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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racy
【导读】团队利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估计了1990-2019年，55岁以上个体中ASCVD的患病率、死亡率和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包括缺血性心脏病（IHD）、缺血性中风（IS）和外周动脉疾病（PAD）。团队还分析了过早ASCVD死亡率的人口归因分数（PAF）和不同危险因素的（DALYs），并比较了基于临床分类的极早产儿、早产儿和非早产儿ASCVD病例的负担。
2024年7月19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转化医学中心李秀玉团队在期刊《BMC Medicine》上发表了题为“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urden between ages 20–54 and over 55 years: insight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的研究论文。本研究表明，年轻人的ASCVD负担，可能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健康问题，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需要更有效的一级预防策略。
https://bmcmedicine.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916-024-03527-4
研究背景
01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包括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 IHD）、缺血性脑卒中（ischemic stroke， IS）和外周动脉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
虽然大多数ASCVD负担发生在老年人中，但年轻人发生ASCVD的风险正在增加。研究表明，动脉粥样硬化可能在生命早期开始，青年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可显著增加随后全因死亡的风险。 据估计，年轻成人ASCVD的患病率为7%-30%，具体取决于不同年龄组、ASCVD亚型和地理区域。由于诊断时年龄相对较小，较年轻年龄组的ASCVD，给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关注危险因素，对于减轻ASCVD的负担至关重要。既往研究表明，90%以上的人群，心肌梗死风险可归因于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自世界卫生组织设定了，到2025年，将ASCVD死亡率从2010年的水平降低25%的可预防危险因素目标以来，ASCVD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然而，在早发型ASCVD患者中，尚未观察到类似的下降。
为了解决这一知识差距，团队的目标是比较年轻和老年人群之间的ASCVD负担。这需要阐明20-54岁和55岁以上个体中，ASCVD负担的全球流行病学特征。此外，团队比较了与临床分类定义的极早产儿、早产儿和非早产儿ASCVD相关的负担。该调查包括比较各种ASCVD亚类别的疾病负担趋势。为了给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策略提供信息，团队旨在识别和描述，导致这两个人口群体的风险因素。
研究进展
02
按性别和年龄划分的ASCVD负担
2019年，除了IS和PAD的患病率外，20-54岁和55岁以上年龄组的男性ASCVD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s，均高于女性。全球20-54岁年龄组和大多数SDI地区ASCVD负担的男女比例，显著高于55岁以上年龄组。值得注意的是，ASCVD负担率的男女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20-54岁年龄组的性别差距在高SDI地区减少，在低和中低SDI地区增加。同时，在大多数地区，55岁以上年龄组的ASCVD负担，男女比例保持稳定。总体而言，所有3种类型的ASCVD的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次SDI区域范围内。
20-54岁和55岁以上个体ASCVD死亡和
DALY的可归因危险因素
1990-2019年期间，代谢和行为风险因素，推动了20-54岁和55岁以上年龄组，总体ASCVD负担的变化。大多数危险因素对20-54岁年龄组的影响，大于对55岁以上年龄组的影响，但二手烟、空腹血糖水平、高收缩压、低体力活动和铅暴露除外。此外，20-54岁和55岁以上年龄组的危险因素，在性别之间有所不同。例如，高体重指数在女性中的贡献高于男性，而高血压在男性中的贡献更高。男性也更容易受到吸烟的影响，而女性则更容易受到二手烟的影响。
关于IHD和IS的负担，归因于55岁以上年龄组，几乎所有危险因素的死亡率和残疾调整生命年率均显著下降，其年变化率超过了22-54岁年龄组。然而，在过去30年中，20-54岁年龄组的环境颗粒物污染、高体重指数，以及高空腹血糖诱导的IHD和IS负担，有所增加。特别是，20-54岁年龄组的高空腹血糖和高收缩压诱导的PAD负担增加，而铅暴露诱导的PAD负担在55岁以上年龄组增加。
1990-2019年期间SDI的ASCVD负担率。A 1990-2019年期间20-54岁人群的IHD负担率。B 1990-2019年55岁以上人群的IHD负担率。C 1990-2019年期间20-54岁人群的IS负担率。D 1990-2019年期间55岁以上人群的IS负担率。E 1990-2019年期间20-54岁人群的PAD负担率。F 1990-2019 年期间 55 岁以上人群的 PAD 负担率。SDI：社会人口指数；IHD：缺血性心脏病；IS：缺血性脑卒中；PAD：外周动脉疾病；残疾调整生命年。
极早产儿（年龄<40岁）、早产儿（男性年龄<55岁；女性年龄<65岁）和非早产儿ASCVD（男性年龄≥55 岁；女性年龄≥65岁）疾病负担的比较
早产儿ASCVD（男性年龄<55岁；女性年龄<65岁）和非早产儿ASCVD（男性年龄≥55岁；女性年龄≥65岁）的负担，归因于IHD、IS和PAD。然而，极早产儿ASCVD（年龄<40岁）的负担，仅归因于IHD和IS。到2019年，早产儿占男性所有IHD患病病例的16.80%，极早产儿占2.72%。同时，男性早产儿和极早产儿IS患病率，分别占总患病率的28.30%和12.49%。此外，早产儿PAD占男性PAD患病率的14.43%。在过去30年中，早产儿和极早产儿ASCVD的比例有所下降。女性ASCVD早产儿发病率，高于男性。此外，随着SDI的降低，早产儿和极早产儿ASCVD的负担增加。
不同的ASCVD亚型，表现出不同的疾病负担趋势。在IHD方面，从1990年到2019年，全球非早产儿病例有所下降（女性EAPC：-0.1 [95%CI：-0.12至-0.09]；男性EAPC：-0.13 [95%CI：-0.18至-0.09]），而早产儿和极早产儿IHD病例有所增加。其中，早产儿IHD在男女中，都显示出更陡峭的上升。在过去30年中，除女性非早产儿IS 外，所有组的IS患病率，均有所增加（EAPC：-0.08 [95% CI：-0.15 至 -0.02]）。特别是，全球早产儿IS患病率的增长速度，快于极早产儿IS在两性中的增长速度。与非早产儿PAD的下降（女性EAPC：-0.71 [95%CI：-0.78至-0.64]；男性EAPC：-0.55 [95%CI：-0.59至-0.5]）相比，全球早产儿PAD患病率有所增加。关于死亡率和DALY率，女性非早产儿和极早产儿ASCVD显著下降，而早产儿ASCVD的负担在过去30年中，保持不变或增加。同时，与非早产儿人群相比，男性ASCVD过早死亡和DALYs的风险，继续增加（EAPC > 0）。
不同SDI地区，ASCVD负荷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尽管高SDI地区，非早产儿ASCVD的患病率有所下降，但中低SDI地区，非早产儿ASCVD的患病率，在男女中均继续增加。具体而言，从1990年到2019年，所有SDI地区早产儿和极早产儿ASCVD的患病率，均有所增加，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中低SDI地区。
不同性别IHD死亡危险因素的PAF。两性IHD死亡危险因素的PAF。B PAF表示妇女IHD死亡的危险因素。C 男性IHD死亡危险因素的PAF。PAF：人口归因分数
研究结论
03
据团队所知，这项研究是第一个评估全球早产儿ASCVD患病率的研究。在本研究中，团队发现，到2019年，分别有16.08%、28.03%和14.43%的IHD、IS和PAD病例发生在55岁以上的男性中；而34.05%、45.31%和33.86%的IHD、IS和PAD病例，分别发生在65岁以下的女性中。此外，SDI较低的地区，表现出较高的早产儿ASCVD负担比例。展望未来，当务之急，是优先在SDI较低的地区，对早产儿的ASCVD进行干预。
在过去10年中，针对ASCVD的公共卫生策略，影响了全球ASCVD负担。在本研究中，团队比较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ASCVD负担。团队发现，IHD、IS的死亡率和DALYs在两个年龄组中，都有所下降；但在年轻组中，下降幅度较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球对慢性病的关注，老年人ASCVD的患病率有所下降。然而，全球ASCVD年轻患者的数量一直在增加，这表明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控制ASCVD在年轻人中的传播。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根据临床定义将ASCVD负担，分为早产儿组和非早产儿组。团队根据具体指南对男性和女性极早产儿、早产儿和非早儿ASCVD的负担，进行了比较分析，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证据。
对危险因素的干预，可能部分解释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ASCVD负担的趋势差异。代谢危险因素是造成IHD和IS全球负担的关键因素。代谢因子在年轻人中的患病率逐渐增加。因此，代谢危险因素的控制和管理，对于减轻年轻人的ASCVD负担至关重要。团队的研究表明，过去对这一人群风险因素的控制，存在缺陷。虽然由某些危险因素引起的ASCVD负担，在年轻人中明显低于老年人；但由环境颗粒物污染、高体重指数和高空腹血糖引起的ASCVD负担，在年轻人群中仍在增加。
就性别差异而言，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ASCVD负担不同。与女性相比，无论年龄大小，男性的IHD、IS、PAD死亡率和DALY负担通常更高，这可能归因于雌激素的心脏保护作用。然而，ASCVD的性别差异，在年轻人群中更为明显。行为因素和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可能导致不同年龄组的这些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两性之间吸烟和饮酒的差异，在年轻人中更为突出。 此外，年轻男性对药物治疗的医疗依从性，可能较差。
与IHD和IS相比，PAD在负担变化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在过去的30年中，年轻和老年患者因PAD导致的死亡率，都有所上升。这种形成鲜明对比的趋势，可能是由于与IHD或IS相比，PAD的认识较低。只有25.8%的人知道PAD，明显低于脑卒中和冠状动脉疾病的意识。此外，早期PAD治疗不足，是导致死亡率和DALY率，呈上升趋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发达国家，约1/3-1/2的PAD患者，未能接受长期他汀类药物和抗血小板治疗。鉴于这些情况，迫切需要增加对PAD的关注，并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实施标准化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参考资料：
1.Wunderer F, Traeger L, Sigurslid HH, Meybohm P, Bloch DB, Malhotra R. The role of hepcidin and iron homeostasis in atherosclerosis. Pharmacol Res. 2020;153:104664.
2.Qu C, Liao S, Zhang J, Cao H, Zhang H, Zhang N, et al. Burde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mong elderly: based on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 Eur Heart J Qual Care Clin Outcomes. 2024;10(2):1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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