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澜·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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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上海大学当代文学读书小组”由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文学院讲师王玮旭主持，关注当下文学现场的新人新作并定期展开讨论。旨在通过文学阅读和批评参与当代、介入当代，尝试将每一个“此刻”转化为形塑未来的力量。目前小组成员有14名中文系研究生、本科生。
生命的光与影
——关于《收获》2024青年作家小说
专辑的讨论
王玮旭（主持人）
今天我们讨论《收获》第四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作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之一，《收获》素来给予青年作家很大的关注，80年代推出了当年的先锋作家们，后来从2010年直到去年一共又推出了10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可以说呈现了这一代中国青年对于文学、对于世界的看法。希望我们这个读书小组可以从本期《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开始，进入当代，介入当代，用每一个“此刻”构成一段或许微小但充实的历史。
这八篇中短篇小说各有千秋，恰好可以分成三组来对读。我们先来讨论丁颜的《夹竹桃有毒》和傅悬的《吃黄昏》。两篇小说在写法上都较为细腻，现实感较强，主题都将宏大的文化冲突与具体的家庭矛盾结合起来，又都以青年女性为主角，讲述她们的挫败、挣扎和救赎。
一、文化、家庭与自我的孤岛：《夹竹桃有毒》《吃黄昏》
施松辰：《夹竹桃有毒》的风景描写挺有意思。小说中的女儿阿敏在观看家乡临夏时，街道、房屋都是残破的，太阳是空虚的，黄昏是凝重的，整体上是压抑、衰败的气氛。但其对西藏山区的描述，却是一片花团锦簇，宝石、婚礼仪式和藏式建筑美轮美奂。在甘肃回族的汉语母语者眼中，西藏是神秘的他者，这层美化滤镜将其中真实存在的逼婚、家暴等问题变得不明显了。这里暗含了叙事者的褒贬。
小说描述的临夏这种家长制威权、伦理道德极其保守的社会，歧视外地人的傲慢，以及老人居尊、不断向青年人施压（催婚催就业）等种种问题，在当下的文学描写中并不鲜见。小说处理的女性主义问题，纠结在自由恋爱主题上，这不像是当代女性主义的问题——诸如女性身体尊严、堕胎权、同工同酬、以及性别流动之类，倒像是1920年代中国的“新女性”问题，暗示这个村庄还保守着百年前的习俗。但这些焦虑和矛盾在母女二人入藏之后开始纾解，母亲催促女儿就业的话语完全翻转，暴露出先前话语中“入乡随俗”的动机。可见，那个物理上交通便利但精神保守的社会，才是她们真正的焦虑源。
陈宇轩：类似于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妈妈弗米出走时，面对的是故乡的闭塞，这驱使她想要去往“有公路的地方”。不过弗米的境遇是跨文化、跨宗教的。起初，作为生活在回族文化中的藏人，就像“夹竹桃有毒”那样，她在夹缝中受到了污名化、受到排斥。在分家搬出去之后，通过邻居大妈的帮扶，弗米才渐渐习得当地回族人的文化意识和生活习惯，摆脱失语的边缘处境，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话语。
再回到女儿阿敏，作为在穆斯林文化中成长的知识女性，她沿着教育的路径走，而后终和母亲第一次回到藏区，达成了和解，也窥见了往复流转的宿命。触动我的地方在于，弗米从原先闭塞、无望的生活脱离，进入另一种文化与宗教，她在对抗中自救，终于能适应，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这种恒在的生命力尤为感人。
崔嘉慧：《夹竹桃有毒》的主题是母女和解，但是母女的改变并不均衡，小说更多侧重女儿如何一步步走向母亲、理解母亲。而且，细读会发现女儿理解母亲的契机和角度是可被动摇的。在返藏之前母女虽然也有过几次和解的契机，但是每次母亲的控诉遭遇的更多是女儿的沉默，两人没有发生真正的情感互动和交流。
再说说《吃黄昏》。《吃黄昏》的结尾非常眼熟，有经验的读者都能分辨出来《玩偶之家》结尾娜拉的出走同样是以走出家门为结局，这也提示《吃黄昏》这篇小说中有娜拉的影子。那么，为何“娜拉们”的困境仍然反复上演？为何受过更新式的教育、有过留学经历的美琪还能和子君和娜拉成为精神姐妹？我想一是美琪在婚姻中习惯做“好学生”的姿态，是将学生阶段的游戏规则挪用到了婚姻中，而没有为婚姻阶段创造新的语法；二是传统家庭结构和分工的影响。
施松辰：我们容易忽略《吃黄昏》中的一个问题，就是美琪作为家庭主妇，其实特别享受拣选食材和打磨烹饪技艺的过程。姜一定要是浙江某个镇子里产的辣姜，盐又分多少种，乃至于食材的搭配……她根本是在取悦自己。表面上，这和一般女性主义的看法正好相反。但，作为服务性质的主妇职责，需要的是对丈夫及其客人愿望的满足。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服务职责和自我满足之间的矛盾。美琪视自己的菜肴不仅仅是劳动成果，更是创意结晶，菜肴凝聚了她的生命存在。吊诡的是，一旦保有这部分，她的服务就都是无效的，她的职责便失败了。
陈宇轩：从题目“吃黄昏”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文化意识上的把握与思考。“吃黄昏”是浙江方言，女主人公去中超买食材，通过烹饪的方式来寻找自身的文化土壤，表达对母亲和乡土的怀念。她祈望以家庭主妇的身份构建自己的生活，她通过烹饪表现自己的创造力，更进一步构建、体认自我。然而在这样的结构中，她只能居处错位。
黎钊阳：作者安排了一个准“极限情景”，美琪被放置在一个孤岛中：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同乡异心、丈夫冷漠、疏离社会，被囚禁在家庭里的美琪不得不退缩到自己的个人世界里。但美琪无法自我言说的原因是什么？对于美琪的困境，同学们指出了美琪的创伤性经历，家庭、社会机制的压制，个人价值无法实现这几条线索，但是我觉得还是无法完全回答美琪困于囚笼的问题。
美琪有点像被困在自己的感觉里，我认为她的孤岛一方面是社会、家庭围就的孤岛，一方面又是自己围就的孤岛。之所以说作者安排的是“准”极限情景，我觉得就是因为作者没有完全封住这个情景的封口，美琪事实上有摆脱的机会：她可以挣扎、可以言说，或者至少展现出来，现在整篇小说就像一个溺水者被拉长又被美化的溺水过程，作者特意没给泳池加盖，没有设置一个大男子主义者的丈夫背锅，也没有设置一个具象化的社会、家庭机制压迫的象征背锅。于是整篇小说读起来让人心痛却又感到迷惑：岸上的人为什么不救她？她为什么不求救？
王玮旭：钊阳提的问题很好，这需要我们去反思美琪内在的问题，她似乎是一个拒绝被拯救也拒绝自救的当代人。小说有几处提到她不放过任何一个照镜子的机会，她似乎过于迷恋自己的小世界，无法将自己放在社会中来看待。另外，几位同学提到了《夹竹桃有毒》中的文化冲突，还可以深入。造成弗米人生悲剧的，可以说是文化冲突（偏见、习俗），它也直接造成了阿敏最初的悲剧（幼年时的白纱裙事件）。但是小说结构将这种文化冲突放置在家庭内部（母女、婆媳）来展开，随着故事的发展被转化为某种现代文化（知识女性）与传统文化（结婚生子）的冲突，既而又被最终降格为感情的冲突。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冲突被去问题化了。
接下来我们谈谈杜梨的《鹃漪》和张粲依的《工作狂博物馆》，两篇小说都带有较强的科幻色彩，但似乎又切近我们的现实。
二、想象另一个世界：《鹃漪》《工作狂博物馆》
崔嘉慧：《鹃漪》的主题之一就是城市现代生活的压抑和疲惫，对人的生活的侵蚀。花末做梦的能力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能力，从她对自己梦境的编织来看，主要填充物都隐隐约约透露出对现代都市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抵抗：比如大部分是自然的风光，森林、湖泊、沙漠、海洋等等。就算是有都市色彩的物品，那也是前现代的一些城市物象，例如老式地铁、绿皮蒸汽火车，真正的都市生活代表物（比如摩天大楼）并没有出现。
但是，一个问题是花末梦境中的设计方案被她现实中设计了出来，甚至为她带来了利益回报，那么是否意味着梦境也被现实波及，也就是“做梦也在办公”？不是，因为梦境是花末对于现实的“否定性的停顿”，她在里面重新巩固自己例如悠闲、沉思、不作为等的停顿能力，这些能力对于现代功绩社会和功绩主体非常重要，尼采甚至说没有这些能力，人类会终结于一种致命的超积极中。花末做梦的能力就是这种停顿能力的浪漫化呈现。但是小说没有止步于这一点，花末对于现实的过度逃离，让她永久陷入了这个短暂的“停顿”空间之中。
施松辰：这篇小说的梦境空间，更像是文人雅士或晚明山人的精舍，具有同样雅致脱俗的美学风格。梦境中的一些小物件营造出这样的整体氛围，如佛手柑、小叶罗汉松盆景、以及红茶。佛像亦不过被他征用来赏玩而已。这种空间出现在现代的用意其实非常明显，目的无非为了抵御现代都市社会的空洞、庸常，快节奏带来的倦怠，以及异化等。
即便梦境如此饱满鲜活，他们仍被迫接受坍缩的事实。小说结尾哀婉的情调，将故事呈现为现代悲剧，这隐喻了主观性在生存法则宰制之下缺乏能动性的困境。现代性往往利用科学主义式的“客观话语”，言之凿凿地为某种主流习惯背书，误导人相信“本来如此，再无其它可能”。这样一来，主观层面就变得疲软无力。譬如多荷果，着魔似地相信有了孩子就一定要买房，幸好有花末的视角帮我们对照。多荷果劝花末回到现实的理由是“甲方要求”，非常讽刺，花末调侃他“工作久了，人也变呆了”，诸如此类，皆是把大众成规当成普遍法则的含混。
陈榆菲：如果从女性怀孕的生理感受出发，似乎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视角重读这篇小说。在叙事层面上，花末的怀孕是多荷果买房的动力，而正因多荷果想买房，他们才走进了这座“凶宅”，有了接下来的故事；而花末未来的生产也是促使他们重新回到现实的动因之一。花末因为怀孕会产生超出以往程度的担忧，而文中巢穴这一意象的屡次出现，则暗示了花末对于所谓“雄鸟”会不负养育责任的担忧，同时也在美学层面上生成了这篇小说类似于古典园林式的苦心经营之感。
同时，作者对于“理想”也有一定的反思。在学术理想上，小说中的凶手之所以杀妻子，是因为妻子不再是他科研的得力助手。在工作理想上，花末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发挥专业所长，却不想处理其他杂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似乎在我们的人生体验中也难以得到完善的处理。而小说结尾处，“猿猴”等原始生命的意象的出现，是否代表了作者为我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指出的某种选择？这种选择，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又是否具有可行性？
施松辰：相比之下，《工作狂博物馆》是篇黑色幽默的作品。相比于本期刊物里那些富有悬疑意味的小说，它是通过各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无厘头笑话来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有些片段简直让人忍俊不禁。譬如用售货机投喂这个情节，合理又荒诞，被膜拜的工作狂申公雀沦为她的膜拜者们戏耍的对象，隐喻其中的反人性与虚伪。这篇小说的黑色幽默虽然不像王小波那样具有反抗精神，但毕竟暴露了当下内卷社会的许多症状。
崔嘉慧：《工作狂博物馆》很有趣且新颖，但是这种“好玩”是需要分辨的：过量的融梗造就“好玩”，其实和短视频连续剧的逻辑类似，仅仅有对海量“现象”的捕捉和罗列，缺乏对经验的整理与分析能力。
王玮旭：《鹃漪》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开头，但是此后被不断地组织成一种“硬”科幻，距离现实也越来越近；《工作狂博物馆》一上来就点明了它想象未来的主题，没想到这未来我们读起来如此熟悉，一边是躺平的打工人，一边是资本的奋斗神话，如嘉慧所说再做一些“融梗”。对未来的想象不应满足于夸张化了的现实，想象力的边界也应当超出现实的边界，提供更多可能性。
我们再来谈谈剩下四篇小说。它们都和青春成长之痛有关，舒颖的《爆破游戏》和倪晨翡的《七伤拳》讲述从未成年到成年的变化和人心的微妙；穆萨的《猎人之死》和李浩然的《拘鼠术》则都由一条爱情线索和一条传奇故事线索构成，兼有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特征。
三、叙事、记忆与历史：《爆破游戏》《七伤拳》《猎人之死》《拘鼠术》
崔嘉慧：《爆破游戏》的结尾有点小了。开头落脚点是四个人的羁绊，中间分别展开“我”与其余三个人分别的羁绊，先是王子睿、后是陈澍最后是黄琪茹，结尾最好仍是回归四个人的羁绊，或是童年的“罪恶”让四个人都分别背负着西西弗斯巨石，或者更加整全的东西，而不是最终落在“我”对王子睿的感情的回归上，这样收束全文会显得有些虎头蛇尾。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和陈澍发生关系后，一方面因为满足了幼年的爱情缺憾而幸福，另一方面也惴惴不安于这段关系或许迟早结束。“我”看到了陈澍手机上来自LUCY的电话，现实的残酷在我面前展现，我突然想起了王子睿说过的话，“首先，你应该给自己犯错的空间，告诉自己这样是正常的，然后直接放弃后面最难的那一小部分”，这一段很动人，这是“我”决定直面真实世界的时刻。
黎钊阳：《七伤拳》是一篇阅读体验非常痛快的悬疑小说，标题就揭露了整篇小说的暴力底色，并不少见的犯罪题材，兄弟二人互为光影互为表里，交流的隔膜让同心的两人渐行渐远。小说沿用了悬疑小说很受欢迎的冰山式写法，将许多信息留在了文本之外，但是用力过猛导致留下了太多的悬念难以揣测，例如最后的高潮部分兄弟二人的交谈中弟弟的突然崩溃，以及弟弟揭露的骗局指代不明。小说最后揭露的叙述者诡计让人眼前一亮，主要问题还是在叙述上留下了过多的缝隙，尽管揣测和想象是悬疑小说的优秀品质，但是没有谜底的谜题还是影响了质量。
陈榆菲：《七伤拳》的构思比较有意思，用武侠小说中七伤拳相互伤害的寓意体现了兄弟二人在交流上的困境。
再说说《猎人之死》。我们似乎能够通过这篇小说看见作者的现实关怀，最近就发生过类似的“胖猫”新闻事件，作者似乎也在用文学这种特殊形式去处理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例如小说有多处对于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他似乎非常相信自己的感受，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女方骗了钱，他觉得给予女方钱财都是自愿行为，甚至能够从女方的身上获得情感上的支持与帮助。这让我想起《哦，香雪》中，乡村的女孩对于男售票员萌生的情愫的自我体认，更偏向于不牵扯利益。而在《猎人之死》中，作者似乎对凤娇们在金钱与爱情之间的抉择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也就是男主就算付出了金钱，也仍然相信自己的感情是纯洁的。
施松辰：再谈谈《拘鼠术》。以“鼠”为线索串联三代人的命运，有点像诸如《香水的世界史》《盐的世界史》这类通过小物件观照历史的微观史学著作。其次是它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与历史互文的同时进行了形式上的变形。“祖父学拘鼠术是为了保护粮食，现在粮食没了，拘鼠有什么用呢？”父亲一代遭遇养蜃鼠骗局，最后倾家荡产继而丧命，表现的是改革一代对发财致富之道的盲目狂热。到了“我”这一代，鼠只不过是男女调情的插曲罢了，城市青年关注私人感情而弃置宏大叙事，这是90年代以后的态度。
陈宇轩：《拘鼠术》虽然通过父辈和祖辈与拘鼠相关的历史事件相勾连，但历史维度的深度依旧是不足的，更多地只起到时间维度的作用。就几篇小说总体而言，构建性的思路大过作品的内核。这样一来，文字是在朝内部收紧的，而非朝外部流溢。
王玮旭：这四篇小说在叙事技艺上都有所着力，但也如同学们所分析的那样，基本上都还存在一些不够圆熟的地方。我比较在意的是另一方面，在叙事的迷雾以外，这四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他/她们都承受了某种精神的痛苦，并难以走出，同时在爱欲层面表现为一种挫败。在《爆破游戏》里，“我”被童年时代同伴的“恶”间接导致的真正的恶性事件所困住，《七伤拳》里的“我”直到结尾也没能跨越重组家庭所导致的童年创伤，《猎人之死》里的“我”多次相亲失败而后又被女同学欺骗，萦绕心头的却始终是童年玩伴的死亡，《拘鼠术》里的“我”情场坎坷，原因其实正是家族史的悲剧以老鼠的形式阴魂不散。青年在社会关系、亲友关系、恋爱关系之中永远被挫败，造成这些挫败的原因则被归结于某种久远的创伤，而非切近的他者。由此几篇小说都携带上浓厚的怀旧情绪，“成长”变得不可想象。这或许就是四篇小说叙事迷宫之下隐藏的精神真实。
参与成员：此刻·上海大学当代文学读书小组
王玮旭（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
陈榆菲（上海大学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陈宇轩（上海大学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崔嘉慧（上海大学中文系2022级研究生）
黎钊阳（上海大学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施松辰（上海大学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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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 雅、邓洁舲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