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邓伟志口述：住宋庆龄寓所旁边和杨振宁第一次回国的回忆

宋家的鸟儿来我们这里唱

上海有一处引世人注目的地方，那就是位于淮海中路上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故居。

我从1962年底，住在淮海中路1843号，这里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的办公处，一幢三层楼的洋房，雕梁画栋，古树参天，鸟语花香，小溪淙淙。我们单身汉住在楼下半地下室里。1843号的隔壁住着中将刘先胜，隔壁的隔壁就是宋庆龄的家。宋家的大树比我们的更高，鸟儿也比我们的更多。野生的鸟儿认树不认别的。宋家大院的喜鹊常来我们大院报喜，宋家大院的鸟儿也会常来我们大院唱歌。我每天早上都是"闻鸟起读"的。我曾写过"人起鸟啼前，夜卧人静后"，那是讲的中年，住在这里时二十多岁，一般都是人起鸟啼后。

住在宋家大院旁边的头一年，没看到开过大门，更没有看到他们门口设岗哨。我有点纳闷：国家副主席怎么门口无人站岗呢？

后来有一次，一中年妇女用篮子提着很大一束鲜花，她一揿电铃，立即一位军人开了大门中的小门，接过鲜花，未见付钱，也没多讲什么话。那时摆鲜花的很少，我估计宋家是常年预订的。国家副主席的岗哨是有的，不过是在门内，不在门外。这可能是因为她老人家喜爱平凡的缘故。

再有一次夹道欢迎外宾，华东局机关安排我们年轻人站在宋家与西面第十八粮店之间的弄堂口。忽然插进来一个人，他不像我们那样向前看，而是向前后左右张望，甚至还向上仰视，有点奇怪。"莫非歹人？"同事叫我去跟一起来的保卫科同事说一下。我迎头碰上陈丕显的老警卫赵遵禹，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又向处长姚志成说了说。然后，二人很严肃的随我而来，快到弄堂口时，二位笑了。老姚说："你就让他站你后边吧！"老赵做了个手势，说了一个字："宋。"我明白了：是警卫宋家大院的。此后，我们也懂得自觉保卫宋家大院了，尤其留心宋家大院西面和南面的竹篱笆，莫让坏人钻进去。

结识了宋庆龄的老秘书

几年后，我认识了宋庆龄的老秘书隋学芳。这时我已成家，搬到吴兴路21弄的靠近淮海路的2号楼。他家呢？就住在正对吴兴路的淮海中路上。冬天梧桐落叶，两家能隔着马路打手势。我们还可以在家里扒在窗上看周总理等陪外国元首乘敞篷汽车由机场去锦江饭店。这时老隋手脚已有不便，他有个残疾人证书，在吴兴路4号门口的小菜场里买菜可以不排队。"不排队"在那时是件了不起的待遇。熟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都知道，买菜单凭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还得凌晨四点钟起床，拿破篮头、小砖头排队。老隋见我常常抱着孩子排队太吃力，便主动要代我买菜。买好菜，彼此总要再说上几句，议论国家大事，聊聊家庭琐事，剖析社会上的流言。

老隋的妻子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他们夫妇生了两个女儿，深受宋庆龄喜爱，常把好吃的留给这两个小孩。有次，老隋聊了一个故事令我感动。全国解放不久，隋秘书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我是陈赓，我想去看望孙夫人。"老隋把电话报告了宋，宋说："我不认识这位，不见了吧！"老隋对宋庆龄讲陈赓是大将军（当时未授军衔）。宋庆龄仍不同意见陈赓。老隋只好把宋夫人的意思告诉大名鼎鼎的陈赓。过了一会，陈赓又来电，说自己是被宋庆龄亲自从国民党监狱营救出狱的人。宋庆龄马上回想了起来，立即同意他来。事情是这样的：宋庆龄本来是去狱中营救廖承志的。廖在狱中知道旁边关着一位叫陈赓的，廖虽不认识陈，但知道陈是共产党，便请宋先救陈赓，后救自己。宋便先营救了这位她不熟悉的共产党人陈赓。营救只为"重道"、信仰，毫无私情，值得敬佩！

宋庆龄长期住在上海。她的故居是善良的象征，文明的标志，是上海形象的光辉。上海高人多。高人对我们当时的青年人来讲，就是老师。我先后拜过很多老师，乐于助人的隋学芳就是其中之一。

忆杨振宁第一次回国

关于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的情况我本来不打算口述，可是，近来媒体上写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的情况同我所了解的不一样，在一些关节点上，甚至可以说大不一样。这就促使我借口述的机会，略述一二。

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时，中美没有建交，没有通航。他是从纽约飞到台湾转机，再经香港来上海的。当时海峡两岸对峙，杨振宁是世界名人，他到台湾的消息是保不住密的。台湾知道他来大陆，会不会对他采取什么手段呢？他考虑再三，在台湾飞机要停好长时间，机上去香港的乘客都要下机休息。可是，杨振宁坚持不下飞机。因为飞机是美国的，台湾当局不便于登上美机采取什么行动。结果，他平平安安由台飞港。

在马上就要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的时候，他想起国内在"破四旧"，反对奇装异服。可是，这位大科学家不懂得什么叫"奇装异服"。当时正值酷暑季节，他向朋友请教后，便为自己买了两件颜色浅而又浅的短袖衬衫。

杨振宁的弟弟、妹妹都在上海，该给弟弟妹妹买点什么礼物呢？香港的朋友对他说："自行车在大陆很贵重，有钱也买不到，要凭票证买车。"于是，他买了两辆自行车带回上海。到了上海才知道，原来香港卖的这两辆自行车是上海制造的，价格却为上海的两倍。再加上托运费，那就不止两倍了。他和夫人杜致礼知道后都笑了。

杨振宁来沪是来看望病中的父亲的。他父亲杨武之是复旦大学数学教授。那么，他父亲的同事呢？在他眼里就是他的长辈。不管自己名气有多大，水平有多高，他对父亲的同事都以长辈待之。最早见到的是苏步青教授，他虔诚地叫了声"苏老师"，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刚刚挨斗之后"解放"出来不久的苏老师和在场的人都很感动。

在探亲的同时，他还在上海与复旦数学家谷超豪等切磋学术问题。后来他写成论文后，主动提出由《复旦大学学报》发表。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论文的题注中还对谷超豪等好几位复旦教师表示感谢。

杨振宁在上海做了几次报告，我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听了他两次报告，也许就这么两次。第一次，记不清是在锦江饭店（杨住锦江）还是国际饭店，亦或是国际饭店旁边的华侨饭店，好像是华侨饭店。会议由举止大方的韩仰山致欢迎词。杨振宁与夫人杜致礼都站起来表达谢意。杨讲得较长。

第二次是听学术报告。报告会依然由韩仰山主持。杨讲的题目是《美国物理学研究的新进展》。实际上他也讲了欧洲。听的大约有三十来人。我们一起去的有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蔡怀新、苏汝铿等五六个人。不知是为了保密还是为了安全的原因，杨讲学的地点好像是在徐汇区的小学或中学的一间并不很大的教室里。教室里有黑板，黑板前有一尊将近一米高的毛主席塑像。杨风度翩翩，边讲边写边走动。

走动时，好几次擦到塑像的鼻子，怪别扭的，连我们这些司空见惯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谁也没说一个"不"字。杨振宁教授还几次拿出当时在上海只有电视台拥有、私人一般不会有的摄像机，为大家录像。

杨振宁夫妇在上海大约待了一个月，他父亲的病情基本稳定，他该回美国了。按照咱们的新闻规矩：到来时保密，离开时报道。报道少不了有个称呼问题。口头称呼什么，没太大问题，反正大风刮跑了，登上报纸那就不便多改口了。因此，有关人写好几百字的稿子以后，交杨振宁改定，明确问他："怎么称呼为好？"

杨振宁看完后，拿起笔来就加标题：《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回沪探视父病》，第二天就刊载在《解放日报》头版左下。很多人看了为之动容，好就好在"中国"二字。他已入美国籍，我们怎么好随便讲他是"中国物理学家"呢？他自己这样写了，那就好办了。杨是1949年以后第一位回国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他这一举，对后来者，比如林家翘、李政道等大学者都是个很好的启示。

说到这里应该收尾了，然而，有个故事不讲憋得慌。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李前宽亲口对我说，他有次请杨振宁在小范围看一部电影。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周恩来派物理学家张文裕到监狱去看望战犯杜聿明。张问："你是杜聿明吗？"答："是。"问："你有个女儿叫杜致礼吗？"答："是。"问："你女婿是杨振宁吗？"答："我对不起他们……"杨振宁看到这里，"哇"地一声当众号啕大哭起来……

杨振宁为什么要哭？是不是研究物理的也懂心理呢？我这题外话是不是称得上题内的延续呢？

【邓伟志教授，安徽萧县人，生于1938年11月。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室，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国际政治室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编辑，编审，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