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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体育组织正式和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是在1931年，在这一年国际奥委会承认大陆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体协)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但是在1922年国际奥委会里却已经选出了一个中国委员，他就是王正廷。王正廷怎么会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呢？
1、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
简单说来是这样：他是当时中国体育界的社会名流，他取得这个地位是由于他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基督教青年会在早期曾经是大陆近代体育事业的推动者。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于1844年在英国伦敦创立，日后即逐渐扩展至世界各地。
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学校，于福建省福州市英华书院成立，这也是五口通商后，在大陆创立最早的青年会。至1889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派员到上海，会见当时在华各地的外籍传教士共430人之多，并在上海举行会议。
1900年美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基督教青年会。由于青年会以传教为目的，故吸收了许多中外会员，中国人也开始从青年会日渐参与西方的体育活动。
来会理博士（Dr.David Willard Lyon）是第一位由北美青年会总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并首先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来会理于1870年5月13日出生在大陆浙江省余姚县之教会家庭，后返美国就学，于1891年毕业于伍斯特学院，之后分别于1894年获得体育硕士学位和于1916年获得博士学位。他除了在美求学时间外，毕生生活在中国。
来会理能说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文学颇有造诣，且会用中文作诗；他关心中国事务，熟读中国典籍。
近代体育从西洋传入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和青年会。通过体育运动，它取得联系青年的机会，扩大它的影响，所以它不仅在教会学校里很早就设立体育课程，大力鼓励课外体育活动，而且通过青年会组织各校间、各地区间的运动会和体育比赛，并在社会上推动体育活动。
体育可以说是青年会的一项中心活动，较大城市的青年会都设有专门负责这项活动的体育干事。基督教会为了推动这项活动，很早就注意培养体育干部，不仅在国内由青年会开办体育学校；而且在美国麻省的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学院——就是春田学院，里面有专门训练体育干部的部门。这个学校的学生有一部分是直接由各国青年会保送的。
大陆早期体育界里不少有地位的人物，就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
据曾担任第一任中国篮协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回忆：
“1910年，那时我是十六岁，进了北京附近的通州协和书院。这是个教会办来培养传教师的学校。那时还在清朝末年，但是这个学校里体育运动已很盛行，有了篮球队等组织（篮球这项运动是1892年最初在美国开始的)，我曾当过篮球队的队长，经常到北京、天津等地赛球。就在1913年的一次篮球比赛时，后来在天津青年会工作的一个美国人当裁判，他看中了我，当场预约我毕业后到天津青年会工作。
1916年我就进了天津青年会，当练习干事，专搞体育。下一年他们把我送到上海，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办的体育学校里学习。毕业后我就为青年会搞体育活动。1923年，青年会又保送我去美国春田学院留学，1925年我回到天津青年会当体育部主任，一直到1930年才和青年会脱离关系。”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虽有一些提得新学的人也提出过德智体三育之说，但是对于体育至多也不过看成是新学堂里的一项学生的游戏，事实上是很少重视的，当时的政府当然更不会管这种事。
2、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成立
大陆第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会是1910年（清宣统二年）在南京举行的，主办这个运动会的是“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个体育同盟会有公董二十五人代表上海、南京、苏州、武昌、天津、香港等地方，事实上是各地教会学校派来的，只有极少数和青年会没有关系。最奇怪的是，其中竟有十二个洋人。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并没有常设机构，实际搞工作的就是青年会。
1913年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的发起人是菲律宾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美国人勃朗，他得到中国和日本青年会的赞同和协作，才把这个运动会组织起来的。
董守义回忆：
“历届远东运动会，吾国多由全国青年协会体育于事主持其事，‘如出席一、三、四、六诸届及主办二、五两届，均由美人柯乐克、麦克乐、葛雷等先后主持之。”
1911年9月30日柯乐克抵达上海担任青年会体育部主任，但他同时仍兼任加拿大奥委会的工作。柯乐克（John Howard Crocker） 1870年4月19日出生于加拿大，获美国春田学院荣誉体育硕士学位。1896年他参加加拿大全国男子五项比赛赢得冠军，且在往后几年中保持此项荣衔。1908年他担任加拿大第一次参加伦敦奥运会代表队的经理。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时，由柯乐克出任中国代表队的经理，由于中国选手们的杰出表现，吸引了观众高达十万人次，是从来没有的盛况。大陆首次主办远东运动会的成就，对日后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由于青年会领导当时中国各种体育活动，因此柯乐克出任全国体育会的执行委员兼荣署秘书。
在他的报告中，也提到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但缺乏全国性的运动组织，青年会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成立全国业余运动董事会。
当时主办远东运动会的办公室就设在上海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大楼里。这些都说明中国体育事业是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
基督教青年会里的洋人实际上操纵着早期的中国体育事业，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些中国人出面才好办事。
依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凡参加奥运会者，必须按规定先组成全国性的国家奥委会，并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后，才能被邀请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1919年大陆为了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运动会，由华北、华南、华中及华东四个地区的青年会代表们，仿照美国的业余运动联盟，组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组织“全国运动联盟”，以选拔优秀选手出席远东运动会。同年8月份各区代表在上海再度集会，选出五位代表，成立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柯乐克，这个“全国运动联盟”组织，直至1922年演变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
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再度在上海举行，政府及民间均极重视，由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张季直担任大会总裁，北京中国大学校长王正廷博士任会长。当时黎元洪总统以北平天坛祈年殿模型为奖杯。
本届运动会由葛雷博士担任总干事策划，门票收入甚丰（达三万元)，结余14000元法币，葛雷建议以10000元兴建一座全国体育馆，4000元拨交“全国运动联盟”作为基金，由于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的成功及经费充裕，乃利用远运会期间（6月初)在上海召集第一次全国性之代表会议，共49人参加，除拟定中英文章程外，并选举筹备会的职员9人：
会长：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校长）
副会长：郭秉文（南京东南大学校长)
会计：袁敦礼（北平）
书记：麦克乐（南京）
顾问：刘福基（香港）、郝伯阳（上海)、马约翰（北平）、司马德（苏州）、柯乐克（保定府）。
此后又经过11月在北平，次年（1922年)2月在上海的两次会议，至1922年4月3日在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上列筹备会的成员亦当选为首届执行委员，当时这个组织英文定名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并决议五月在武汉或南京，举办第一次全国运动竞赛大会（亦即日后在武昌举行之第三届全国运动会)。
当时大会章程第二条的宗旨为：
（1）在中国提倡有系统之运动及体育。
（2）为全国业余运动比赛制定统一之标准规则。
（3）推广并改善业余运动会之运动竞技。
（4）设立并维持业余运动之划一标准，以增进高尚之运动精神。
（5）在中华全国提倡并组织分区运动联合会，并使其隶属于本联合会。
（6）设立记录部，专司记录全国各分会业余运动竞技事宜。
（7）遇有国际竞赛举行时，由本联合会负责，选定代表中国之运动员。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时，会参照奥林匹克的宪章及其精神，在当时宣言中即强调阐扬业余运动的意义：
运动可分为两类：即专业(职业)、业余两种，业余运动员之练习运动宗旨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使身体、心智、社交受运动之益，并不以运动为生活之依靠。业余运动员的精神，应该是运动场上的君子精神，就是爱惜自已的名声，尊重裁判员，不取得不公平的利益。
“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九位负责人已具有各地区的代表性，会务仍赖当时东南大学体育科主任麦克乐及上海青年会体育主任葛雷两人主持，因为当时在大陆，既无适当的体育专业人士，更无熟悉国际体育事务者，尤其是对内之领导与协调、以及对外之国际联系、外文通讯工作等，均得借重各地青年会之洋人配合及支援。
所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自己的全国性的体育组织。
3、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何以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奥委会？
沈嗣良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略史》里曾经说过：
“自远东运动会之后，历届大陆参加事宜，由伍廷芳、唐绍仪、王正廷、张伯苓诸君主办，…实际办事和技术方面，则由外人管理之。”
伍廷芳、唐绍仪，王正廷、张伯苓这些人，也就是这样成为早期中国体育界的头面人物。伍廷芳和唐绍仪是清末民初办洋务的人，他们出而来办体育也就说明当时体育事业和洋人的关系了，张伯苓和王正廷都是和基督教青年会关系特别深的人。
张伯苓是以私人办教育出的名。当他宣布受洗作基督徒时，在天津曾轰动过一时，因为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知识界名流皈依基督教还是不多的。他一直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支持者。
王正廷也是基督徒，早年曾做过东京中国学生的青年会总干事。民国成立后，他当了参议院的副议长。袁世凯想当皇帝，解散国会时要抓他，他当晚逃到通州的协和书院，躲在洋人家里。由协和书院里的洋人雇了只小船，派了两个学生护送他到天津去的。
他到了上海就担任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
由于中国主办五届远东运动会的成功，以及葛雷及麦克乐的从中联系，国际奥委会于1922年正式承认大陆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中国奥委会，同时王正廷亦以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会长的身分，在国际奥委会第21届年会（1922年巴黎)中当选为中华民国国籍的第一位委员（亚洲第二位)，自此我与国际奥委会即展开了历史性的关系，同时中国亦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员。
顾拜旦为了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化，先聘王正廷为委员，同时希望中国尽速能成立国家奥委会，当时由葛雷将刚成立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即被认定为全国性最高之体育领导机构，而摇身一变为“中国奥委会”，这种情况正如同在奥林匹克活动尚未普及时，以原有各国之最高体育组织如日本体协会、菲律宾体协会等，即承认其为国家奥委会一样，而且这样的方式，在当时相当普遍，且为国际奥委会所接受。
当时国内全国性的运动会举行了两届，选拔组团参加远东运动会亦已五次之多，运动竞赛渐渐引起国人的兴趣，尤其是在大陆早期参加远运会时，成绩相当不错，然而面对国际性竞赛活动，必须有一代表全国性的运动组织。
当时菲律宾早在1911年已仿照美国，成立了全菲业余运动协会。尤其是日本的加纳治五郎早于1909年即被聘为亚洲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于1911年成立的日本体育协会，亦于1912年为国际奥委会承认为日本的国家奥委会，并参加了第五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
当时的菲律宾体协均由勃朗主持，勃朗虽会参观安特卫普奥运及列席国际奥委会年会，以美国人代表国际青年会身份，领导远东及菲律宾的体协会，虽非长久之计，以致菲律宾直至1934年始选出第一位菲律宾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瓦格斯，而菲律宾则于1924年参加了第八届巴黎奥运会。
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远运会，顾拜旦派加纳治五郎委员代表国际奥委会至上海，在开幕典礼中宣读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的贺词。
4、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1924年5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湖北武昌举行，经由五区代表（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南及西北)于5月21日举行首次聚会，推选筹备人员5人小组，草拟简章重新组织一个代表整个国家的民间体育团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定于5月25日在湖北省教育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惟因时间匆促未果。
主要是因筹备手续尚欠妥善，未获结果。当时正好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亦在湖北省开会，逐经协商后合并召开联席会议。
但由于人多言杂，莫衷一是；且与会者多只代表个人身份，以至不能成立。最后，推选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会长张伯苓、中华体育协会发起人卢炜昌为筹备委员；请聂云台、郝伯阳、沈嗣良、王壮飞、柳柏英等五人成立“章程起草委员会”，负责修改中华体育协会和中华业余联合会原有的章程。组织初步定名为“中华体育联合会”，拟定于同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时，召集各省区代表开成立大会。
1895年北美国际青年会，派出生于大陆的美国传教士来会理，到中国天津创办天津青年会时，会建立了为大众服务基本理念，并强调“为中国人所有，由中国人管理，任中国人享用”。
至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立，体育事业历经美国传教士将近30年的领导后，如先后于1908年香港成立南华体育会、由1910年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1912年北京体育竞进会、1913年的华北运动会，1919年的全国运动联盟，以及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等，均由各地青年会外籍人士主导，30年来大陆体育专业人才日渐自美国、日本留学归国，为了民族自尊，理应肩负起发展体育事业之责任。
1923年7月7日下午2时至5时，一次体育史上的重要会议，在上海召开了，三十多名体育界知名人士出席，明确讨论“体育管理国有化”。
精武体育会卢炜昌说：
远运会失败，厥在办事西人，不肯请华人帮忙，但吾人不愿放弃责任，愿尽力为办事人之助手…
马子贞说：
成立体育协进会，必能雪耻。
郝伯阳说：
远运失败，实有益处，如吾人发起而组织体育会，即受其赐也。
会上决定，用中华体育会名义，联络华南、华北、华东、华中各体育会，定期举行成立大会，并拟暂假北四川路中央大会堂为临时筹备处。推选唐少川、马子贞、郝伯阳、卢炜昌等20人为筹备委员；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裴国雄、马西民等七人为筹备会执行委员；唐少川、熊长卿、卢炜昌等创立协会宣言：“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体魄。”
1924年7月4日、5日，由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及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共同召集，在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举行大会。与会代表有江苏、浙江、直隶（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香港等十余省代表66人，张伯苓为临时主席，沈嗣良为临时书记。
会议经全体投票选出张伯苓、郭秉文、陈时、卢炜昌、聂云台、郝伯阳、沈嗣良、方克刚、穆藕初九人为临时董事会董事。
7月5日晚，董事会正式召集董事会议，修改章程，并公推王正廷为名誉会长，张伯苓为董事长，沈嗣良为总干事，和其他董事十五人，其中没有洋人了。
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这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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