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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l 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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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蓉镜曾评述沈曾植的书法：“先生早精帖学，得笔于包安吴，壮嗜张廉卿，尝欲著文以明其书法之源流正变，及得力之由。其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流为一冶，错综变化，以发其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 终其一生，沈氏临池不辍，留下了为数可观的临摹书作，从中可以印证其书艺的取法方向。在碑派盛行的时代风气之下，像《张迁》《郑文公》“二爨”这类汉魏碑刻固然是沈曾植非常重视的师法对象，但对于《十七帖》《书谱》《淳化阁帖》这些典型的二王法帖名品，他同样投入了对等的精力，悉心临摹学习。此外，沈氏还是当时最先将考古发掘出土的敦煌遗书、西北汉简等，纳入学书范本加以借鉴参习的书家。为官宦游期间他经常流连厂肆，晚年以满清遗老身份蛰寓上海，沈曾植又陆陆续续购置了数量不少的碑拓。沈氏选择碑帖的标准，一是并不追逐名贵碑帖。二是对刻帖尤为重视。其书学见解主要就是以题跋的形式保留下来，散于经眼或收藏的碑帖上，还包括部分札记和书信，沈氏的碑帖题跋与其书法实践往往可以相互参照，互为补充，是“以学养书”的集中体现，也符合沈曾植作为学者的身份。
沈曾植节录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屏
“古人书有定法，随字形大小为势，武定《玉佛记》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张猛龙》等碑字方寸，《郑文公》《中明坛》，字方二寸，各碑额字方四五寸。”“古人论真行书，率以不失篆分意为上。复人求其说而不得，至以直点斜拂形似者当之。”“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回互虽殊，大体相涉。”“《朱君山碑》用笔尤宕逸，字势方整而足变态。其行画特多偏曲，骨血峻秀。鹢庐四兄大人属，寐翁。”
沈曾植隶书节录《爨宝子碑》成扇“君少禀瑰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复临数行弥益拙劣，然已臂痛废书矣。余斋老人。”
沈曾植节录孙过庭《书谱》扇面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云驶月运，舟行岸移。花落春在，香静夜清。”
沈曾植藏《兰亭序》刘氏重覆潁井本
“颍本行法较定武为疏，而《绍兴御府书画式》所记碑刻横卷定式，所谓《兰亭》阑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阔八分者，独颍本近之，定武高相当而阔不及。翁氏引《书画式》以证定武尺度，不若以证颍本为绍兴内府《兰亭》之确也！此以营造尺量之，未知宋内府书画尺果如何，然以营造尺量取所记《乐毅》诸碑数皆相近，则相去当不甚远也！”
“此帖向来疑为米临，仅以笔意拟之耳。周密《齐东野语》录《绍兴御府书画式》：出等真迹法书，次等晋唐真迹，并石刻晋唐名帖，并引首上下（缝）用绍兴印、米芾临晋唐杂书上等，最后用绍兴印。据《博议》内府阙字本有绍兴双印，不言在后，则所谓双印者，正引首上下之印。当时所刻原本为真迹，非米临无疑也！”“墨妙笔精章原刻少旁（乙）下微有泐文。乙覆本讹变，遂不成字。此本在覆刻本最精，尚复不免此谬，则他固不足怪已！此即《铁函斋题跋》所称刘公勇本也，《黃庭》精妙混茫，视原刻几无笔不备，所稍不及者，原石秀肃，此略加腴畅耳，《兰亭》则飞腾跌宕之致，去之尚远。”
《兰亭序》刘氏重覆潁井本选自陈锡钧题《思古斋黄庭经》拓本册，沈曾植自题“绍兴内府本褚模兰亭刘氏重覆颍井本”。以朱、墨笔小字批跋多段，并过录元人干文传题《兰亭序》。
颍上本《兰亭》《黄庭》刻石，又称“思古斋本”，一说明嘉靖八年（1529），一说万历末年，出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县）古井之中，故亦称颍井本。帖石正反刻，一面为《兰亭序》，一面《黄庭经》，《黄庭》前有篆书“思古斋石刻”，《兰亭》后有“永仲”“墨妙笔精”二印，又题刻“唐临绢本”正书小字，较一般版本缺二十一字。早期拓本可见明人所刻题记。原石明末被知县张俊英拓碑后凿毁。清代重新发现时已仅存残段，残石今在安徽博物院。颍上本被归入褚临本系统，出土后即受到重视，沈曾植据《桑氏兰亭考》，认为是南宋御府藏缺二十一字本，按此原为《书史》所记蒋长源（字永仲）所获苏家黄绢摹本，王连起认为是御府本的再摹刻本，思古斋为元人应本斋号，故当为元刻。颍上真本未残者难得，有多种翻刻，其中最常见刻工也最精的几可乱真。沈曾植所藏朱拓本，即为翻刻，沈指出与真本的区别，在于“墨妙笔精”印之“妙”字，翻本刻讹，并认为这种翻刻本即杨宾《铁函斋书跋》中提到的刘公㦷翻刻本。此外，沈曾植以《绍兴御府书画式》记载的尺度入手，来联想比对绍兴内府兰亭与颖本的关系，说明他对尺度取证、覆本讹变、墨书与刻工差异等问题上都有敏锐的关注。沈藏此种翻刻《颍上兰亭》有四，朱、墨拓本各二。
沈曾植藏《姑孰残帖》
“樊问卿翁，北方金石家，有宋芝山、董镜含风。终日踯躅厂肆，挑剔丛残，有所得，欣然疾步归，其所费不过京蚨四五千，直松平数星耳，而往往得奇物。其收入在咸丰中，散在光绪初。翁卒，盖在同治末也。其弟子为孟志青观察（继壎），好金石，癖性略如翁，不与他人共赏也。”《姑孰帖》，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杨倓、洪迈等刻于当涂郡斋（故址在今安徽当涂）。全帖未见著录。今存世的版本收录有苏轼、陆游、苏舜钦三家诗文，摹勒俱精，素为世人所重。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初出土宋石原刻清拓本。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南宋《姑孰帖》残拓本，手裱，册页装，收录残存石拓文字共15开。该本虽为残卷，却是宋刻宋拓本，并有樊彬、沈曾植、缪荃孙、朱家济、沙孟海等多位名人的亲笔题跋。咸丰年间，由樊彬在京城厂肆中购得，樊氏题识中定为《姑孰帖》，民国初年归沈曾植，封面有沈氏题签：“宋拓《凤墅帖》八页、《姑孰帖》七页，广道意斋所收，宣统丙辰（即民国五年，1916）海日楼重装。”樊彬所题《姑孰帖》其实不误，沈曾植在重加装裱时，拓本顺序有不少颠倒错乱之处，从而导致其误判一帖为二帖。对于沈氏的错误，沙孟海先生在册后的题跋中已作了更正。 此册列为一级文物，并已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姑孰帖残拓，裱存之。偶一披阅，如对古人，饮一勺水，知曹溪味，何必多乎？同治十一年正月廿日问青识。”植案：此残帖乃曾宏父《凤墅续帖》之第八卷，卷首犹存“墅”字下半，第三页末有“辛”字编号，皆《凤墅》之证。樊题《姑孰帖》，误。
沙孟海标注“缪荃孙跋语”与“朱家济抄录钱大昕跋尾全文并附己见”。
沙孟海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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