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氏古志搜奇录：进士李晖撰文《高玉蟠捐施南因社学志》

作者：曹吉辰

好行其德，名臣题词赞品性

克绍箕裘，进士撰文誉家风

《古志搜奇录》第六篇虽然介绍了乾隆年间本县百年英才李晖李刺史的一些事情，但作为金榜题名的进士，却没有发现他留的诗词文章给大家品读欣赏，总感觉十分遗憾，好像做菜忘了放盐，差了一些味道。

日前，在浏览本县金石碑刻专家王仁君先生的公众号文章时，赫然发现了有关进士李晖的一张拓片，正是文曲星转世的他特意从四川广元任上写给南因高玉璠家族的碑记。真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这里感谢为古碑拓片的王仁君、吴朝宾两位老师。

据说他们在野外蚊虫叮咬中完成那次拓片后不久，准备冒着酷暑再做拓片时，重返现场却发现那通乾隆年间的古碑已经不翼而飞了。愤怒叹息之余，二人不禁感慨，任何古代遗存的实物，和现代人其实都有个缘分。和这些文物有一面之缘已属幸运，能够日日相见，乃至抚摸把玩，更是缘定三生、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回想大多数本县地面以上的古代遗存，都随着社会动荡时的偷坟掘墓，改朝换代时的战争炮火，土地使用时的愚昧无知，崽卖爷田时的急功近利而荡然无存。地面以下的文物，或许还有零星的幸存，能够看到多少，就看缘分了。

现在咱们看看清朝乾隆年间的进士李晖，到底都写了点啥，并简单做一点注解：

恭惟

（无具体意思。在古代文人撰写特殊文章时，以此作为诚恳态度、良好祈愿的发起词。）

太学生高亲䑓（tai）讳玉璠字瑶池捐施社学誌

国子监的太学生，我家亲戚、令人尊敬的高先生讳玉璠字瑶池捐款施地兴办乡义学纪录

盖闻家有塾，党有庠，所以养育人材，厚风俗也。南因原属巨镇，其间崚嶷□□，可以上达者，世不乏人，特以无力延师，多致廢弃。余亲翁瑶池先生仗义踈财，建学施地，敦请举人赵先生设铎，多有成就焉。越及数年，忽以疾辞，而亲翁亦逝。后因社学参差，县邑侯王公移置在城，请余惠教邑士。居二年，而余又宦游矣。

听人们常说家里拥有私塾，乡党办有学校，是用来培养教育人才、敦厚风气习俗的场所。南因本来就是县里的大集镇，这里人才济济，可以向上发展的，哪个朝代也不乏其人。特别是那些没有经济能力来聘请老师的，导致很多学业荒废而放弃。我亲家的父亲瑶池先生，仗义疏财，建义学并捐赠学田，聘请本县举人赵先生（赵绳献，乾隆丙辰中举）担任宣布教令的校长，成就了很多人的功名。过了几年，赵先生忽然因病辞职，而这时亲家翁高先生也仙逝了。后来因为乡村的义学条件参差不齐，县令王人雄大人把在义学上课的学子统一集中到县城，我因在乡丁忧的，他聘请我给本县学子讲课。二年届满之后，我又到外面任职去了。

七月书闻云峰诸亲家，克继前志，复请归乡。敦请廪膳生员高亲家，惠教秀士，肇兴万室菁莪（jīng é，《诗·小雅》篇名），快睹千门桃李，斯诚一时尚义之举，亦千载被德事也。阖乡慕其慷慨，咸欲树匾立碑，以扬厥德，而嘱余为志。余前舌耕社学，又慕余亲翁瑶老先生之德，爰具道其始末云。

在七月接到书信获悉云峰几个亲家，能够继续发扬前人的遗志，又恳请县令，在南因重新开办义学。诚恳的邀请县廪膳生员（免费在县学食宿的秀才），来赐教一众秀才学子，开始兴旺万家的有志读书的学子，很快可以看到所教育的门生会遍及千家，这真称得上是一段时间内的崇尚义气的举动，也是德泽千年的好事。乡亲们都崇敬瑶池老先生的慷慨解囊，都想给他送匾额立碑记，用以颂扬他的德行，并嘱咐我为此事做个志文。我前期在社学讲课，又敬慕亲家翁瑶池老先生的德行，于是叙述亲家翁兴学的始末。

赐进士出身现任四川保宁府广元县知县李晖顿首拜撰

朝廷赐进士出身（三甲的统一称谓）现任四川保宁府（府治在阆中）广元县（现在已改市）知县李晖磕头跪拜撰文。

本邑廪膳生员族孙高沖顿首拜书

本县学宫廪膳生员本族孙辈高沖磕头跪拜书写

大清乾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仲冬榖旦阖乡亲友仝立

大清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干支纪年是庚辰年冬天第二个月的一个晴朗美好的吉日全体乡亲亲戚朋友一起立碑。

经查阅《广元县志·民国志》、《新宁县志·同治志》、《元氏县志·五志合刊》等资料分析得知，李晖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年入春闱，金榜题名，名列戊辰科三甲第一百三十三名进士，后一般会被朝廷安排首先担任翰林院编修。在这个职位上，父母中仅存的一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离世，李晖循例离职要回元氏牛房庄丁忧三年，一年过后，赋闲在家的李晖受县令王人雄的请托，给本县学子讲经授课。而县志所留的王钦祚与李晖的步韵文章，估计就是李晖在这段授课时（1756-1758年）的唱和之作。根据《元氏县志·乾隆志》艺文志中王人雄所作《元氏义学记》中所载，“乾隆丙寅年，余擎次子钦祚，有南岳之旅”的记述，王钦祚为知县王人雄的次子。

三年届满后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李晖走马上任到广元作知县。孟冬榖旦，以李晖、李皓、李皑弟兄三人，携子辈李作肃、李作哲，孙辈李凤鸣、李凤来，为父李周多、母徐氏的合葬墓，矗立了朝廷封赠为文林郎、孺人的墓碑。刻碑立碑时，这些事务估计是委托在乡的弟兄们操办的，李晖应该已上任广元知县了。

之后就是李晖在本篇文章中所说自己“宦游”了，根据上面的信息综合分析，其在广元知县任上撰写本篇志文，经过驿路邮寄到元氏之后，由南因村具有廪膳资格的秀才、高家族孙高沖书写，并请石匠镌刻到石碑上，择良辰吉日后，阖乡亲戚朋友为已经去世的高玉璠先生树立兴学功德碑的大事才圆满告竣。

十年后，李晖于乾隆三十三年离任广元县，八年后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莅任四川新宁县知县。四十四年四月交卸、引见（按照清朝制度，四品以下外放官员任职期满后，要循例结清府库财粮以备后任，并进京朝由吏部官员引荐见皇帝）。于十二月复任，四十六年（1781年）七月卸任。任职期间有“乾隆四十三年,邑令李晖自达州西圣寺迎来德岸法师卓锡于金山寺,并增置殿堂与廊舍”的记录。（详见四川新宁志）。调任达州知州应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或之后，还没有发现确切的记载；而做广元知县之后、新宁知县之前，还有八年的其他任职，暂时还不知其宦游何方。这个谜团和其任职达州知州一样，有待在其他州县的古志里面去寻找答案。

身为天子门生、赐同进士出身的官员，其历史形象还如此模糊。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年代久远，再者就是缺乏文字的详细纪录和实物佐证。但这正是历史的朦胧美，期待热心此项事业的您一起掀开这层面纱。

让我们把注意力回归这块石碑所刻的文章，看看进士李晖所言的亲家翁高玉璠。

《元氏县志·乾隆志》义行篇记载，高玉璠，国学生，乾隆五年，将己房屋捐充义学，膏火孤贫衣食，所捐几及千金。由此延请塾师，散给孤贫，可以永垂不朽。且据该生呈称，所施房屋地亩，实家有余资，以助教养，并无求荣之志。当蒙督宪给予“好行其德”匾额。呜呼，既行其德，又辞其名，可谓义士矣！

义学篇载，南因村义学一处，乾隆四年，监生高玉璠捐置。房屋地亩开列于左：临街瓦房三间，北厢瓦房三间，正瓦楼三间，楼后正砖平房三间，砖厢平房三间，庄地六分。高玉璠并捐地共二顷九分九厘，共折征粮每年一十两九分三厘。又每亩除佃户籽种并输纳钱粮外，拟定征收租二斗五升，共征收租五十石二斗五升。内分义学二十五石，额外孤贫二十五石二斗五升。乾隆四年，经前县详据监生高玉璠呈请立案垂久，肯辞议叙，蒙前制宪孙公嘉淦给“好行其德”匾额。

综合以上两篇记述，大致意思是：从乾隆四年（1739年）开始，国子监太学生高玉璠陆续捐献了位于南因村自己名下拥有的占地六分、临街的宅院一座作为南因义学；宅院有瓦房至少十五间（瓦楼如是一层三间，分两层的话，就是十八间），并捐献土地二顷多，合200亩有余作为学田。租金分两部分：二十五石粮食所得用以支付学塾授课讲师的酬劳；另外二十五石二斗五升给孤（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贫（家里条件差）有志读书者提供点灯照明（膏）和伙食费（火）和衣着。高玉璠捐献的这些资产价值将近一千两银子，可以因做过这些事情而永垂不朽。

乾隆五年（1740年），太学生高玉璠在捐献时向官府的声明中有“所捐献的房屋地亩，属于自己家里用不了的财产，用来帮助教化百姓、养成风俗，并没有花钱求荣耀显达的意图”。并呈请将捐献记录在案，以备长久。并明确放弃捐银议叙（是朝廷纳捐后，授予相应人等一定职衔的制度）。时任元氏知县的陈福根据高玉璠的义行，上报直隶总督府。时任直隶总督的孙嘉淦大加赞叹，亲笔书写“好行其德”的匾额授予高玉璠。高玉璠先生既然践行了如此高德的事业，又拒绝了名声带来的荣耀，可以称得上是义士啊！

此事发生在280年前，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咱们做一对比。

第一个对比是高玉璠捐献的这个六分大小（400平方米）、十几间瓦房、临街的院子。根据县志乾隆志记载，南因其时已经有了逢四、九的集市。临街的房屋，首先占尽地利优势，自然可用于商贸。再者那时候普通老百姓的房屋多是土坯做墙、茅草罩顶的土坯房。从那时候大型寺庙的构造来窥视彼时的瓦房，一般为卧转砌墙或表砖罩墙，内垒土坯，四梁八柱，起脊搭架，梁檩相间，椽苇封顶，外铺青瓦。就是到了200年后的民国时代，《元氏县志·民国志》风土篇民生目里面还有“至居住一节，房屋虽亦趋繁华，然平房居多，大抵半砖半土，若楼房瓦屋，城镇外不易睹也”的描述。另外该志中记述了在同下栗山烧石灰行销附近州县的纪录，但未纪录烧砖瓦。记忆中，生于清末民初的老人们还怀着羡慕的神采说某个地主家盖的房屋是象鼻子瓦口，卧砖墙。据老人们说，早期本地少有煤炭的情况下，建筑用砖基本上是从山西等地采购而来。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村民盖房时，木材土坯本地可以取材或生产，但是砖瓦等需要烧造的建材，在本地还是相当不易获得的材料。正是鉴于此种条件，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寺庙等无主的古建筑才容易被拆毁后重复利用。第三个是房屋院落的面积较大。从叙述的房屋局势和功能来看，属南北街上，在路东或路西所修建的一个完整的四合院。既然用作义学，肯定是桌椅齐全，家具也该一应俱全，是个可供食宿的地方。这在当代也能算上别墅，何况是生产力低下、人均支配财富稀少的古代？是大多数人家几代人奋斗也不能企及的高度。

第二是高玉璠捐献的土地达到了两顷有余，合200余亩的规模。对照同期土地交易的大致标准5两纹银计算（董堡曹文夅于乾隆十九年卖地契书所列），仅仅土地就折合1000两。按乾隆志记述当时县令的奉银45两计算，仅土地价值就相当于县令不吃不喝22年的收入。而按当时大部分中进士的学子的年龄来说，大都是30岁以上的人，20多岁能中进士的，绝对是天纵英才。所以几乎等于一个县令大半辈子挣的奉银。对普通的农家来说，就是精打细算也得几代人持续不断积累也难以达到这么多，这真是一笔遥不可及的财富规模。

正因如此，时任元氏县令陈福逐级上报，才换来康雍乾三朝名臣孙嘉淦题匾“好行其德”。但另外一个原因是孙嘉淦在雍正朝曾任国子监司业，相当于最高学府的教务长，后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说不定和身为国子监太学生的高玉璠有过交集。这有一定的想像空间，大家自行脑补。

以孙嘉淦为原型的“孙嘉诚”，在二月河所编的历史剧《雍正王朝》里面，被年羹尧找茬后以军法处死。而在真实的历史上，以“诚实”而著名的孙嘉淦曾担任国子监祭酒、左副都御史、刑部、工部尚书，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等高官，于乾隆十八年寿终正寝，谥号“文定”。这在满清时期，可是无尚的光荣啊！

说的有点远，从碑文上看，李晖的子女或李晖兄弟的子女与高玉璠的孙辈子女结亲后，才有可能称呼高玉璠为亲翁，或亲家翁。而在乾隆二十五的时候，高玉璠也早已去世。这样看来，推测其与孙嘉淦可能是同时代的人。而高玉璠子辈高云峰等人呈请县令同意后，将社学重新移回南因继续授课，廪膳生员高沖等人做讲习，延续了高家教化一方百姓的家风。

受高玉璠家族影响，宋曹王锡箓、王伟升祖孙二人于乾隆五十二年完成义学，南佐王道昌捐献庄窠一座，由县令拨官田补助完成义学。但这都是后话了，且和高玉璠捐施的价值不在一个量级，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此篇文章应该在李晖开始那篇文章后撰写，因为信息掌握不对称，不全面，造成此篇文章后移，成为补充。但是此篇却知道了另外一个道理，就是元氏县的这些县志留名的古人，他们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同我们现在社会的人一样，亲朋故旧都有，喜怒哀乐俱全。那时候攀亲更讲究门当户对，一如明朝的赵维藩和因村的魏家。

高家现在还是南因的名门望族。在我刚刚上班的时候，王国斌副县长当时还是北程乡党委书记，而戴着眼镜的高文章先生是北程乡经联社主任。高文章应该和高玉璠是本家吧？欢迎高玉璠的直系或旁系后人提供相关资料和故事，以厚本镇教育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