开一局。
晚饭之前，霍明会在二楼的浴室洗个澡。他一天要洗两次澡。听到水声响起来，他姥姥便进了厨房，开始做晚饭。一般只做我们三个人的饭菜，若是看到餐桌上的菜品更丰盛一些，我就知道，今晚霍明他爸要回来，我便默契地不会留宿。晚饭后，我自己搭公交车回学校，从墙外面翻回宿舍里去。
“不在他爸要回家的晚上留宿”，这成了我们之间一种默认的规矩。我们遵守这个没有理由的规矩，直到那件事情打破了它。而这种规矩一旦被打破一次，就立刻无效了。
这本是一个无所谓的规矩，打破它的那件事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许多时候，我总是反反复复地想起那天的事来。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五，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去他家。按照学校的惯例，星期五下午的最后一节是没课的，专门用来大扫除。那是周围网吧最紧俏的一段时间，第二节的下课铃一响，南北门前排满了人，有感觉排不上的，甚至大着胆子会去试一试往学校的后门冲，盼着趁门卫给住在学校的老师家属开门时一起挤出去。
我们和霍明班上的几个同学说好了，一起去网吧开黑，第二节课下了就走，已经有人提前出去，在网吧占好了位置。
然而，课还没下，他就开始闹肚子，用他的话来说，“像有人把擀面杖塞进了他的肠子里。”放学之后，我让他的朋友先走，我们随后就到。
等到他一瘸一拐地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校园里已经响了萨克斯曲《回家》。扫除结束了，想离校的人已经离开，其他人回到了教室或者宿舍，远处的操场上偶尔传来尖锐的哨声，有人在那边踢球。
“还去吗？”我说，“不知道位置有没有留到现在。”
“去看看再说。肯定是早上的面不卫生，再不到那家吃了。”
“那走呗。”
我们绕去离网吧最近的南门，还有人在排队，大概是一个宿舍的人，相互推搡着，在墙根的落叶里捻来捻去。我们站在远处抽了支烟。霍明往地上吐了口痰，拉着我去教学楼那边。
“日他妈，没那个本事还非要占着门不走。”
我撇了撇嘴，踩灭了烟头。
当我顺着记忆的扶梯攀爬回那天下午，我不可避免地一次次想起，从南门走向我们常翻的那道墙的路。我们的心思全放在网吧的座位到底有没有被抢走这件事上，全然没有意识到那种奇异的静谧。
是否有风？路上还有别的行人吗？我有没有注意到教学楼的窗子里飘出的争吵声？我没什么把握。只有一种仿佛在泳池里泡久了的困倦感包裹着我。我打了两个哈欠，用唱歌似的语调喊出来。霍明催促我走快一点。
助跑了两步以后，霍明蹬着墙向上一跳，大概是刚才把力气都拉进了厕所里，他手没抓稳，掉了下来。“看来今天不适合出校。”我说。
“少废话。”他松了鞋带，重新系牢，再蹬一脚，顺势搭上了墙。我正准备推他，听见背后“咚”的一声，回头往教学楼那边望去。
“操，什么东西啊？”他一条腿搭在墙沿上说。“抓不住了，快推我撒。”
我没有回应他。
“别闹我好不。”他转头看我，我正向着教学楼的方向慢慢走去。“你妈……”他摔了下来，一屁股坐进了泥里，眼睛盯着我步子的方向。
那里趴着一个人。背着书包，脸贴在水泥砌成的地面上，看上去有点冷。她的另一只鞋挂在教学楼下方的灌木丛上，像一只被击落的麻雀。
霍明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泥，喊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教学楼的窗户里传出一声尖叫，像一声集合的哨响。我抬头向上望，想辨认出她到底是从几楼掉下来的。但是辨认不出，所有的楼层都有人探头，许多人从远处朝这边走。霍明又喊叫起来，这次我听到了，回头一看，他迅速蹬上了墙，独自翻了出去。那时我离趴在地上的女生已经很近了。但我转身跑向霍明的方向，我从未如此害怕过被他抛下。
翻过墙的瞬间，我看见霍明蹲在地上。我朝那个女生的方向看了一眼，人群即将把她包围起来。从缝隙中，我看见她没穿鞋的那只脚上，袜子卷曲起来，脚后跟露在外面。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她把袜子拉上去。我这样想着，人已经落到校外的地面，什么也看不见了。
谁也没有再提网吧的事。我们像两个逃离作案现场的凶手一样，搭上一辆路过的的士，直奔他家去了。
事实证明，人在面对创伤记忆时会自我保护似的选择性遗忘，这一理论大约是错误的。无论时隔多少年，那个下午所发生的细枝末节，我依然记忆深刻。也或许，对于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一个陌生的女孩突兀地出现在学校的水泥地上（简直就像从地底浮出来一般），和初三某个周日的上午，我在河堤上观看到的日食属于同一类事情。那种笼罩住我的谜语般的沉默，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并不属于我们的生活。
那天晚上，他姥姥做了顿丰盛的晚餐，但我们谁也没有提离开的事情。他姥姥在收拾碗筷的时候喊了霍明一声，没有回应，她就浑身颤抖着洗碗去了。
我们躲藏进他的房间，没有人开电脑。霍明去洗澡的时间比平时更早，他从浴室回来时，身上漂浮着温暖的雾气，他一言不发地坐在床头，往脚腕上喷了点儿云南白药，呛人的药味与烟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我开了点儿窗。
“操，应该是翻墙的时候扭了。”他说。他的脚踝没肿，反而苍白得缺乏血色，就像那个女孩的脚。我转过脸去不再看他。
午夜，我被楼下叮铃哐啷的声音吵醒，应该是他爸爸。没过一会儿，巨大到不可思议的鼾声传了上来，又被节拍器似的钟摆声切碎。我背对着霍明，在黑暗中聆听了一会儿，霍明不打鼾，我没法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醒着。在他家入睡，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下恐怕得失眠了。我这么想着，但还是很快就睡着了。
那个周末不放月假，但我们还是在他家多待了一天。他爸在我们起床之前就离开了，没准连家里多了我这么个人都不知道。
霍明早上照例去洗了个澡，等他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点心慌。他家的钟摆声还要响起许多次，才能把这一天耗尽，我不想他走进房间后，出于无聊跟我聊起点什么，什么都不可以。于是，在他趿着拖鞋进来找吹风机的时候，我说：“反正今天不去学校，陪姥姥买菜去吧。”
他关上柜门，扯着吹风机的线说：“随便。”
十分钟之后，我们扶着他姥姥出门，我一直在姥姥右边，想把她手里的菜篮子扯过来，他姥姥说：“不用，不用。”我们跟在姥姥身边，顺着她的步子行走，从家门口到马路上的那段小斜坡，就花了四五分钟。霍明步子大，总想走得快一点，他不知道菜场的位置，走了几步又折返回来。
我扶着他姥姥，她的小臂细得像一根手指，随着步子轻轻扯动着，仿佛想要挣脱开来。我看她有点喘，几乎快要被我拖着走了，我说：“您走慢点，我们不急的。”
“孝顺哦，孝顺哦。”她笑了起来，露出几颗结石般的牙，“老了就是容易累，步子都迈不开咯。”
霍明说，“要不中午我们做饭吧，你休息下，别累着了。”
“你要是心疼姥姥，就少逃点课，免得我担心。”姥姥说，“你们年轻人事情多，做饭还是我来吧。”
“那我们给你打下手。”
但我们没有打下手。回去之后，我们回霍明的房间打了两把游戏，饭就做好了。
那天，我们没有谈起昨天发生的事情，在香烟、游戏和时断时续的沉默里，一个新的规矩悄悄树立起来。我们从来没有聊起过那件事情。
晚饭之后，霍明说，还是回学校吧，一天不在，怕老师要告状了。我说，好。霍明主动去洗碗，我收拾我们的书包，刚走下旋梯，他姥姥凑过来，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你是个好伢，带着点明明，别让他学坏了。他爸管得少，他又不爱听人说。”她看了一眼厨房的方向，霍明正在把洗干净的碗放回橱柜里。她说：“跟你玩的时候，明明也比平时开心一些。以后多来，想吃什么跟姥姥说，我做给你吃。”
回学校的车上，霍明本来打算睡一会儿，我拍了拍他，说：“你多关心下你姥姥。”
他说：“还用你讲。”
从那之后，我去他家去得更频繁了，有时他爸在，我们也过夜。霍明说有题要问我，所以把我扯了过来，他爸便默许了。
我逐渐开始适应他家的钟声，和他姥姥之间的话也多了起来。
霍明找借口霸占游戏的时候，我就会溜到楼下，坐在餐桌上慢慢剥一个橘子吃，等着他姥姥过来扯着我讲她小时候发生的故事。故事断断续续的，从她出生的那个荒凉的大院子开始，讲到如今已经消失的男人们尚且年轻时淌着酒气的骂声，讲到女人的脚，冒着浓烟的火焰，钢铁，已经忘记面孔的母亲。有时候，她会突然岔开，讲一讲听说是在同一时段发生的别人的事情。讲到兴起，我会再剥一个橘子。直到楼上传来霍明的喊声，我们把这一页记忆折个角，等着下次再翻起。
然而，一个多月后，他姥姥便去世了。
那天晚上，距离高二的期末考试已经不到一周。具体是星期几，我记不清了。从听他姥姥讲故事开始，我大概去了他家四五次，气温爬升得很快，潮湿的热气像柳絮一样，从远处飘飞而来，我和霍明在学校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了一大袋雪糕，塞进他家的冰箱里，准备用以消磨即将到来的酷夏。
“就一把，打完就写作业。”晚饭以后，霍明嘴里还嚼着饭，在楼下到处翻找打火机。我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他，他光着脚朝楼上跑去。
“你不去玩吗？”他姥姥说。她围着餐桌慢走着，忍不住地打嗝，一边双手交叉揉着肚子，像是要把胃里稀少的食物揉碎。
我把盘子里的剩菜用保鲜膜封好，放进厨房，方便晚上霍明他爸回来加热着吃。我说，“快考试了，等他休息一会儿，还得写作业呢。您上次讲到您父亲走了以后，您就没去上学了。然后呢。”
“快考试了，等你们考完了我再讲吧，暑假多来玩啊。”他姥姥说，“夏天我做绿豆汤你们喝。明明说我做的比你们学校里的好喝，每年夏天都要我弄，还要冻成坨子吃。”姥姥挤着嘴笑起来，从她有些歪斜的脸上，我完全没法看出来任何青春来过的痕迹。
我说，好。
他姥姥说：“你去吧，我回房里把昨天的电视看完。”
那是她说过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很多次，我在学校和霍明一起抽烟的时候，他都旁敲侧击地问我，姥姥说的最后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我说，就是这句。一次又一次，我重复着这句话，一直到烟吸完，我们都不再开口。我总觉得他隐隐地恨着我，每次我说出这个平常无奇的句子后，他的恨意都会更沉重一分。
我是趴在桌上被霍明摇醒的。打完了那局游戏，他果然又开了一局，我们一直玩到转点，霍明他爸早已睡熟过去。
“还有几天考试了，怎么办？”我说。
“明早起个大早，一起写完再去学校。”他眯着眼睛，钻到了被子里。
“我很慌，睡不着。再这样下去，我们考不上大学了。”
“不是还有一年吗？我有个考上浙大的哥哥告诉我，考前冲刺比什么都重要。”他把手机扯进被子里，细长的手指快速翻动着，有如弹奏钢琴。“快睡，明天早起学习。”说完，屏幕的光亮熄灭了。
我伫立在黑暗里，突然感觉到未来的压力提前朝我压了过来。我嘀咕了一句：“我又不像你，我没有退路。”我下楼给自己倒了杯水，摆在烟灰缸的旁边。拉开椅子，把键盘扫到一边，铺开作业，打开台灯。
“神经病。”鼓起来的那团被子说，然后静默了下来。
我被霍明摇醒后，感觉半边脸都麻木了，脖子像被人折断后刚刚接起来似的。手边的作业湿了一片，印出重叠的字影。我看了一眼钟，两点半。“干吗啊？”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姥姥在叫我。”他看上去慌了神，“不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真的听到了。”
“你睡得那么死，怎么可能听得到，姥姥声音那么小。再说大半夜叫你干吗。”我侧过耳朵倾听了一会儿。在寂静的夜晚，钟摆声和鼾声格外靠近这个房间，简直就像魔鬼在门口诡异地笑着。我打了个寒战。
“不行不行，有点怪，我下去看看。”他穿上拖鞋朝楼下跑。
“做梦做傻了吧。你轻一点，别吵着老人了。我先睡了。”我关掉台灯，爬进被子，想趁着迷朦的状态早点睡着。霍明睡过的地方暖烘烘的，我钻进这股暖意里。
还没有完全睡着，我又被楼下的声音拽醒。我啧了一声，翻了个身。鼾声止住了，我听见霍明在大声叫我。
“干吗啊？”我用手撑起上半身。
“姥姥走了。”霍明喊。
“啊？”我说。
“你莫乱说。”霍明他爸低沉地吼叫了一声，开始给人打电话。
我从床上爬起来，没有开灯，准备下楼。我看见楼下的灯全都亮了起来。
“你等下，帮把我外套拿过来。”霍明喊。
我又转身跑进房间，按下顶灯的开关，还没等它完全亮起来，透过窗外的灯光，我瞥见霍明的外套堆在床头柜上。我拿起它往楼下跑，身旁响起陶瓷破碎的声音。我碰倒了桌上的烟灰缸和水杯，在刚刚亮起的灯光里，烟灰如骨灰一样扬起，又混在清澈的水里流淌而下，洒落在床单、地板、霍明的外套上。
“稍等一下。”我喊了一声，拍打着他的外套，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没有人回应。大门猛地关上了。我跑下楼，没有人。又跑到楼上，打开窗户。他们背着姥姥上了霍明他爸的车，像背着一块干燥的木材。我跑下楼，敞开大门，想跟着一块儿去。
没有赶上。车灯在马路上越来越小，与不远处闪烁的黄灯融为一体。我在花坛边站立了一会儿，忽然感觉有点冷。六月初的夜晚，几乎无风，白天的暖流沉了下去，渗入地里。我披上霍明的外套，把拉链拉到顶，才感觉好一些。他的衣服对我来说太大了，我伸直胳膊，也抓不到袖口。
我顺着斜坡往他家走，那是一段漆黑的路，不远，但黑得彻底。我狠狠地跺了几脚，感应灯也没有亮，却惊扰了不知谁家的狗，它声嘶力竭地吠了起来。拐进他家楼道的瞬间，我瞥见远处的一团亮光。附近新建起的高楼里，谁家的窗户还亮着灯。刚才我以为那是月亮。眯着眼看过去，有一道人影在灯光里浮动，应该是在洗澡。不知为何，我觉得那团影子正在唱歌。
收拾完霍明的房间，我无事可做，又晃悠到了楼下。灯光太过耀眼，我关了两盏，走进他姥姥的房间。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暗红色的窗帘紧紧闭着，一台黑色的等离子电视挂在墙上，像一幅丢失了画的画框。我摸了摸，冷冰冰的。床铺窄小，床单上绣着大朵的云，肥头大耳的神仙大笑着在云上飞。被子掀在角落里，堆成一条，看上去他姥姥像是还睡在里面。相比之下，床榻的中间几乎看不出有人睡过的凹痕。
我退出来，坐在餐桌上剥橘子吃。这时，我突然想到，他姥姥的故事才刚刚讲完童年。
钟摆的声音越来越响，像浪头一样打来，我觉得自己的骨头都在随之咔咔作响。片刻后，我站起身，把椅子归回原位，把橘子皮扔进垃圾篓，走到柜钟前，拔掉一节电池，装进口袋里。海面归复平静。但那声音还是惯性似的在我脑子里跳动。
我上楼收拾书包，叠好被子，离开了他家，沿着路边的花坛往学校的方向走去。
霍明自然没有参加考试。整个暑假，我们也没有互相联系过。开学之后，偶尔在学校碰见，会一起去厕所抽支烟，聊点有的没的。谁都没有再提去他家玩的事情。
高中毕业，我去了外地读书，毕业后留在了那里。直到这次被辞退回家，我们已经七年没见了。
所以，在他打来电话，问我今天有没有空见一面的那个早晨，我是犹豫的。身为少年的霍明已经告一段落了，这个与他同名的青年到底想找我做什么？我实在容易猜到。无非是填补中间的空白，聊一聊过去的事情。况且，我们大概不可避免会谈到他姥姥，没准连那个女孩都得被迫谈到才行。
我正在编撰借口，他有所察觉似的，在电话那头清了清嗓子，“昨天他们说你辞职回来休息，应该都有时间吧。”
我说：“是辞退。”
他像是被绊了一下，顿了顿说，“那我下午两点去你家门口接你。吹头发去了。”
霍明开着一辆暗棕色的大众轿车，样式老旧，车身有擦痕，我忽然想起来，是那天晚上他爸爸开的那辆。他坐在驾驶座上抽烟，从远处看过去，愈发像一个劳累的中年人。
我打开副驾驶的门，他说等等，然后解开安全带，把堆在副座上的商品袋、半包薯片和矿泉水瓶甩到后座去。
“都没时间收拾。”他说，“坐。”
在驾驶座与副座之间，放着半瓶可乐，半盒抽纸，半包香烟。烟灰缸塞得满满的，一些烟灰散落出来，附在变速杆上，像堆积在树梢上的雪。他座椅下面的地毯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大概是可乐挥发之后凝结的糖分。
车里弥漫着二手烟、沐浴露和打火机油的味道。七八年前，霍明的房间里也充斥着同样的气味，只是不如这里的浓郁、暗沉、令人窒息。
我打了个喷嚏，把车窗开到最大，“鼻炎。”
他掐灭烟头，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迅速扫了我一眼，说：“找个咖啡馆坐坐？”
我说：“就车里吧。”
他说：“行，去个安静的地方。”
车停在江堤边，我们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两瓶水，一条西瓜味的口香糖，坐回车里。
“你怎么样啊，小伙子？”他说。
“找我出来就为了说这？”我说，还没等他回话，我又说，“算了。听说你当警察了？”
“什么警察啊。”他说，“就是协警，跑腿的。”
“没想考个正式编？”我说。
“去年考了一次，没考上，今年估计也悬。”他打开车门，准备点烟。不远处的空地上有人在跳广场舞。他指了指反方向说，“朝那边走走吧。”
“你现在烟瘾挺大的啊。”我说。
他干笑了一声，“没办法，同事们都抽得凶。”
为了躲避太阳，我们下到江堤的那一头，顺着树的影子慢慢地走。车轮碾过柏油路的声音与林中树叶的低语逐渐交汇起来，融合成一种近似于情绪的背景。夏天的江水朝岸边行走了几十米，变得宽阔，停止于树的另一边。有辆车停在那里，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两个女孩儿在江边戏水，旁边竖着牌子，上面写着：请勿靠近，预防血吸虫病。
我们沿着这样的景色往前走。霍明不停地擦额头上的汗，一边倾倒似的对我说了好多他最近遇到的事情。
他找了一个女朋友，是高中时的学妹，后来在家乡唯一的商场里再次撞见。他好几年前一度沉溺于往游戏里充钱，为此欠了好多债，直到最近才全部还清。他与那几个喜欢上网的高中同学还保持着联系，每周末都有一天的时间一起去当年的网吧。还有一些琐碎的事情，我没太认真听。
我们很快就走到了树林的尽头，在那之外，新建起的亭子、轮滑场地、供人跳舞的广场，共同暴露在烈日里。我们回头顺着来路往停车的方向走。
“讲讲你当警察的经历吧。”我说。
他说，“其实很无聊。带我的师傅经常有别的事情，我就和另一个协警一起开车出去晃悠，需要巡逻到晚上。为了找点乐子，我俩专找停在人少的拐角里的车子。你懂的。一看到有车在晃，我们就提着电筒过去敲玻璃，大喝‘干什么，警察’，过一会儿车窗就会摇下来，探个脑袋出来道歉。都碰到好多次了。”他哈哈大笑起来，又叹了口气。
“不过，有一次我倒是印象深刻。”他说。
“因为女的你认识？”我说。
“什么？”他愣了一下，“不是，我说另一件事。有一次正好是中午，师傅出去了，所里就我一个人，正在玩电脑呢，一对夫妻带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进来，探头探脑的，说有警察同志在吗。我说有什么事吗，正准备给师傅打电话，那个男的说，没事，就是想让警察同志教育一下他儿子。”
霍明又掏出一支烟，晃了晃烟盒。最后一支。他看了我一眼，我说，“你抽吧，我不要。”
他继续说：“我还以为犯了啥事，那个男的把我扯到一边，说他儿子在学校里欺负了别的孩子，把同班的男生锁到了厕所隔间里。给他说也不听，蛮横得很，就想着带过来让警察管管他，再不济吓唬一下也行。”
想到那个场景，我觉得好笑，问他：“那你怎么教育他的。没想到你还有教育别人的一天。”
“是啊，我周末去上网的时候，把这事儿跟他们说了，他们都笑翻了。明明我才是那个从小被教育的人。”他说，“我把他带到会议室呗。本来想吓唬他一下，但是小孩紧张得不行，快哭了似的。我就问他为啥这么做。他说，其实不认识那个男生。是朋友要他这么干的，如果不做，就不跟他玩了。我就随便说了几句，告诉他，不要交坏朋友，那些人对你好，只是为了利用你。分辨善恶比友谊重要。然后跟他说了些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话。”
我本想调侃他两句，但转过头去，发现霍明神情低落，侧脸笼罩在刚刚吐出的烟雾里。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哦，没啥，就是当时说完以后，想起来那句话是我姥姥之前跟我说的。”
我们回到车里，他打开空调，又摇了一次空荡荡的烟盒，把它扔出窗外。“去接我女朋友。”他说。
阳光开始柔和起来，由白转黄，冷气开得太足，我抓住头上的扶手，有点犯恶心。
“其实还有件事，我印象也蛮深刻的，不过这个没跟别人说过。”他把音乐声拧小，“我刚进所里时听到的一个案子。有个人死在了我们学校旁边的湖里。”
“学生自杀吗？”我说。
“不是。开车冲进湖里了。”他清了清嗓子，“是这么个事儿。有天晚上，我想想，应该还是夏天的时候。某男子开车从市区回郊区的家里，他每天都要经过那段路。十九岁，我查了查记录，应该是刚上完大一，蛮好的学校，好像还是个211。开的是他爸的黑色本田。平时他不开车的，总是坐公交回去，但那天开了。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泡妞。”
他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声音开始变得沉稳。那不是我记忆中，他在我高中教室的窗外喊我去网吧时用的那种声调。他每天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坐在派出所里与人对话的时候，用的大概就是那种声调。我突然觉得，霍明长大了，那种声调，是比他的身材更为显著的成长。他没准可以成为一个好警察。
他继续说。那个十九岁的男孩，在灯火通明的市区里转悠了很久，坐在平时父亲坐的皮椅上，握着主宰性命的方向盘，一定让他汗流浃背。
越来越晚了，他在一个烧烤摊旁边停车，是否吸烟不清楚，在听什么音乐也不详。总之，过了许久，一个女孩上了他的车。我们尚不知晓他们是否认识。也许是女友，也许是情人。普通朋友的概率不大。女孩在步行街里一个陈旧的男装店打工，之前还做过奶茶店员、传单发放员、幼儿园护工和电话销售员。那晚，她喝了酒，推开几个邻桌男人的手臂，上了他的车。没系安全带。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谈话，或许有，也再无可证实之人。车子驶向没有灯光的暗路，像是驶向某种命运。路面的漆黑与湖面的漆黑互相侵蚀，铺作同一个平面，他需要打开刺眼的远光灯，才能分辨得清。
本来他们俩会一起死去，但是在一个无人的，只有牙膏广告牌还亮着的公交车站，他把女孩赶下了车，又独自上路。被人扔在一个蛙鸣缠绕的漆黑站台，女孩想必害怕得发抖，有大声咒骂男孩去死也说不定。五分钟后，本田车驶入湖中，溅起黑色的水花，冒出几个只有青蛙能见到的泡泡，随即沉入了湖底。
讲完以后，我们沉默了下来。霍明把音乐声拧大，又迅速拧小。
我说：“自杀的吗？”
他说：“不知道啊，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自杀。尸体是第二天傍晚，被准备夜钓的人发现的。我因为刚去所里，又没见过尸体。”他顿了顿，“反正没看见，只是听我师傅说的。我只是在旁边维护了一下秩序。我就是老在想这事儿。我觉得他应该是自杀。不然，他为啥中途突然把那个女生放下来。可是，我又觉得他不是自杀，否则为啥要刻意载她一程。后来把那个女生叫到所里询问，什么都不说。因为至少不是他杀，我们就没好深问下去了。”
他叹了口气，打开转向灯，在左边的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门口停下。他说：“到了，女朋友在这上班。”
我说：“无人有意作恶。”
“什么？”他皱起眉。
“没什么。是她吗？”
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着他女朋友上车。很腼腆，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埋头玩起手机了。霍明解释说：“累着了，在柜台里说了一天的话。”
他把女朋友送回家，竟然跟我家是同一个小区。我见她下车，跟霍明说：“不早了，我也回了吧。”
他说：“你等下。”
他女朋友瞥了他一眼，说：“又去网吧。别玩太晚，早点回去。”然后关上了车门。
“不想去网吧。”我说，又补了一句，“也不去你家。”
“没想叫你去。”他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包烟，关上车门说，“你觉得怎样？可能明年就准备结婚了。”
我说：“挺好的。”又说，“这么一会儿能看出个啥来。你自己觉得好就行。”
“过日子呗。挺好的。”他启动车子。
“那干啥去啊？”
“去了就知道了。”
街边的店铺开始准备迎接夜色。打印店、小卖部、五金店关掉了灯，拉下锈迹斑斑的卷帘门，另一些店铺开始醒来。烧烤店把鼓风机对准街道，开到最大，让孜然味的油烟飘到更远的地方，夜宵店亮起了小龙虾形状的霓虹灯，架起桌子，蒙上白色的油布与塑料纸，撑开巨大的伞，以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夏日阵雨。
在这些香气扑鼻的场所之外，家乡还是不可避免地困倦了起来。车与人藏进不那么容易找到的空间里。由于没有高楼，夜色不是笼罩，而是淹没了城市，漫过行人的肩头。霍明的车越开向郊区的深处，暮色越是稀薄。再过一会儿，仍暴露于空气中的人，都将溺于黑暗之中。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说，“要是想学那个男生，把我扔到郊区的车站然后投湖自尽，我会在你死之前把你捞起来杀掉的。”
“你想多了，我只会载着你一起投湖。”他撕开烟盒的封条，叼出一根点着，把手垂到窗外，烟头的火星像一面反射着夕阳的镜子，“带你去看看我姥姥。”
车开了二十多分钟。中途他走错了一次岔路，又退回来，用手机搜索“雨山”，然后乖乖按着导航走才找到。奇怪的是，落日还在目力的尽头苦苦支撑着，没有完全消失。
“有一阵我经常一个人过来，最近来得少，路都不记得了。”霍明停在一个凹凸不平的土路上，从旁边的树上掰了两根结实的树枝，扯掉叶子，递给我一根，“走，上山。”
他走在前面，用树枝挑开树枝，查看下面小径的踪影。我们拐了三道弯，在这座繁茂的土丘上寻找正确的方向。光线越来越冷，属于青蛙的时间到了，也许还有蛇和黄鼠狼，躲藏在灌木的阴影中。我们靠着手机电筒的光亮，找到了那个稍微开阔一点的平台。几个低矮的墓碑立在藤蔓之中，仿佛失落的神龛。
“姥姥，回来了。”他在其中一个墓碑前盘腿坐下。
“姥姥好。”我擦了擦地上的土，把树枝插进泥里，也坐下来。
墓碑有点脏了，霍明掏出一包餐巾纸，顺着碑上的字用力向下擦，然后把纸捏在手里，拔掉旁边的杂枝。借着月光，我看到碑上的名字：吴秀梅。
做完这一切，他再次坐下，在他姥姥面前点起一支烟。我说，“你这会儿要是披着浴袍，就更有感觉了。”
他笑了一下，转头面对他姥姥说：“我又带我同学来玩了。你应该还记得他吧。他后来去北京了，好多年没回来。”他看向我。
我极力回忆着他姥姥的样子，但是记不清了，我说：“过阵子我可能又要去那边找工作了。”我调整了一个更舒服的坐姿，从霍明手里拿过一支烟来，开始向他姥姥讲述我是如何被抛到一个巨大的城市里，如何在那里寻得一个位置，一个姑娘，又如何失去她们。
讲到一半的时候，远处响起钟塔报时的声音。我赫然惊醒，看了一眼手机，八点整。
“对了，你们家那个钟还在吗？”我说。
“早扔了，后妈嫌吵。”他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八点了，我们还没吃晚饭呢。”
“你等我一下。”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消失在树丛里，没了动静。
天地包裹住我，连眼前他姥姥的墓碑也只剩下一道轮廓。我的胳膊上迅速泛起一层鸡皮疙瘩，“霍明。”我打开手机里的电筒，身边陡然生长出许多阴影，我又把它关掉。“霍明。”
“来了。”他从树丛里冒出来，手里攥着一些桑葚。“这树竟然还在，我好多年前就摘过。”
我接过一半，一个个放进嘴里嚼。我给霍明讲了他姥姥以前的故事，那些他都没有听过，但我只能讲到童年结束。
他说：“姥姥果然比较喜欢你。”
我说：“她可是你姥姥。”
他说：“你是我的兄弟。”
我们吃完桑葚，在旁边的树叶上擦了擦手，又抽了几根烟。凉意越来越重，困意也随之袭来。可惜我们无法在这里过夜。
霍明站起来，从烟盒里倒出剩下的几根，一一平放在旁边的墓碑上。有一块碑断了半截，他便把烟摆在它的跟前。我们打着电筒看了一圈，有几个稍远，走过去实在危险，只能作罢。
我环视了一圈，附近的碑有七个。七个曾经活过的人躺在这片土丘之下。光照不到的地方还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据说这地方风水好，很多人都把墓迁到这边来，比正规的公墓安静多了。”他说，“不过，附近在做经济开发区，可能过两年又得迁了。”
霍明抽出插在土里的树枝递给我，说：“太晚了，下次再来。”我们互相拍净裤子上的土，他说：“走，下山。”
于是，我们顺着来路摸黑下山，把所有关于死亡的事情都留在了这个夜晚。
创作谈
李星锐：踩在欲言又止的边界上
在写《雨山公墓》之前，我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小说。
对朋友的解释当然是怎么合理怎么来：写小说很穷啦，上班忙没时间啦。真正的原因解释起来比较麻烦。就好像是在火车上偶然邂逅了一个对眼的人，在激情的推动下倾诉了一些不过脑的心情，萌生了一点暧昧氛围。起身上了个厕所以后，再次入座，话头却突然滚落得没了踪影。
“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呢？”想必，这是人与人之间最为尴尬的间隙。
这两年里，我有过很多个创意，又始终没有动笔。还是套用火车邂逅的比喻，再次入座，两人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话题理应引向更深的地方。可是怎么引入呢？套路自然是不行的，像个油嘴滑舌的流氓。过度地掏心窝也不好，唐突的真心话一旦说出口，过后只怕会暗自懊恼，只好闭嘴不言，静等这份尴尬自己散去。
回头看自己最初的小说，有太多的不满。拘泥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上总有些似曾相识的元素，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找到原型。那不是我欣赏的短篇小说。依我的阅读经验，好的短篇小说应该没头没尾，像一块形状不规则的拼图碎片，完整的模型已经遗失，只能凭碎片本身，去想象它的整体性。最好连碎片本身都是模糊的，像是刚好踏进张开嘴巴，却欲言又止的边界之中。
谈谈《雨山公墓》。一句话表述，它起始于一个模糊的念头：三场死亡，发生在离我们不远也不近的地方。
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跳脱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鼓起勇气亲近模糊，让它尽可能靠近“好像啥也没说”的感觉。不过这也是一个事实，关于死亡，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一个和死亡（貌似）相距甚远的年轻人来说，将“死亡”当作一个命题来探讨时，容易陷入虚幻的概念陷阱，把它认作类似于“人生意义”一样的存在。过于亲近的人的死亡，冲击又太过强烈，我们只会陷入情绪，而不会去谈论死亡本身。
这都不是死亡与日常的关系。日常中的死亡往往是这样的：和妈妈闲聊时，得知儿时隔壁家阿姨的丈夫得癌症走了。在出租车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司机说这个路口三天前发生了车祸，死了两个人。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时，总觉得好像应该说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呢，感慨人生无常？算了吧。仔细想想，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从“好像该说点什么”到“算了吧”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咀嚼这样的瞬间，是一件有趣的事，同时也是一件没有结论的事。
之前读到双雪涛的采访，采访者问他，“你这篇小说想表达什么？”他吸了一口烟，出神了几秒，然后缓慢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这让我想起和别人谈论我以前的小说时，看过的朋友总能轻描淡写地概括出，“哦，你写xxx的那一篇。”这使我有一种难言的沮丧感。以后倘若聊起《雨山公墓》，若是被人问到“我想表达什么”，我总算也可以点一支烟，贱兮兮地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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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2022年第4期
责任编辑 | 张双
▲李星锐|
李星锐，1995年生于湖北黄冈，写小说、影评，作品散见《长江文艺》《特区文学》及「ONE 一个」、骚客文艺等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