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联合国首次提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概念。如今，已经过去20年时间，从小众话题走进大众语境，从概念理论走向落地行动，ESG经历了不断成长和蜕变。
不过，尽管可持续发展在理念层面成为共识，但在实际业务层面还存在问题。ESG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吗？应由谁评价ESG业务的好与坏？评级依据又是怎样的？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ESG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成为企业的必修课。在美国，ESG还引发一些争议。对此您怎么看？
鲁政委：谈论ESG绕不开“可持续发展”。自1987年之后，联合国一直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2004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ESG理念。此后，ESG理念在全球投资策略和公司评价领域的渗透持续加深，其具体内涵也在不断发生演变。
从实践层面看，2015年，联合国制定了17个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成熟。SDGs致力于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问题，范围广、挑战大，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政府部门责任，超出了单个企业和个人能力范畴。截至目前，ESG向企业层面的渗透与融合仍然没有完成。
当前，ESG引发的一些争议，恰恰是因为其发展进入深水区后，ESG自身长期存在的挑战外部显化，同时交织了美国两党纷争等政治因素产生的结果。正如美国《财富》杂志写道：ESG进入了“棘手的青春期”——青春期总是美好的，充满着希望；“饱受争议”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个理念走向成熟和规范的必经之路。
“讲故事”本身没有错，但热衷于把ESG作为讲故事的工具或宣传的噱头则并不合适。中国证监会明确指出，公司不能将ESG披露作为品牌营销的手段，借由ESG的外衣过度包装，提供不准确的信息误导投资者。随着A股ESG指引的发布，ESG披露已明确属于合规范畴。“讲好故事”需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此外，对于“出海”中企来说，面对国际市场和海外投资者讲好故事，很多时候也是个必修课。
《金融时报》记者：国内目前ESG发展整体情况如何？近几年在哪些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
鲁政委：首先是监管政策和标准制定层面的突破。今年4月12日，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下，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并且已经在5月1日生效实施。《指引》致力于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规范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行为，是中国ESG领域的里程碑事件。《指引》的发布，将持续催生以ESG披露评级、ESG指数开发和ESG多资产投资为三大主线的相关生态市场，影响极为深远。而在更早之前，2023年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正式发布了可持续披露准则一般要求（IFRSS1）和气候相关披露（IFRSS2），并继承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工作；2023年7月31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首批12项欧盟可持续报告准则《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ESRS）。相关ESG准则与指引的发布，让ESG在过去两年迈向科学发展，良好的ESG生态也将在全球加速形成。
其次是ESG投资逐步实现从权益市场迈向固收市场的突破。相较于权益投资，ESG纳入固收投资前景广阔。目前，ESG纳入固收投资实践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将ESG纳入信用评级；二是ESG整合固收投资策略。相较之前权益端ESG投资实践的主要力量来自公募基金，目前固收ESG投资实践更多由银行机构推动，以“固收+”为代表的ESG理财产品已成为与权益ESG基金产品并驾齐驱的两大境内ESG主力产品序列。银行的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正深刻影响ESG固收投资策略的应用，也深刻改变了国内资本市场ESG产品的格局。我们注意到，近期中资银行与公募基金纷纷积极响应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与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要求，合作发行ESG绿债基金、ESG指数挂钩信用债产品，已成为目前资本市场可持续投资最显著的趋势之一。
最后是ESG从金融投资向实体产业的突破。目前，上海、苏州、北京相继发布了促进实体产业层面的ESG发展政策文件。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ESG的评价标准和评级机构。但有些市场主体反映，标准之间可能差异很大，不同机构对同一家企业的评级结果也可能有鲜明差异。对于这个现象，您怎么看？
鲁政委：当前，市场上自发出现了很多ESG评级标准和评级机构，但不同ESG评级标准、评级机构之间除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大维度上是一致的之外，其他无论是具体议题、维度、权重、数据来源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由于前述差异，也导致了不同机构之间的ESG评级结果相关性存在很大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在理论逻辑上，任何机构的ESG评级都无法清楚说明其评级结果应该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居于怎样的位置，或者说与哪个变量最为相关。在实践中，自然也无法面对ESG评级与投资回报之间逻辑不一致的问题。此外，还有不少公众存在“ESG就是绿色”“绿色就是ESG”的片面认知。
总体来看，ESG评级存在分歧是机构使用的数据来源不同、评定标准不同导致的，而这也和ESG评级过程中所需的巨大输入信息量密切相关。国内ESG评级市场当前普遍存在评价过程不透明、指标设定偏定性、评价方法偏主观的特点，给使用者带来困难。而因为ESG评级的目的就在于降低投资风险，所以这种分歧很难引导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有资格、有能力进行评级的机构应该具备如下条件：第一，有完善的ESG数据库；第二，有客观、合理、符合国情的ESG评级框架和透明的评级过程；第三，能够说明ESG评级与何种关键变量高度相关，且能够接受监管机构和第三方的公开验证；第四，避免相关主体与评级机构之间、评级机构不同业务单元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未来，一方面，随着国内ESG信息披露标准日渐完善，企业方的信息披露完整性、标准化以及一致性有望提高；另一方面，评级机构应继续根据证监会指引等标准文件建立合理、可信、统一的ESG评级体系，保证评级结果的客观性。
《金融时报》记者：数据和标准是ESG评级的基础条件。从国内看，目前数据的可得性和质量如何？
鲁政委：一方面，在评级标准方面，当前ESG评级体系存在较为突出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不一致、缺乏透明度等问题。国内外评级机构评价指标体系不尽相同，评分差异较大，且在国际标准中，往往并未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精准扶贫、农业现代化等因素纳入评级体系，因此，大陆企业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成果并不能体现在主流的国际ESG评级结果中。
另一方面，企业作为ESG信息披露方，ESG信息披露率低，使ESG评级得分项缺失。且披露质量有待提高，定量信息披露少，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报告较难对比。同时，评级机构数据收集者与供应商输出的数据未经核实，并不一致。虽然ESG数据整合者提供了有用的服务，但往往不能缺乏独立核实数据的能力或动力。
从完善ESG评级的角度，建议一方面监管部门规范ESG评级行业规则，逐步构建具有约束力与引导性质的行业内生准则；另一方面市场参与者作为ESG评级数据的直接使用方，可以采取多方联动、数据整合的配合方式，积极提升需求端对于ESG评级数据质量的要求。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目前ESG评价体系和国外存在不少差异。有人称之为中国特色，也有人认为这妨碍了国际市场与中国ESG发展和评级体系的接轨。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不同国家是否都有自己的ESG评级特点？如何更好寻求国际共识？
鲁政委：构建完善的ESG评级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国家的制度机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因此在ESG评级体系的指标设计方面应有所区别。对于大陆，直接应用基于欧美经验的ESG评价体系会导致评级结果脱离国情，因此构建本土化的ESG评价体系具有必要性。国内ESG评级市场想要继续做好，本土化的ESG评级方法既要与国际市场连接，又要兼顾本国国情。
要想寻求国际共识，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ESG披露框架与标准制定来实现。国际共识更多基于理念层面，而具体指标则应更多结合各国国情，以此达成本土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最大公约数”。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马梅若
编辑：韩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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