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灵甫，字钟麟，原名张钟麟，又张宗灵，后改名为张灵甫。
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村，父亲是村里的一个农民。
张灵甫幼年好学，熟读经书，喜爱古文，而且特别喜欢书法，经常到西安的孔庙碑林区临摹唐代名家的书法。张灵甫的书法确实不错，连民国时期的书法名家于右任也对张灵甫的字颇加赞赏。
1923年，20岁的张灵甫如愿考入了北大历史系——国民党将领中，张灵甫应该算是学历最高的将领之一。所以说张灵甫是一位“儒将”并不过分。
但是在那个战火连天，国家遭受屈辱的年代，很多学生都是不可能再去读书的。和后来的很多名将一样，1926年，23岁的张灵甫投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
张灵甫当时读的是黄埔四期。黄埔军校除了一期外，四期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期。在这一期学生中，共产党方面出了林彪和刘志丹，国民党这边出了谢晋元、胡琏和张灵甫。
从黄埔四期毕业后，张灵甫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任步兵排见习官，不久升任排长，开始参加北伐。
和很多黄埔同学一样，张灵甫的升迁之路还是比较顺的。1933年，才30岁的张灵甫，已经成了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的上校团长，并成为当时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的心腹。
应该说，文武双全的张灵甫生逢其时，又有一颗报国之心，等待他的将是一片广阔天地。
但不久之后，他就被判了死刑。让张灵甫被判死刑的，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古城杀妻”案。
一身儒雅的张灵甫，正是这起案件的主犯——他将自己的妻子一枪爆头。
张灵甫在北大读书期间，家里给他包办过一门亲事，妻子叫邢凤英。因为是包办婚姻，所以张灵甫对妻子并没有什么感情，邢凤英一直在老家照顾张家的老人。
张灵甫从军后，在四川带兵与红军作战，朋友给他介绍了另一门亲事，女方是四川广元人吴海兰。两人见面后彼此倾心，就于1933年在广元拜堂成亲，第二年，生下了女儿张清芳。
原本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却在1935年发生了大变故。
那一年，张灵甫随胡宗南的第一军进驻陕北与红军作战，军官的家属都安置在古城西安。那一年除夕，张灵甫休假回家，对妻子吴海兰说：“我很久没吃饺子了，你给我包顿饺子吧！”
吴海兰随即到后院给丈夫割韭菜，张灵甫尾随而至，掏出手枪，对着妻子的后脑就是一枪。击毙妻子后，张灵甫也不掩埋尸体，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家门。
张灵甫为什么要如此枪杀自己妻子？一个版本是“通奸说”。
根据张灵甫老上司王耀武曾经的副官吴鸢的说法，张灵甫是怀疑妻子在自己不在时与人通奸，怒火中烧，随即下了杀手。后面的各种“通奸说”杀妻版本，包括妻子是在割韭菜时被枪杀这些细节，基本都缘自吴鸢的说法（《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我所知道的张灵甫》，吴鸢）。
这个版本受到了张灵甫长子张居礼的质疑。他从生母邢凤英那里听来的版本是：当时张灵甫和吴海兰就在后院发生了争吵，随即枪响。张居礼特别强调：“当时是冬天，地里哪来韭菜？”
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通共说”。
张灵甫说发现妻子拿了自己的军事文件，进而怀疑妻子“通共”，所以一枪将她杀死。这个版本出自张灵甫后来的妻子王玉龄之口，但同样存在疑点：张灵甫生性谨慎，且很少回家，妻子是否可能有机会得到军事文件？就算妻子“通共”，在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是否至于将她一枪爆头？
不管原因如何，张灵甫确实公然枪杀了自己的妻子，此事随即引起轰动。
不肯罢休的吴家人，一纸诉状递给了西安妇女协会，妇女协会又将诉状转交给了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于凤至得知后十分气愤，转交给了自己的“闺密”——宋美龄。
当时的宋美龄正和蒋介石一起在全国开展“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老百姓要有“礼义廉耻”的观念，要有“国民道德”。如今，一名团长在自己家中公然将自己妻子枪杀，这人还是蒋介石自己的黄埔门生，怎能不杀鸡儆猴？
蒋介石一纸命令，将张灵甫解至南京（胡宗南原本还试图保护张灵甫，后来只能让他自己前往南京自首），经军事审判，判处死刑——这也证明了“通共说”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如果妻子吴海兰有确凿证据“通共”，张灵甫绝不会受此重判。
当时张灵甫自己也是万念俱灰，准备等死。但那个时候，他得了疟疾，在治疗期间，一直欣赏张灵甫的典狱长对他百般照顾和鼓励，所以在病愈之后，张灵甫递交了申诉书（“通共说”可能由此而出）。最终，张灵甫的申诉被法庭接受，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被改判10年有期徒刑。战争年代，用人之际，一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人，是不可能一直坐牢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前线吃紧，军事干部一下子紧缺起来。南京国民政府传出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并保留原来军衔（但有说法是1937年初张灵甫即获释）。
原名张钟麟的张灵甫投奔了王耀武的五十一师，自此改名“灵甫”，官复原职，踏上了抗日战场。
张灵甫确实没有辱没使命。
1937年8月，惨烈的“淞沪会战”爆发，国民革命军五十一师、五十八师编成第七十四军开赴上海，张灵甫被任命为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三旅第三〇五团上校团长。在“淞沪会战”的罗店战役后期，三〇五团这个新组建的团敢打敢拼，一度还和火力占优的日军对攻，让人刮目相看。
在随后的“南京保卫战”中，张灵甫的三〇五团负责防守淳化镇，掩护王耀武的五十一师退入南京城。在这场阻击战中，三〇五团表现英勇，与日军第十八师团血战一昼夜，多次肉搏，张灵甫左臂负伤。
因为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色，张灵甫被升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兼三〇五团团长。
真正让张灵甫声名大振的，是1938年“武汉会战”的“万家岭大捷”。
在这场可以媲美“台儿庄大捷”的战役中，张灵甫作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力排众议，亲率一支敢死队翻越张古山后山绝壁，取得“德安大捷”，为中国军队最后基本全歼日军一〇六师团做出重要贡献。当时著名文艺界人士田汉，正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三处少将处长，在得知这场战事之后，立刻组织编排了话剧《德安大捷》，为群众和正在长沙开会的军官们演出。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该剧中出现，一时成为全国皆知的抗日英雄。
在此之后，张灵甫随着七十四军，几乎出现在了每个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役中。
1941年3月，张灵甫作为代师长，指挥五十八师参加“上高会战”，与兄弟部队取得“上高会战”大捷，这场大捷被何应钦称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张灵甫率五十八师孤守永安，与日军第三师团主力血战，全师伤亡率超过40%；
1941年10月，张灵甫升任第五十八师师长，率军参与“浙赣会战”；1943年6月，“鄂西会战”；1943年11月，“常德会战”；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虽然不是最高决策层，但作为师一级干部，坚决执行命令，打仗果敢，身先士卒，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些战役中，张灵甫因为一直在一线指挥作战，曾多次负伤。在“上高会战”中右腿膝盖被日军机枪扫中，军医诊断后要求截肢。张灵甫当时把手枪交给副官，要求自己昏迷时，如果医生要截肢，就一枪毙之。后来在休养期间，又因为战情提前回归部队，从此走路一瘸一拐，人称“跛足将军”。
1945年4月的“雪峰山会战”，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最后一次大会战，也是张灵甫作为抗日将领的谢幕工作。在这场战役中，张灵甫指挥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在铁山与日军主力血战。“雪峰山会战”获胜后，张灵甫获三等宝鼎勋章。
有人曾议论，张灵甫从抗战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只是一个“校”级军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师长级别，第七十四军在抗日战争中如此声名显赫，主要是军长王耀武的功绩。张灵甫1945年2月才升的少将，“抗战名将”称号有些名不副实。
但是，也有人指出，张灵甫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圈可点，谢晋元率400余名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时候（四行仓库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之“一座被死守的仓库”），也不过是一个代团长身份，“抗战名将”不应只以军衔论，“将”也不应该被狭义地理解为“将军”军衔。
无论如何，抗战结束之后，张灵甫的声望也达到了顶峰，不仅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更是深得蒋介石信任，身兼南京卫戍司令，人称“御林军首领”。
当时的第七十四军，被称为“抗日铁军”，全美械装备，已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首，王牌中的王牌。
张灵甫正是接管了这支王牌军，受命投入了随即而来的国共内战。
1947年，在进入胶着状态的内战中，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七十四军为何成了“整编七十四师”？那是抗战后国共双方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都开始所谓的“裁军”——不过大家都知道双方必有一战。
以国民党为例。1946年2月的整军会议之后，蒋介石裁去的都是杂牌以及他不放心的部队，嫡系部队反而加强了——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下辖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三个旅（其实就是原来的师）。
第七十四整编师齐装满员32000人，全部美械，火力强劲，远远大于一个师的实力，依旧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王牌。张灵甫也只是军长改师长换了个称呼而已。
1947年，原本拥有绝对优势的蒋介石在吃了几次亏后，开始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方向，一个是延安，另一个就是山东。
在山东战场上，集中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胡琏的整编十一师，邱清泉的第五军。其中，以整编七十四师为骨干组建的第一兵团，又是主力中的主力。
在山东战场，国民党的对手是陈毅和粟裕。
无论陈毅还是粟裕，一开始确实有点低估了张灵甫和他的王牌整编七十四师。
陈毅麾下的山东野战军和粟裕麾下的华中野战军在淮阴、涟水、鲁南等战役中，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全面交火，可以说是负多胜少，吃了很多亏。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的各兵团稳扎稳打，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作为全军团攻击阵型的中间主力，火力强劲，进退有据，让解放军非常头疼。
但一直以来的大小胜仗，毕竟还是让战局双方的心态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一方面，国民党军队连战连捷，全军上下产生了一种乐观情绪，认为歼灭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主力已是板上钉钉。从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到整编七十四师的张灵甫，都对尽快结束这场战役抱有乐观态度。另一方面，解放军从军官到士兵，开始对整编七十四师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华东野战军6纵司令员王必成因为在几次与张灵甫的交手中吃了点亏而承担了责任，他当时只留下一句话：“坚决接受处分，但日后打敌七十四师，绝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师！”粟裕表示一定记得，并嘱人记录存档。
1947年5月12日，同样乐观的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在山东战场的第一兵团整编七十四师必须拿下坦埠（今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辖镇）。
这是一道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命令，却把张灵甫送上了不归路。
因为就在几天之前，刚成立不久的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整合）副司令员粟裕，酝酿了一个连他的参谋人员都感到震惊的计划：
把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从第一兵团中“掏”出来，全歼。
5月12日，张灵甫按照军令，率领整编七十四师向坦埠方向攻击。
与此同时，华野九纵的许世友部队开始实行梯次阻击，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整个华东野战军都开始了密集调动，目的只有一个：围歼整编七十四师。
尽管整个过程经历了各种阴差阳错，但对张灵甫部队的包围圈还是渐渐形成了——国民党军队一直对此没有察觉，因为他们绝不可能想到，对手居然会有胆子从自己攻击阵形的正中间，把自己的绝对王牌部队“掏”出去全歼。
尽管开战以来一心想抢头功而冲在前面，但身经百战的张灵甫还是嗅出了点味道，尤其是整编七十四师后方的补给点垛庄被解放军攻下后，他立刻感到了不妙。
攻下垛庄的华东野战军部队，是在两昼夜强行军120公里后，攻占垛庄的。这支部队，正是当初受处分但要求参战的王必成的六纵。
5月13日，在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的催促下，张灵甫只能留下一个警卫团，率全军渡过汶河，奔袭坦埠。整编七十四师当时接连攻下了马山、迈逼山、大箭，距离坦埠已只有6公里的距离，但张灵甫发现两翼的友军并没有跟上——自己的部队已经过分突前了。
尽管和友军之间只相距几公里，张灵甫也不相信解放军会胆大包天到吃掉整个整编七十四师，但谨慎的他还是立刻下令放弃新占阵地，留部队警戒，同时向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请求撤退。
但是汤恩伯没有答应，依旧要求整编七十四师在5月14日必须攻占坦埠。
5月13日晚，华东野战军经过大规模的运动穿插，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整编七十四师的包围。5月14日上午，张灵甫正准备向坦埠发动攻击，却得到报告：对面的解放军抢先发动了进攻，且兵力大增。
这时候，张灵甫终于完全确认了对手要将自己围歼的意图，他决定违抗军令，立即后撤——不然就是“越塔送人头”了。
但毕竟还是晚了。
眼看与周边友军的联系已经全部被切断，后路又被堵上，张灵甫立刻决定：把全军拉上就近的高点孟良崮，固守待援。
孟良崮，海拔575米，是芦山山区的主峰，山头面积约1.5平方公里，位于蒙阴县垛庄镇境内。山势陡峭，草木稀疏，可以说是难守难攻——守军很难搭建工事以及发挥火炮优势，攻方也无险可避，只能强攻。
后人有解读说，张灵甫选择上孟良崮是一个致命错误，但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作为万不得已的选择，张灵甫的决定未必是错的——以整编七十四师实力之强，守个几天应该是没问题的，一旦周围友军赶来救援，说不定能全歼华东野战军主力。蒋介石也确实看到了这一战机。
他立即命令整编七十四师死守孟良崮，随后调集张灵甫附近的10个整编师（军）迅速向孟良崮靠拢。
整个华东战局，瞬间就在孟良崮这个小小的山冈附近出现了“生死手”：
在包围圈最里面，是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约3万人；
外面包围的，是陈毅和粟裕华东野战军5个主力纵队的近15万人；
在这个包围圈外围，还有国民党军10个整编师（军）的近40万人的更大包围圈。
粟裕想“黑虎掏心”，张灵甫不甘示弱，要“中心开花”。
整个局势，忽然就变成生死存亡一线间。
而决定双方生死的，就是张灵甫的友军是否给力。
事实证明，华东野战军在之前对张灵甫友军的预料，没有落空。
华东野战军之所以敢啃整编七十四师这块“硬骨头”，除了张灵甫冒进，己方人数占绝对优势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整编七十四师与友军关系不佳。
张灵甫算是军人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个小问题：向来比较清高。而且张灵甫在整个国民党军序列中算是升得很快的了，难免引来各种妒忌和非议，这都导致整编七十四师与友军关系不融洽。
对垒陈粟大军，第一次打涟水时，整编二十八师奉命配合整编七十四师作战，张灵甫的一句话“二十八师还是等我们把涟水打下来后，接防就是了”，没来由地惹恼了整编二十八师师长李良荣。所以整编七十四师从涟水退下来之后，整编二十八师冷言冷语：“我们准备去接防啦！你们怎么没打下来啊？”
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围，离他最近的是整编八十三师和整编二十五师。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原来也是整编七十四师师长的竞争者，但最终败给了张灵甫。为了安抚李天霞，王耀武把李天霞提拔为第一纵队司令官，按序列，整编七十四师归第一纵队司令官指挥。
李天霞是黄埔三期生，对学弟张灵甫的评价一直不高，认为他是张飞，有勇无谋，打仗只会冲。又说张灵甫专好附庸风雅，喜骑马、练字、收藏古董字画。室内悬挂成吉思汗、拿破仑等人的画像，俨然要摆出一副儒将的风度。
张灵甫自然对这位学长心存芥蒂。李天霞获得指挥权后，其实并没有对整编七十四师有什么“穿小鞋”的行为，但张灵甫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认为李天霞能力与职权不符，要求归整编二十五师的黄百韬指挥。
结果李天霞得知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围，救援行动一直磨磨蹭蹭，不仅不努力靠近，还主动收缩，造成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对此，李天霞的话是：“他张灵甫不是挺有办法吗？”
李天霞消极怠战情绪还影响到了张灵甫的上级——一兵团司令汤恩伯。在蒋介石的严厉催促下，汤恩伯在5月15日率军向孟良崮接近。但是在半路碰到了从孟良崮跑回来的兵团副司令员李延年，李延年说孟良崮局势非常糟糕，陈粟大军很可能会掉头南下。
一听这话，汤恩伯转身就返回了临沂。
整个外围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就在这种犹豫情绪的主导下，开始救援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华东野战军抱着强烈的复仇决心，在各个阻援战线上死战不退，导致各个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居然误以为自己成了华东野战军的主攻方向，反而向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发出求援呼叫。
另一支最靠近张灵甫的友军是黄百韬的整编二十五师。因为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七十四师是同一攻击纵队，所以黄百韬不敢怠慢，倾尽全力拼死向张灵甫靠拢。但负责阻援的华野一纵即便前线阵地官兵全部死伤殆尽，依旧没有任何崩溃迹象。黄百韬最终打到离张灵甫5公里远的浮山和界牌，但还是和整编七十四师隔了一座天马山。
5月15日黄昏，整编七十四师的数万人马，都被压缩到了孟良崮东西3公里、南北两公里的一块狭小地带，水源断绝，食物紧缺。
5月16日清晨，张灵甫师部所在的山洞也开始遭到炮击。上午8点，蒋介石发出急电，严令各部必须拼死救援整编七十四师，否则“严究论罪不贷”！于是，在汤恩伯的电令下，周边的整编二十五师、六十五师外加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被迫再次发起猛烈进攻。
但为时已晚。
山洞里的张灵甫，已经开始写遗书第一封写给他的第四任妻子，结婚不到两年的王玉龄：“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加恶化，弹尽粮绝，水粮全无。……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第二封信，写给蒋介石。
在信中，他诉说友军先是贻误战机，然后见死不救，尤其点了李天霞的名。并在信中将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姓名都列了出来，请求蒋介石给予他们家眷以照顾。
在此之前，张灵甫曾给蒋介石写过这样一段话：“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
这段话，不仅说了国民党的军队，其实也说了蒋介石。
5月16日下午5点，华东野战军六纵特务团一营，冲到了张灵甫师部的洞口。
张灵甫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
关于张灵甫阵亡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被解放军战士击毙。
这种说法，见于新华出版社出版的《陈粟大军征战记》，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资料选》，以及公开发表的原华野将领回忆录及电影《红日》等。
按这种说法，当时华东野战军包围了山洞，向洞内扫射，然后进洞搜索，发现张灵甫已倒在血泊之中。
第二种说法，张灵甫是自杀的。
这是国民党方面历来的版本。主要证据有二：一是两封遗书（也有说法说两封遗书是王耀武伪造的，但张灵甫遗孀王玉龄认为第一封遗书是真的），二是张灵甫的随从参谋杨占春。据他的回忆，是张灵甫强行命令自己的参谋处副处长刘立梓向自己射击。国民党官方的说法是，张灵甫是“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但张灵甫的遗体照片显示，他是前胸中了好几枪，所以不可能是自杀）。
第三种说法最有争议，说张灵甫被俘后，被华野一个负责押解的排长为了报连指导员被杀之仇开枪击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