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邓伟志口述：我生于兵家必争之地，经历了动荡的童年生活

生于"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世界上有不少"无家可归"者。我不是"无家可归"者，可我在幼年和童年时，是"有家难归"者。我出生在国民党放弃徐州，家乡沦陷之后，出生于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家乡成为黄泛区那一年。陇海路、津浦路都穿越我的家江苏萧县（萧县旧属江苏，1955年后归安徽）。因此，我的家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在我记事后，我就知道我的家乡为国共两党的"拉锯区"。什么是"拉锯区"？那就是忽而为共产党领导，忽而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时候，甚至是昨天为共产党领导，今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白天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黑夜为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搞重庆谈判，可在我的家乡国民党突然、悍然发动了尚口战役。因为共产党事前没有准备，吃了大亏。我父亲连给家里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便随部队西撤了。

我家所在的薛庄属一区，离县城近，乡、区、县称我们"匪属"，三天两头封门，抄家，训话，派差事，管得紧。我们便向西南逃。当时我们那里名义上属豫皖苏区党委领导，具体地说，属豫皖苏下属的萧宿永专署（代号是三专署还是八专署我说不清楚）领导。萧县当时属江苏，宿县属安徽，永城县属河南省。萧宿永专署跨三个大省，位于三个省的结合部。在我的记忆中，仅仅是这三个县，也就是三个省，我们起码住过十几个村庄。有次还住过山东的单县。所好的是，在豫皖苏一带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正规部队撤走了，地下党还在。地下党会照顾我们。群众能看得出谁是地下党也不会向国民党举报，而且是仍然听地下党的安排，支持地下党的工作。"得道多助"，就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写照。那时遍地是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有贵人相助，都有高人指点。就是大地主，他们也会因为立足在"拉锯区"，不得不给自留条后路，也不太欺负共产党的家属。

群众是"母亲"

前些年人们说的"老九不能走"是指"九儒十丐"的"儒"，即知识分子不能走。在我们家乡沦陷后，老百姓所讲的"老九不能走"是指的新四军四师下属的由张爱萍任旅长、韦国清任政委的九旅"不能走"。九旅在，百姓有依靠，能睡个安稳觉；九旅一走，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抗日时期九旅在我们家乡深受百姓拥戴，抗战胜利后，拥戴过九旅的百姓把他们那份对九旅的"感情"转化为对抗属的关爱。九旅没有了，九旅在百姓中扎下的根还在。除了九旅，还有新四军四师下属的萧县独立旅，在我们家乡播下的革命良种继续在发芽。我大舅纵翰民是独立旅旅长，他和他的部下对我们的教育那就更多了。

我至今还记得，在我们逃难中遇到好人的几个故事。

在一个山坡下有个集镇，南头有个交叉路口，一位老大娘天天在那里摆个花生摊，卖花生。我每次见到她，她总要把我从母亲身边拉开，抱抱我，说是喜欢我，抓把花生给我吃。我母亲也只认为她是好心人，不知道别的。1948年底我们家乡一解放，她就当上了区妇女主任。后来知道她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来来往往的人都要在她眼皮底下，从她花生摊旁边经过。

还有一次，我们逃到一个大村庄，住在地主大院隔壁，受到地主家僱用的长工田叔叔的关照。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地主竟然支持他关照我们一家。只是到我们离开的时候，田叔叔才说了一句，他见过我父亲，没说是朋友。哪知，没过多少日子，豫皖苏区党委派人牵了匹高头大马把他接走了，说是到哪里当县委书记去了。长工成了大领导，众所周知不识字的人居然早年读过很多书。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后来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很久以后才晓得那长工田叔叔就是上海解放后嵩山区、邑庙区的田启松区长。再过了好久，我见到了时任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田启松叔叔，他才跟我讲起他那传奇的过去。

还有一次逃难更加离奇。国民党反动派要对我们下毒手，限期要我母亲把我父亲找回来投降，不找回来就杀掉我们当儿女的。敌人还设了封锁线，要逃也逃不出，只有在家等死。就在走投无路时，曾任国民党的一大代表、江苏省法院院长的刘汉川（字云昭）要娶侄媳，刘汉川的儿媳即大画家李可染的妻妹出了个点子：堂弟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押轿的，按当地习俗就是派个男孩把新娘子接回来。算命先生和巫婆算来算去都说我的生辰八字最合适，慑于刘汉川的名望，没人阻挡我去押轿。到了新娘家的第一晚，突然来了好几位奶妈即保姆，扑通一声全都跪在了我面前，说："请少爷赏我们几个钱吧！"天哪！我身无分文还不说，连身上的漂亮衣服都是借来的，拿什么赏钱呢？正在我发愣时，一位中年男子把好几块银元撒在了地上。我这才松了口气。又是这中年男子当夜把我转移到我直到今天也说不清楚的一个什么地方，总之是没有回家，逃过了一劫。后来知道，刘汉川是上海地下民革的领导成员。上海解放前夕起义的国民党刘昌义将军，就是刘汉川策动的，早在1948年刘汉川就介绍刘昌义加入了地下民革。

再一次是国民党的大部队来了，一位熟悉的好人带我去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估计国民党的部队不会住那里。哪知我们到了那里，国民党的部队也到了。那位好人已无法同老百姓详细说了，只好背着国民党部队在胸前向一位老大娘做了个手势，大拇指和食指朝下拉开，那位大娘看了他的手势，知道那是"八路军"的"八"字，便连忙喊了声"儿子过来"，一把把我拉了过去。我按老规矩，立即称他"娘"。就这样，我就在这个"娘"家里吃住了好几天。像这样的"一日之娘"、一周之娘，我在苏鲁豫皖一带大约有几十位。

就是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从感性认识上帮助我确立了一个朴素的人生观，并进而帮我确立了后来的写作观。这些年，我宁可不讨某些人的喜欢也要为弱势群体呐喊。我认为，如果不承认有弱势群体存在，就很难有为弱势群体服务的迫切性和积极性。我一再地呼吁恢复农会。我之所以被人称为"贫困社会学家"，应当说跟我童年时代受过贫苦农民保护的这段经历有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唱着"挖掉穷根"的歌儿度过童年的。

寻找"母亲"

2004年春，新华社上海分社组织了一个赴江苏的科学发展观报告团。我年岁大，新华社首先叫我在江苏各个城市中挑选。我选择了宿迁市。不仅新华社对我选宿迁觉得奇怪，而且连宿迁市的领导也觉得意想不到。他们提出后，我便在报告中加进了一段我选择宿迁的动机：是来寻找"母亲"的，是来寻找恩人的。

大概是我出生不久，在我大舅任过中共宿迁中心县委书记的地方，有次急行军，我成了累赘。为顾全大局，父亲母亲含泪把我扔在了宿迁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月后，共产党又打回来了。母亲自然会想到、并与别人谈起她扔掉的这个儿子是否还活着。喜出望外，话没落音，一个老大娘把我交到了母亲手中。中国人一贯主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宿迁"母亲"于我的恩情远不是滴水，而是乳汁，是她把应当给自己儿子吃的乳汁，让我来吸吮。这份大恩厚恩我怎能不报呢？我决心到宿迁找到这位好心的母亲。我在几百人的大会上讲了以后，我几乎天天盼着有"母亲"的消息传来。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没等来喜讯。

宿迁的农民、苏鲁豫皖的农民是中国农民的一部分。我没能报答宿迁农民、苏鲁豫皖农民的养育之恩，也更加激励我要把报效工农、报效中华民族的赤诚之心，化为我今天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动力。一直生活在实践中的群众，既是理论的源泉，也是鉴定理论成果的高评委。在这一点上，我矢志不移，坚持不懈，直到2014年5月25日，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层是智力库，群众是思想谷》的文章。

【邓伟志教授，安徽萧县人，生于1938年11月。现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学习室，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所国际政治室工作，先后任研究实习员，编辑，编审，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