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回忆一家人抗战，父亲被打得嘴都张不开，出狱继续干地下交通

邢光楣1892出生，山东泰安北集坡邢家寨人。

1937年12月31日晚上，泰安县城陷入敌手。1938年1月1日，到徂徕山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160余人在光华寺举行誓师大会，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代表省委正式宣布起义。起义部队命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

邢光楣受于一川影响，也成为中共党员，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于一川、孙镜秋、唐寒涛等同志就经常在邢光楣家里开会，研究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事。邢光楣担负通讯联络、警戒和烧水做饭工作。

1937年8月，邢光楣大儿子邢铁民与村内十几个青年参加了党领导的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团，1937年11月间，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团就上了徂徕山。起义后，邢铁民编入“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中队。二儿子邢西彬也跟着于一川同志当通讯员，上了徂徕山，也被编在一中队。

由于两个儿子参加了革命。邢光楣便受到敌伪势力的迫害，曾被抓去受刑。为了避开敌伪势力，邢光楣便常常外出躲藏，天寒地冻中染上支气管病，此病伴随他了一生，。

邢光楣的三儿子邢锡彦担任邢家寨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几十年。

邢光楣的四儿子邢宣兵大学毕业参军，转业地方后在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办主任任上退休。

多年后，邢光楣的三子邢锡彦讲述了自己家那段光荣又艰难的岁月：

1937年上半年，鬼子还没来到，一些老师来到篦子店刘殿涛（音）家和俺那庄里、俺家里，那些小学的老师说是教学，暗地里干的是共产党的事，来拉人的。那时候生活苦，在俺家吃饭的老师，一天交一块钱。

那时，住在俺家里的有于一川、孙镜秋等。我记得孙镜秋是东阿县西北大店庄人，后来有了病，回到老家还给俺家写了封信，那还是日本鬼子时候。

上午大都是些十七八的大姑娘来上课，一人一块小石板，一个小算盘，墙上一个大毛算盘。晚上是老年人，老师教育他们：鬼子来了杀人放火，我们要成立“要饭团”。夜深了就在俺家西屋里用一个油印机印共产党那些文件。他们明着是国民党的老师，背地里干的是共产党的事。

到了十二月份，日本鬼子刚来到泰安城，那些老师把洋头一剃就上了徂徕山了。俺二哥（邢西彬）当时就走了，在东山（徂徕山）上，跟着于一川，俺大哥（邢铁民）和俺庄里的邢建英（音）是随后去的，大哥给林政委（林浩）干勤务员。以后呢，他跟着林浩打了泰安城、打了济南城。打完济南城后，俺大哥回来住到泰安城东十来里地的曲阜店，他跟通信员骑着马回家吃了顿饭，打那再没回过老家。

以后于一川干到了杭州市委书记，他来我们家看望过一回，陪同的是泰安县金县长，回民县长，公社书记尚彦栋和管区书记，看望了俺大和俺娘。俺大哥陪洪涛从鲁西到鲁东，路过村里到俺家来过一趟，俺娘赶紧给他俩煮了只鸡，吃了就走了。俺家里有干八路的，他们放心。俺大哥打得这里一个疤瘌、那里一块炮弹皮，没牺牲了就算万幸。

铁道西面是鲁西、铁道东面是鲁东，来了文件吧，俺大是地下交通站的站长。

有一次，来了文件，叫姓王的去送，他害怕不去。俺大光着脊梁，撅个粪箕子，送到鲁西车站。这些事一霎儿拉不完，他们逮了俺大几回啊！

有一回俺三姐从王家洪沟来走娘家，跟俺娘在大门底下套衣裳，来了个大要饭的，给了他一劈儿煎饼，他不干，他说要一个，俺大和他吵嚷起来。等出来大门一看，从俺邢家寨的老庙里出来了一对便衣，俺大溜这村东河崖边儿就跑了。

那伙儿便衣闯进俺家里抬手就打了俺娘两刮子，又摸起个洗衣裳的棒槌继续打。多亏庄长在一边儿帮腔说好话，指使俺娘出去找俺大。那天我在一进庄的那座桥边锄地瓜，要是找到我，就把我也逮去了。他们走后，俺娘说打得她都不知道疼了。

俺大夜里都不敢在家里睡觉，躲到东岭石窝坑里或者桥底下。早逮了去早利索，赶多咱是个头啊。

另一次，多亏了邢绍宗（跟庄长是一家子）到庄长家里串门，听说第二天鬼子来扫荡，偷偷告诉了俺家里。俺大带着我连夜逃到了河东沿儿，把我放到三建看坡的屋子里，他就躲到亲戚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从屋墙上的小窗里看见穿着黄军装的鬼子和穿大褂子的二鬼子把庄就围起来了，一通搜查，折腾了大半天。在我们家对面，用杠子打人，把一些老百姓打得可不轻了。

还有一次，夜里两点多钟，来了一群二鬼子，就是给鬼子做事儿的中国人。当时，俺娘在北屋里，俺大在西屋里，听着街筒子里咕咚咕咚有人跑，俺大折身起来就想跳到邻舍一家姓韩的人家再逃走。没想到，一帮二鬼子早跳进俺家院儿里，堵住了去路，一捏手灯，照着俺大说：“看你还往哪里跑？”把俺大拉扯到大门底下，用手枪一下子打到俺大头上。手枪是钢的，砸到头上，一下子就知不道怎着了。

二鬼子找了根绳子，把俺大绑起来就走，押到了泰安城下河桥西边、心中乐对面的宪兵队里。一进牢房的小门，扎腰带子、扎腿带子解下，腊月里都穿着单褂子、单裤。屋里还有从县里逮来的俩人，我听俺大拉，他们在一起合计说:“他们叫咱出去宣传共产党孬，咱得先逃出去，只要出了这个笼子就好办了。”

在宪兵队里，一天两小勺白菜帮和大米混在一起的饭食，大米不多。当时，打得俺大张不开嘴，里面的人就抢俺大的那份。急得俺大说，恁吃了，我吃么儿呢？其实，牢里的人都饿呀，也是天天吃不饱。

俺家里这头就赶紧找庄长去说情、救人。卖了三棵大杨树，押了地，总共花了400块钱，总算把人弄出来了。日本鬼子的钱叫“茄花色”。庄长邢某和特务互相都通气，共产党来了以后，全家都跑到了徐州。咱们公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后，他就向政府汇报了，劳改了好几年。之后回到老家，孩子也说不上媳妇来。他心里窝囊，在一天夜里跳井自杀了，井边儿剩下了一个空酒瓶、一个空烟盒和一地烟头。

逮俺大也有他的份，保俺大他也替说过情。我估摸着，当时俺大哥找人捎回话来说，谁要害了俺家里的人，我就带着枪把他一家人都枪毙了。他也不能一把葛针撸到底，把坏事做绝。

俺大八十八岁不在的，什么说法也没有。那时候共产党来了，给俺家发的匾，整个庄子发了十来户，只有俺家另一个样，叫“革命家庭”。来送匾的队伍带着吹鼓手，到了门口还放铁爆仗，当当的响。后来，小辈人问起来，为什么不留着那个匾。他们不知道，当时谁敢留啊！被二鬼子翻找到就杀头。

俺娘一共9个孩子，五个闺女，四个儿。那时候没有洋书，读的是私塾，我读完《上论》（《论语》的上半部，即前十篇），就不上了，还有《三字经》《百家姓》。当时要不是那些老师，两个哥也参加不了队伍。

只想起来四个：李春江（音），洪沟点；宋希路（音），篦子店；赵三儿（音），许家埠；马三儿（音），丁家洪沟。

这一伙子那时候都十七八、十五六，在早在东山上干青年工作，没钱混，掉过头来投了鬼子，当了特务。以前都在俺家里开过会、吃过饭，情况都明白，是他们报告了鬼子才逮的俺大哩。逮俺大时这些人都来了，穿着大瓜子，带着枪。

你也别说，他们作了恶，还没价把俺大作害了，要了俺大的命呢。俺大从宪兵队放回来，跟家里人说，在押往宪兵队的路上，我老死地跟着春江，咱好歹跟他熟识，还不至于半路上把我作害了。

因为他们告密，四周遭这些庄里给共产党干过事的人都逮严了。他们这么干，不光是在鬼子面前买好，表现积极，也是为了弄钱花。

最后他们也没落到好处。周围庄里他们知道的逮光了以后，他们没地方捞钱，就瞒着鬼子到城西，现在叫大河水库那一带劫路，短油车子，那里有一些到济南推油的。想钱简直想疯了，什么人都短（劫）。俺庄里一个姓葛的上济南推油去，也被劫住了，姓葛的还叫他个表老爷。李春江说:“甭管表老爷、表奶奶，拿钱！”

三短两不短，那块防地里的人汇报给鬼子了。等到又一拨儿贩油的经过时，他们又短路，看见有人要跑，他们开枪就打，哪寻思鬼子穿着便衣尾随在贩子车队里，把鬼子的脚面子都打了。早有准备的鬼子把他们都逮住，摁到一个坑子里，把头顶都砸烂了。

大约是镇压反革命时期，俺乡里的乡长叫吴茂林（音）就是在河西里枪毙的。

有一个政委的儿子叫海波（宝）在俺家住了有一年左右，当时刚会走。政委媳妇跟照顾海波的战士说：“他王大爷，待二年，有海波的饭，就有你的饭。”她还给俺家里写信来，嘱咐海波：千万别赶集啊，让坏人逮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俺庄里出去参加革命的人很多，烈士就有三个：邢锡君（音）的兄弟（弟弟）、邢锡臣（音）的哥、贾振东（音）。我跟着俺大到莱芜水北东去看俺大哥时，贾振东是特务连里的排长，正好看见他领着战士下操，扛着一挺机枪。当时冒着这么大的危险去看俺哥，主要是俺大和俺娘不放心俺大哥。在那里待了两三天，看到当地老百姓用大箢子盛着满满的鸡蛋慰问部队，俺大也放心了。

抗战期间，俺二哥回家，说：现在部队上正需要人，谁去都行。本来想带俺三姐夫到部队上去，但是，那时候穷，俺三姐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带他弟弟王宏玉（音）去了。还一个人叫王继胜（音）的，俺二哥都走到东边许家埠了，王继胜掖上俩窝窝头，撵上俺二哥去了部队，他后来当湖北新华印刷厂厂长。一块去的还有俺四妹妹邢晓华（音），她后来当了济南新华印刷厂的工人。

俺三妹妹抱着俺四兄弟（弟弟），遇到特务来家里搜查，把藏在碗架子地下一堆苘里的宣传抗战的文件偷出来，藏到南墙根麦根子垛里，才躲过一劫。

县里和八路军给俺大起了个名叫“邢发起”。因为他动员周围干八路的青年人多，自己还干着八路军地下交通站站长。

建国后，俺大哥真心实意地想带俺的大儿子到部队去，都跟张会元政委联系好了。俺娘听说了，一句“饿死也不去！”就给挡住了。她算是让战争给吓怕了。一听说哪里打仗，整天吃不下饭去，夜里瞪着眼坐着睡不着觉。真是伤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