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分享了以下五点：
第一，民营企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可以用“56789”来概括，即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50%的税收、60%的经济增长、70%的技术创新、80%的存量就业和90%的新增就业。尽管大陆人口老龄化在加剧，但当前年轻人就业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遇到很大困难。事实上，民营企业发展不仅对解决就业问题至关重要，对技术创新也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民营企业普遍遇到经营困难，大陆的技术创新速度总体上也会受到较大影响。
我们很高兴在韩文秀主任关于三中全会的解读中看到这样一段话：“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这表明党中央在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中，对民营企业如何参与重大技术创新做了重要安排。
第二，总书记提出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值得高度关注。
当前有这样一个不太好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发展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和光伏产业等“新三件”，几乎各地的产业园都在大干快上这些项目。
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像过去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一样，过一段时间后，产生庞大的产能难以消化。尤其是考虑到近期欧美对大陆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开始加征关税，如果未来出口路径明显受阻，国内庞大的“新三件”产能如何消化，将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因此，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各地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和本地特色来发展形态各异的新兴产业。过去各地常常一拥而上、大干快上，最后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避免。
第三，要正确处理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关系。
新质生产力（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重要性。例如，服务业对解决当前中国的年轻人就业问题而言将会发挥关键作用。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平衡，但年轻人失业率依然很高。虽然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重资产属性意味着相关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低，无法解决大量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我们仍需要传统产业尤其是服务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在本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要加快服务业的高质量对外开放，包括电信、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这些行业都是过去中国居民消费的痛点，优质服务供给一直不足。因此，加大这些领域向外资与民资的同步开放非常重要。这将有助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促进就业和创新。
此外，他指出，但我们必须看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当前CPI同比增速接近零，PPI同比增速长期为负，说明中国经济存在负向产出缺口，扩大内需依然是当务之急。而要显著扩大内需，关键是要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来实现，例如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并将募集资金用来给中国家庭发放消费券。另一方面，应加快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主要就业领域。只要服务业能够快速发展，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会有保障，他们就会扩大消费。
第四，高水平文科教育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而言不可或缺。
近期高等教育的风向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网红张雪峰大力推荐年轻学子们报考理工科，理工类院校的排名明显上升，而传统文科强校的排名显著下降。然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水平文科教育同样重要。我之前看到过一个相关资料，全球许多市值增长迅速的高科技公司，其创始人或CEO往往具有文科背景。高质量的文科教育，如哲学、逻辑学和历史学，强调思维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历史纵深感，这对于科技创新而言非常重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源于前苏联。这套模式擅长培养工程师，因为工程师教育强调系统性思维和集体性思维。然而，这套模式在培养创新者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创新者往往具有非传统的思维方式，强调独立性和批判性，这在传统教育模式中较少被重视和鼓励。未来，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过程中，高水平文科教育必不可少。然而，目前的风向使得文科教育地位显著下降。例如，金融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羞耻感”的学科。大量学生投入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我担心未来五到十年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出现学生供过于求，导致新的就业困难。届时，高水平文科专业的市场需求可能会突增。世事如棋局局新啊。
第五，五大增长极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应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几年前，我与魏伟、陈骁合著了《五大增长极》一书。该书探讨了在外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中国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性。而创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前提是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打破各种束缚，使各类要素在国内自由流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必然会导致新一轮要素聚集。据此我们认为，大湾区（广州、深圳、佛山）、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京三角（北京、天津、雄安）、中三角（郑州、合肥、武汉）和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等五个区域有望获得更快速度的发展，并成为中国经济的五大增长极。
上述五个区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因地制宜。我结合去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提法，举两个例子。大湾区的特点是科技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双轮驱动。深圳和香港的科技创新迅速发展，同时金融市场也非常发达。大湾区类似于中国的硅谷，有望成为中国科技金融的发展前沿和重要策源地。西三角（成都、重庆、西安）未来有望成为绿色金融重镇。具体而言，由于西部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如东部，如果未来碳排放权交易与碳汇交易进一步放开与发展，那么东西部之间的碳排放权与碳汇交易可能显著上升，西三角地区发展绿色金融，特别是建设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市场，可谓正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