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开始了，从奇点大爆炸早就开始了。从最炽热、最紧密、最迫切开始，逐步降温、膨胀、疏离，以至于今天。故乡、父母，都在这里。远方、他者，也在这里。我们由遥远过去的元素构成，我们有了自我意识，我们于是炽热、紧密、迫切。至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可以想象，可以不同，都要接受。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而评书、小说、相声则不同，随时可以被修改，当然，一旦确定文本，也就遗憾了，人生也是如此。
人间世，向来有悲喜剧发生，永远在现场直播。无论是作为读者、观察者，还是故事里人、局中人，总要在事情或故事的发生中。甚至，你我都分不清自己是主角还是配角，但时间却是公平的。有两种说法似乎在对砍，但好像都正确或错误。一是缺了谁地球都一样转，历史不过是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英雄或人民不过是恰巧在某一时空出现而已。二是某一只亚马孙流域的蝴蝶展动它的小翅膀，东亚也可掀起台风。视人为万物之灵，或是草木微尘，总只是比喻。然而，英雄和时势总是相互成全的。最强的那个大英雄和他的组织，总是能决定上限。
文化是大家看乌龟盖上的纹路，搞怪的目的在于欺骗，最后语言成为蒙蔽的最高武器，最高的批判就是彻底搞臭一个人，口耳相传时期是办不到的，伏羲女娲共工刑天可以被神话，只有文字的助力才可能办到。各国的民族精神都由此而来，神话是面对自然的威慑而篡改过去，将先人和领袖给予以神奇，依山涉海、神仙子孙，有利于统治和团结。童话是教会小伙子听话，又有一定的幻想，只有青春期有些难办，于是古人早早就结婚，将青春期放入婚姻之中。而最初的诗歌，不外乎是劳动时的畅快或呻吟，再就是对天地河山的赞叹，伦理于是产生。人之立，所以、所由、所安，我们总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审美，所谓理解人生便是所安，于是悲喜便是自然。
任何人都只是孤独的个体，接受外来说法有从勉强到敞亮的不同层次，我们能够看到的光有区间，我们听到的声音有区间，我们感知的所谓知识也一样有区间，这个区间便是个体生命活动的所有。任何知识或背景都有其背景和局限，除极少数的公理和常识外，其他都需要判断其涵义、隐喻、实质，或者与字面相反动。文明之肇始，是化公有为私有，圈地抢人。然后，再起义、革命、重组，最终再从私有到公有。人间世的故事，总是押韵一般发展。
我永远不会有宗教信仰。任何宗教都有其立场，范围的划定就是自我作宥的开始，但也是一种写保护。宗教从来不是说理的，没有逻辑，根本上就是让信徒驯服，惩戒便是将他开除出群体，对于反抗者则是杀戮，身体或精神。
此一也是非，彼二也非是，我们怎么能够全面理解、感知他人，然而我们必须与外人、外国相接触，于是交流便成为存异求同的过程。一切的前提是我们是人，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对于时间和空间有一些共同的看法，其他便是各有各说法。并非是因为上学时对共产主义和辩证法太过相信，只是我晓得信仰对于我的慰藉，并非一种躲避，但也确实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威力十足，足以解释我的一切疑问，即便是外星人，也无从逃脱宇宙定律。石旺沟之小，宇宙之大，本质上没有区别，都需要在生活中观察。
从最初相信明天会更好，到以为文字可以反映人间世的一切表象与根本，再到认可看不见的混沌力量和利益集团的滞动，革命和改良各有其妙处和缺憾，情感第一或是事业先行，都不是首要问题。当下对我而言，是在体制下的生存，还是继续逍遥之行旅，拯救也许只是糊口和寄居，于尘土飞扬之北中国，而南中国分明也有诱惑，简单来说，活着是最大的信仰，而文字是我的工具。
时间是人生最大的敌人，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不过是淡淡的存在；我不相信客观事物的有发放暗示的可能，小说更像是作者故意搀和的开放式文字游戏，纸面上的细节和环境在不经意间便消除了真实人生的信息。
我从不敢相信自己能再现我看到的北国农村的蚂蚁缘槐般的琐碎，他们的生命攸关在我彷徨无助的笔端，我为他们无可逃避日复一日地改造地球而深感不安，我本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来自他们，目前还和我的家人在一起，生活在他们之间，每天我都能看到、听见、感觉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在某些人看来或许是无谓的人生，是啊公蜂似的劳碌确实是他们的真实。
我的失落感主要是两头不靠岸的迷惘，我虽看见可我没有话语权替他们张目；我从来没有歧视过城市或农村，我认为现代文明能够改变落伍的广博农村，但关键在于首先改变人自身，第一是要从城市里面的人开始，不要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其实不然仅仅是历史演变至今的既得利益获得者而已。
乌托邦和泛道德化的追问，矫诏般的理想主义，在我这里受到最苛刻的怀疑和坚决的拒绝，我宁可把宝押在琐碎的鸡毛蒜皮的理性之中，最起码每个具体的人和问题都不应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论而强行校对命运。我的冷静压制了我的思索，我已然遗忘了过去时的一些细节，但仍然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感触在。俄罗斯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布尔加科夫，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我的阅读在1996。它深刻地揭示了威权统治下的前途，尤其是在宗教和暴力的审视下，或然成为必然之后，再被他者的目光和耳语扭曲，多年之后，更是找不回最初的本意。
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书里写了繁复的意象，暗示和明确指出压抑的宣泄，会伴随着无限延伸的犹疑不决，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并非有理智的思考空间作了成功的文学证明。宿命的归结也是一种方法，正和王安忆的长篇《纪实与虚构》、马原的《虚构》一样，世界上高明的虚构也是创造世界的别一种方法。我们中国人，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重要的是文化，文化中国里有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史记汉书，更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四大名著聊斋志异和鲁迅，经史子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很可能评书戏剧相声小品影视剧影响更多，那些虚构的情怀构成了大多数普通人的文化中国。
苏童和潘军分别将楚汉故事改编为话剧和心灵叙事诗获得相当可观的成功，再三证明楚汉故事是整个民族的阴谋复隐秘的生存记忆，各色人等都可在这个包容性极强的民族童年向青年成长的过程中（共同记忆，但侧重必不同）寻找到自己的替代（带入），所谓“王候江相宁有种乎”，清夜扪心自问我们都有类似的欲望丛生。非常希望将来能够亲眼目睹这幕活话剧的精彩淋漓尽致的上演，在我的号叹之中。
或传统书写或尖锐的形式试验，但总要独特情感的抒发、拒不妥协的立场，对边缘人物的关怀、营造扎实的脚踏实地的有七情六欲的英雄形象，是一群摈弃庸俗犬儒思想的斗士，隐藏在悲观主义背后是热血沸腾的感情留恋，曾经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然而日常却更是这个宇宙发生最多。我是个以悲观情绪为基调的人，这也基本上是我的文学观念。我不敢拒绝浪漫主义的入侵，也不拒绝意识形态的参预，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意识形态之内，但我却还是没有寻找到自己的风格和节奏。
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里写道：“陈述是有所传达有所规定的展示”，我将其理解为创作者“表达的需要”，电影曾经作为特殊的“陈述”（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更为重要）更应有所追求。一九六八年的红色五月，结构主义可以不上街，电影传单则要上街。
王安忆的《小说学大纲课程》选章——《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世界》，她以人的充满自然力的成长来解读罗曼·罗兰的原著和傅雷的翻译，他的一生就是在寻找，去寻找生命的本质，而他的表达方式是音乐和冥思苦想，以及辩论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必不可免的暴力手段，在这一漫长岁月中，罗曼·罗兰原则性为我们的主人公安排了许多的或长或短时间的友朋知己，琐碎无聊的巴黎和它的人民，恍惚着错过克里斯朵夫的体验，生活就此而言展现出原始的本真状态，窃以为庸俗化的大众追逐潮流，沙龙的冒充文雅其实不然是文明之堕落那么简单，汹涌澎湃的浩荡冲击波过了，为我们留下的遗产往往是过滤后的净化，我应该有所选择。人性有弱点是正常的，完美的人不存在，就是完美的苍蝇也不存在。看穿生活的真相，依然继续，才是真性情。
人间世，向来有悲喜剧发生，永远在现场直播。时间开始了，蒙太奇永远在，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我们看到的故事，想到的往事，构想中的现实，以及不确定的未来，还有回望过去还能修改历史，或者重建建构，谁能说得清主动还是被动呢？往事的信息，我们都无从全面把握。这些故事，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总是需要写下来。故事也许会结束，但时间永远。
我将离开家乡，到远方去，到广州和北京。我将告别我的学校、银杏树和菜园，我将告别我生活了二十五年的老家，再见了我的下沟水库、石头房子和西南岭。再见了我的玉米地、萝卜坑和拦路的大鹅们。再见了我的野火、水渠和林间的风。我知道，无论我何时回来，你们都会在那里等着我，我也将会把你们写进文字里，也许能得以永恒。我知道，时间早就开始了，远方也许有我要的生活，可能有我要书写和兑现的文字上的旅行。我知道，无论我在外如何，父亲和奶奶都会是我的后盾，这也是我可以得了做梦，在临行前有一些从容。
以上文字的大部，写在2003年辞职离开老家之前的最后一个月内，对于文字和时间有着或坚定或犹疑的态度。当时，是多年以来秋收最为泥泞的一个月，我和父亲在黏土地里忙活了一个月，才把花生收获回家。2024年8月3日删改了部分，文字终须是要伴随我的后半生，白日梦往往是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