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营垒的极大恐慌。1932年夏，蒋介石又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共调集了39万余人，其中还包括四个航空队，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企图一下子消灭鄂豫皖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进攻，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拒不采纳徐向前关于休整部队，作好反“围剿”准备，寻机歼敌的正确建议，而是盲目轻敌，认为红军已从根本上消灭“围剿”，主张“不停顿的进攻”，强令红军南下围攻麻城，进逼武汉。徐向前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却遭到了张国焘的否定。
徐向前和红军被张国焘捆住了手脚，不能进行擅长的运动战，不是避实击虚，而是过早地同敌人决战，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在麻城、黄安、七里坪等地，接连苦战五个多月，歼敌近万人，但难以粉碎敌人的重兵合围。
困难面前，徐向前亲临前线，精心指挥，誓与广大指战员共存亡。新集反击战和土桥铺突围战，是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中进行的两场恶战。战斗中，敌人一度攻到离徐向前的指挥所仅50米的地方，子弹常常从身边呼啸而过。徐向前仍然沉着地指挥着部队，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和胆略。
然而，红军还是无法改变被动的局面。许多杰出的指挥员倒在了血泊之中。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向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蔡申熙战死;红一师政委甘济时牺牲;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
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转战到鄂豫皖交界的漫川关。这是一个险关隘口。当红军先头部队进抵漫川关时，发现陕军的三个团已占领漫川关，卡住关口，挡住红军西进去路。敌胡宗南等部又追了上来，从四面八方压向漫川关。敌人企图一举围歼红军于漫川关东十余公里悬崖峭壁的深山峡谷之中。
形势万分危急。“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情势很紧张，分秒必争。所谓开会，无非是几个人碰碰头，商量一下，决定了就行动。”
生死决战的漫川关突围开始了。
徐向前命令红十二师为开路先锋，在七十三师配合下突围;以红十、十一师各一部抵御南面和西面夹击之敌。
红十二师以三十四团为突击先锋队。这是一支特别能打硬仗、恶仗的部队。团长许世友是一名虎将。
战斗一开始，就异常的激烈。红军以一个英勇的反冲击，占据了垭口的有利地势。敌人以优势兵力，整连整营甚至整团地一次次向红军阵地反扑，都被许世友率领红军打了下去。
经过一番猛烈的厮杀，红军终于从敌人的结合部撕开了一条四里宽的缺口。全军冒着敌人的火力，胜利地通过了红三十四团控制的通道，脱离了险境。
当年从漫川关战斗中杀出来的罗应怀，回忆道:
“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当时，我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罕见的。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林枝叶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树桩。我们营上去的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我打的旗，被弹片撕成了一条条碎片，连旗杆也被子弹打穿了好多孔。二营撤离阵地时，发现有两个班的十几名同志由于长时间趴卧在冰天雪地里，竟被严寒夺去了生命。……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硬是顶住了敌人四十四师两个旅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掩护了全军的胜利转移。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勇敢精神，在全军传为佳话。直到事隔五十年后的今天，徐帅同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情景，还无限感慨地说:漫川关突围，真是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山垭口顶住了。”
红军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之后，沿着山间小路，攀岩涉水，向北疾驰。1932年12月底，徐向前率主力红军1.4万余人，到达了四川北部通江地区。西行转战两个月，行程3000里，敌人前堵后截，红军多次面临险境，徐向前都处变不惊，果断指挥，终使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正被大大小小的军阀统治着。这些军阀和蒋介石有矛盾，互相之间也有矛盾。他们各占据着一块地盘，称王称霸，作威作福。
然而，这正给红军创造了一个可以利用，可以立足的条件。
徐向前后来分析说:“当时，四川境内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等股军阀势力，各领‘防地’，独霸一方，连年混战，互争雄长，闹得不可开交。不仅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同四川军阀之间也有矛盾。四川当时是‘国中之国’，川军的天下。各路军阀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统一委任和领导，实际上则以维持川人治川的军阀统治局面为本旨。他们生怕蒋介石‘剿匪不分地域’，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而，在对付蒋介石上，四川军阀之间，又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点不愿‘开门揖盗’的味道。我们入川，利用了这两种矛盾。”
“红四方面军进据通南巴，选在田颂尧倾其主力参加‘成都之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田颂尧只顾在成都参加混战，没有防备这一点。这就便于我们迅速打开战局，立即生根。当时，蒋介石的势力想不想进川呢?倒是想的。而四川军阀呢?怕请神容易送神难，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所以，刘茂恩部进到万源，不久便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爬上了巴山的，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
四川的自然条件，也是一块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许多地方被原始森林覆盖着，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以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难以攻上来;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飞禽走兽不少，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然而，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仍然不能代替红军主观上的努力奋斗。作为一位人民军队的一方领导人，徐向前不仅善于领兵打仗，同时深深懂得创造革命根据地对于这支军队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而川北恰恰没有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共产党的活动薄弱，群众对共产党知之甚少。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徐向前阐述了红军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重要意义。他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 “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正是根据这一思想，徐向前和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一)分兵发动群众。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各部队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由师、团政治部主任带领，组成工作队，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队员走村串户，深入到广大贫苦农民之中，帮群众挑水、砍柴、背粮，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得到了群众的信任。
(二)开仓分粮，平分土地。这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广大农民祖祖辈辈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真是牛马不如。如今红军来了，打倒了土豪劣绅，分得了土地，有了耕牛、房屋、山林，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生活。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支援红军，努力生产，为建设根据地贡献力量。
(三)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这里党的基础薄弱。在红军的帮助下，地方党组织很快建立起来。1933年2月，在通江县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有了地方党组织，就有了领导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中坚力量。
(四)建立红色政权。红军入川之初，从省、县、区至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履行政权机构的职责。临时革命委员会担负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肃清反动分子、动员群众的任务。1933年2月，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各级临时革命委员会，也由正式的苏维埃政府机构取代。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五)扩大红军队伍和建立地方武装。土地革命开展后，广大穷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师、团均成立了新兵营、连，妇女独立营也组建起来了。全军发展到1.8万人。李先念为十一师政治委员，王树声为七十三师师长。各县区均建立了独立营、连，乡、村普遍有了赤卫军组织。地方武装的口号是“保卫地方，保卫家乡”。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捕捉反动分子，协助红军做工事、修桥铺路、侦察敌情等。
此外，还建立工会、妇女委员会等群众组织，戒绝鸦片烟，肃清反动分子，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等。大巴山下，出现了群众闹翻身、求解放的热烈情景。
徐向前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正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立脚在川陕边，继续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战斗着。
敌人不会坐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很快，四川军阀的混战暂告结束。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剿匪”督办，企图消灭红军。
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在通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从实际出发，规定战略战役方针和战术原则，是徐向前用兵的重要特点。他在分析了川北的地形和敌情后，建议以“收紧阵地”、“决战防御”的方针来打破敌人的围攻，即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我军再举行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
徐向前进一步分析说，川北与鄂豫皖不同，鄂豫皖地区适合打运动战，搞“围点打援”，搞远距离奔袭，这里就得靠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要搞新的打法。
徐向前的独到见解，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完全同意这一新的作战方针，并确定作战事宜由徐向前负责。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1933年2月至4月，徐向前率军作战四个月，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紧接着，徐向前又接连指挥了三次进攻战役:从8月12日开始到27日结束的仪南战役，半个月之内歼敌 3000 余人，攻占嘉陵江以东、以南大片地区，占领了100多口盐井，解决了军民缺盐吃的困难;从 9月22日开始到10月6日结束的营渠战役，历时14天，歼敌 4000 余人;10月中旬，发起宣达战役，历时10天，歼敌6个团，俘敌 4000 余人。
三次进攻战役，使川陕根据地扩大到4万多平方公里，红军扩大到8万人。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块最大的红色区域。徐向前的威名，震动了四川和南京。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敌三十一军军长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140余团，兵分六路，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
徐向前运用“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经10个月作战，使刘湘的“六路围攻”彻底破产。
正当徐向前在川陕鏖战的时候，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1934年秋，中央红军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
对于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徐向前十分关注。他亲自向电台负责人交代:要随时注意侦听、破译敌人的电讯，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情况。徐向前深深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
这时，蒋介石在大举围堵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川陕会剿”的准备，企图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虽然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红军和人民都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到处是饥饿的人群。
形势十分严峻。张国焘整天愁眉苦脸，打不起精神。他曾探询徐向前的意见，想放弃川陕苏区，去汉中地区。徐向前不同意。他说:“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向前提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这一计划在会上被通过。
会后，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入川，立足未稳之际，发动了广昭战役。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1月22日，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
为策应和迎接中央红军入川，1935年3月28日，徐向前率军渡过嘉陵江，24 天之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平武、北川等九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300里的广大区域。
6月8日，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信。信中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情我情，认为:“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请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并热烈地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这封机密信件，徐向前派警卫员带一个警卫班送到懋功。并再三叮嘱:“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达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号召红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
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张国焘同党中央发生了分歧。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会后又提出与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制造谣言，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挑拨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的关系，进行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活动。当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从毛儿盖分兵北上时，张国焘又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
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红四方面军中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徐向前一听就火了，斩钉截铁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关键时刻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南下期间，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人对张国焘分裂党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伪中央。徐向前表情严肃，坐在角落里沉闷地抽烟，一言不发。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南下期间，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芒(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苦战半年之久，虽歼敌近3万人，但自身也损耗了半数兵力，仅百丈关一仗，红军就伤亡近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陷入了绝境。
由于南下方针的失败，也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
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分别找领导人谈话。徐向前对任弼时的基本主张十分赞同，并坦诚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意是:
(一)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对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而且主力部队也不是一个人能带得动的。
(二)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但是谁说话他都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
(三)二、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
(四)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着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任弼时认为，徐向前的看法是积极的，态度是真诚的。他满怀信心地表示:愿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
10月25日，徐向前奉中央军委命令，和陈昌浩率二万多红军从靖远县的河包口渡过黄河，任务是执行中央军委决策的宁夏战役计划。
由于情况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11月10日，中央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徐向前又经历了西路军的悲壮历程。
1937年5月，徐向前在历经磨难之后回到延安。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回忆说:“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