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为什么都说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是纪念屈原？中国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纪念屈原的？
直到当代，中国各地仍普遍在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也有不少人家在房门悬挂菖蒲、艾草。其他的传统端午习俗，如佩戴香包、喝雄黄酒等，虽然不像吃粽子风行全国，但也未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得罕见。
中国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这些传统民俗又是怎样流传下来的？真像大部分民俗书籍解释的那样，是起源于楚国人民纪念屈原吗？
由来和考证
古老传统节日的起源与上古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及天象、历法等人文与自然文化内容有关。古老节日多数形成于古人择吉日祭祀，以谢天地神灵、祖先恩德的活动。早期的节日文化，反映的是古人自然崇拜、固本思源等人文精神；一系列的祭祀活动，则蕴含着祗敬感德、礼乐文明深邃文化内涵。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与普及的过程。
古时南北风俗各异，先秦时代端午节的节俗活动鲜见于中原文献记载，就现存文献没法直接考证其源流。关于端午节的相关文字记载，“端午”二字，最早出现在晋代的《风土记》中，但端午的习俗却早已有之，譬如龙舟竞渡祭祀之俗，早已存在。
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据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论文中考证认为：吴越先民以“龙”为图腾，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而且每年在端午这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以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祭龙神，也给自己游戏取乐，这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关于龙的传说，在《易纬通卦验补遗》等著作中有相关记载：“天皇氏之先，与乾曜合德。”此言天皇氏祖先与日、月、五星（七曜）合德，即其身份极为崇高。《路史》：“天皇氏骧首、鳞身”。《河图》：“五龙见教，天皇被迹。”荣氏注曰：“五龙治在五方，为五方神。”《春秋命历序》：“（五龙）父子分治五方”。以“龙”为图腾，在图腾时期，四支族的四龙各治一方，而以团族的一龙为中央共主，所以有五龙分治五方之说（闻一多《端午考》）。这些龙的历史传说，其实即是源于上古吴越先民对龙的崇拜与信仰。
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传承历史中。据专家考证，进行龙舟竞渡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在产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区，这正是我国南方沿海地区的特色。我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作中，攀比渔获的多寡，休闲时又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时竞渡的雏形。据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化表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就有了独木舟和木桨；龙舟最初原形是单木舟上雕刻龙形的独木舟，后来发展为木板制作的龙形船。在古代典籍有关龙舟起源的记载中，最早是出现在东汉。事实上，我国南方吴越一带直到东汉时才开发。据此可以推测，端午的习俗最初可能只在吴越民族中流行，后来吴越文化逐渐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这种习俗才传到长江上游和北方地区，端午节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
从天象崇拜角度来说，端午祭龙礼俗的形成与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干支历法以及苍龙七宿正处南中的天象有关。上古时代人们定天之象、法地之仪，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和位置，将黄道和赤道附近的区域分作28组星宿，俗称“二十八宿”，按东南西北四方各分为七宿，即为“四象”；在东方的“角、亢、氐、房、心、尾、箕”组成一个完整的龙形星象，即苍龙七宿。苍龙七宿的出没周期与一年四时周期相一致，春季于东方抬头，夏季于南方腾升，秋季于西方退落，冬季隐没于北方地平线下。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高悬于正南中天。
在传统文化中，方位和干支时间以及八卦是联系在一起的。先天八卦以乾坤定南北，天南地北为序，上为天为乾，下为地为坤；正南为先天八卦的乾位，即为“天”。仲夏午月午日，苍龙七宿运行至正南中（乾）方位，是龙升天的日子。苍龙群星一年四时的运行情况及事象规律，在《易经·乾卦》的爻辞中有阐发，仲夏端午苍龙运行至正南中天方位，对应乾卦第五爻“飞龙在天”。在《易经》中，以八卦为基础又两两重合而构成六十四重卦；重卦乾由上下两个乾卦重合而成，它的卦形由六根阳爻组成；爻是要从下往上数，而阳爻又以“九”代称，故从下数第五爻称“九五”；九五之爻在上乾卦中居于中的位置，称“得中”，而且从总卦来看，它处于奇数的位置，阳爻处于奇位称“得正”，故九五爻既“得中”又“得正”，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就是大吉之位。九五爻“飞龙在天”是《易经》乾卦中最吉利的爻。
古老节日是传承古老文化的载体，古老节日的由来与古老文化密切相关。仲夏午月午日苍龙七宿飞升于正南中天，《易经》称其为“飞龙在天”，龙星处在“中正”之位，既“得中”又“得正”，乃大吉大利之象。“龙”是上古先民的原始信仰，先民在每年“飞龙在天”的仲夏端午以划龙舟形式举行盛大图腾祭，酬谢龙祖恩德，祈福纳祥、压邪攘灾。古代的祭仪情形虽渺茫难晓，但还是可以从后世的节仪中寻找到一些古俗遗迹。端午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端午节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它不仅清晰地记录着中华民族先民丰富而多彩的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也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
屈原“一统江湖”
端午不止一个源头，承载端午功能的神祇也自然不止一个。
各地都有更贴近本地现实的神，如山西就曾流行在端午纪念介子推，《太平御览》引《琴操》道：“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这种纪念法显然不太准确，介子推一般是寒食节的纪念对象，改在端午纪念，可能是为了给《礼记》里说的五月“毋用火南方”，找一个百姓能理解的解释。再加上山西瘟疫和水患不多，也就将错就错了。
在多民族杂居的地方，不同的族群还可能选择不同的端午神祇。
明清时，在湖南溆浦等地，就存在大小两个端午节，初五为小端午，十五为大端午，后者纪念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因为他顶着军中瘟疫盛行的困难，征服了苗蛮，送瘟功能显著。
至于缺乏送瘟能力的屈原，之所以能名列端午诸神，是因为端午除了祈祷丰收和防疫抗病外，还有一项重大的任务：避免洪水。
这项艰巨的任务，最好由与水有关的神祇负责完成，像屈原这样死在水里的著名历史人物，就是这类神祇的最佳候选人。
像伍子胥这样相传被吴王赐死、投于江中的历史人物，自然会在端午为人纪念。东汉孝女曹娥的父亲在端午驾船迎伍子胥时不幸溺亡，曹娥为此投江而死，结果也在隋唐时的江南一带被扶上端午神坛。
可想而知，这些人的封神并非因为形象正面，而是他们淹死在水里，有必要抚慰其怨念，消除由此带来的水患。
晋人《太平广记》收录当时著作《拾遗录》，说江汉之间有人纪念周昭王，这位周天子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但他与两名贡女一起淹死在了江里，纪念他的祠堂修好后，“后十年，人每见二女拥王泛舟，戏于水际”。于是，有人以香草包裹时鲜甘果，给他投入水中，“乃蛟龙不侵”。投粽子祭奠屈原的说法，或许便来源于此。
进入中古后，端午逐渐确立为一个重要节日。从唐朝起，官方开始为端午设定一天假期。朝廷可以为端午放假，自然也可以校正端午的象征意义。
最先被政府开除端午纪念资格的是伍子胥。唐人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与徐坚等人编撰的《初学记》，在收录《荆楚岁时记》的龙舟竞渡内容时，有意无意地删削了祭祀伍子胥的成分。
这可能是因为，这两本类书是官定的典故资料索引集，要进呈御览。而伍子胥作为一个历史英雄，实在无法受到君主的欢迎：他为给父兄报仇，不惜逃到别国做带路党，攻陷自己母国；君王冤杀他时，他竟然还留下“悬首都门以观国灭”的凶悍遗言，而且奏效了。
一辈子咒灭了两个国家，恐怕没有哪一个皇帝，会愿意让法定重大节日与这样一个凶神联系起来。
屈原被封为端午水神，大约是在东汉末年，时间上较伍子胥晚。但相比伍子胥，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文人，以忠见斥，悲愤了就写写诗歌，悲愤到极点了就自杀，性情柔弱，还爱以香草自比。
屈原不但易受政府欢迎，其个人特色也非常适合附会端午民俗——不但与水相关的都可以说是纪念屈原，与香草相关的也均能套到屈大夫头上。
不过，屈原垄断端午的道路上也不是毫无竞争。
宋朝提倡道教，连带端午习俗也被附会到张天师，房门悬挂的艾草被称作“天师艾”，张贴的五色装饰被称作“天师符”。北宋《岁时杂记》记载，还有人贩卖张天师画像，供人端午贴在门户之上；到南宋时，这种习俗发展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的“天师驭虎像”。
但道教只能兴盛一时，屈原的品格却能长盛不衰，在有皇帝的时代，国家需要表彰他的忠君；皇帝没了，政府也需要表彰他的爱国。因此，把端午民俗打包给屈原，也成了一种政府行动。
夏至与端午
首倡夏至说者为黄石先生，1963年他在《端午礼俗史》一书中提出1983年，刘德谦先生在《端午始源又一说》中，认为端午来自夏、商、周时期的夏至。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
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竞渡，隋代杜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入夏至日的娱乐活动。
端午节风俗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实际上与屈原无关。
《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认为端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
余世存《时间之书》里说得很清楚，《恪遵宪度抄本》：“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日夏至。至者，极也。”夏至这天正午，在北回归线上的地区将会出现“立竿无影”的景象，人们看自己的影子，也会见到一年当中最短的影子。
传统中国的蒙学读物《幼学琼林》说：“夏至一阴生，是以天时渐短；冬至一阳生，是以日暑初长。”在中国人的观察里，夏至的物候为，一候鹿角解，二候蜂始鸣，三候半夏生。
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所以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雄性的知了在夏至后因感阴气之生便鼓腹而鸣；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而得名。由此可见，在炎热的仲夏，一些喜阴的生物开始出现，而阳性的生物却开始衰退了。
蝉在中国有知了、几溜、马季、伏天、二斯、秋凉、季鸟、山季鸟等多种称呼。它独特的生活习性让它成为复活与永生的象征，成为周而复始、绵绵不绝的象征。上古中国的政治继承制、禅让制，或许就有取蝉的这种象征意义。从周朝后期到汉代的葬礼中，都有在死者口中含玉蝉的习俗，以象征复活与永生。人们甚至把蝉当作立身处世榜样的“至德之虫”。
夏至在大时间序列里正是乾卦时空。中国人多知道乾卦的意义。乾卦爻辞，潜则勿用，见则在田，朝乾夕惕，或跃在渊，飞则在天等等，是对人生状态极好的指示，是方法论或行动指南。
先哲系辞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即是说生命享有着造化赋子的充沛的能量，不需要再依傍外物，要勇猛精进，呈现出自身的光热，展示自身的才华。
张耒的名诗《夏至》：“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忽更柄，寒暑将成年。崔巍干云树，安得保芳鲜。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韪哉观化子，默坐付忘言。”
这是对夏至行深至微的观自在，自强不息者因此在苦夏里能够“度一切苦厄”，能够“各正性命”，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承载厚重禁忌
端午节是一个复合性的节日，是一个文化承载厚重的节日。从“五月五日”到称“端午”，经历了千百年，且在被称之为“恶俗”“恶月”“恶日”中漫漫度过。
《史记·孟尝君列传》载，至晚在战国时代，北方中原地区就把五月五日当做“恶月”“恶日”。《风俗通义·佚文》记载：“俗云五月五日到官，至免不迁。”“五月盖房，令人头秃。”“五月五日，不得曝床荐席。”尽管上引文献支离破碎，若将这些碎片拼接起来，仔细研究，可以看出五月五日的“恶俗”信息——这一天不仅万事不吉利，甚至所生之子女为不祥之兆，将会克父、害母。正如书中所说：“俗所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四讳》也记载了当时风俗：“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这里的“举”即抚养之意。
在这些传说流行于民间之时，也有社会贤达对这一恶俗提出异议，战国时以养士闻名遐迩的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就是五月五日所生。当其呱呱坠地之时，其父田婴欲致他于死地。后来，他母亲暗中将他抚养成人。田婴知道后怒不可遏，训斥其母为何未去此子，反而抚养成人。田文见其父大怒，顿首拜伏于地，问不举五月五日子是何缘故？田婴说：“五月子者，长于齐户，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听后，不以为然，据理力争：“人生将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孟尝君以人生受命于天，则不会妨害其父母，若受命于户，可以加高其门户的道理，说得父亲哑口无言，只好认可。后来孟尝君果然成为一代好客的名士，被齐湣王聘为相国。
禁忌一旦约定俗成，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会传给一代又一代人。汉代人忌五月五日之俗，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庶民百姓，坚信不疑。《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时，权势显赫的王凤也是五月五日生，其父提心吊胆地将他抚养成人。汉末，在相互倾轧的官场中，有一个政绩平平、说话谨慎、办事模棱两可、待人圆滑世故而官运亨通的不倒翁——胡广，他历经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等六朝，三登太尉。此人还有一段戏剧性的故事。据南朝宋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因胡广生于五月五日，父母相信世俗的传统观念，将他藏在葫芦中投于河，幸而未能淹死，后来有人收养，乃托葫芦所生，姓胡名广。
显然，从战国到两汉，人们一直认为五月五日是深恶痛绝的恶日。这一习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也是如此。所以《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宋书·王镇恶传》载，南朝刘宋时的大将王镇恶生于五月五日，家里因忌讳想把他过继给别人，后来祖父王猛认为：“昔日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所以才把他留了下来，遂起名“镇恶”。唐宋时代也不乏其人，唐代笔下成章、以文名世的崔信明，就是五月五日生。
在这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里，五月五日自然也会有不吉利的事。报国无门的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生于五月五日、治国无能、却以瘦金体书法、花鸟画传世的宋徽宗赵佶，败国被囚于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最终郁闷而死；同样生于五月五日的辽懿德皇后是容貌冠绝一时的萧观音，竟因一首《十香词》的冤案，而丢掉如花生命，令人唏嘘不已。
因五月五日正是仲夏时节，气温上升，蛇虫繁殖，疾病瘟疫高发，于是人们称之为“恶月”“恶日”，从汉代起，这一天重要活动是辟恶。《风俗通义》记载，汉人在五月五日，用青、赤、黄、白、黑等五彩丝线合成细索，系于臂上，称为“长命缕”，或称“续命缕”“五色缕”“朱索”等。据说用它可以驱瘟病，除邪恶。东汉时，依然如此。所以《后汉书·礼仪志》说：汉代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止恶气。”可见端午节也是一个卫生保健、珍爱生命的节日。
以“五月”和“五日”为恶月、恶日之俗绝非我们先民的独特专利。罗马人忌五月结婚，欧洲基督教徒自公元元年起忌礼拜五，因为这一天是耶稣上十字架的凶日。英国民俗专家柯克士女士在《民俗学浅说·序论》中说：“奥维特知道五月的一个月是不利于结婚的，而《泰晤士报》的第一行列，也使我们想起这个观念曾遗传过十八个世纪。罗马人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反对五月结婚。”这个《序论》告诉我们，老外也有以五月和五日为“凶月”“凶日”之俗，且长达十八个世纪之久。
本文写作参考了王力：《中国古代文学常识》（中华书局）、余世存：《时间之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余世存：《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三联书店）、唐献祖：《屈原是怎样“霸占”端午节粽子的》、韩养民：《“节日”与“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