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去干校前,工宣队和造反派叫我们都到崇明去劳动,我们是在崇明岛旁边的一座小岛上劳动,我们是乘船去的。到了那里,带队的人先叫我们把行李等打开检查。有人带了一把水果刀,被没收了,羽山带了张崇明地图,造反派说他是准备逃到台湾去。有人带牙签,就说他是准备自杀……真是造反派说啥就是啥,莫名其妙!
接着,就是艰苦的劳动,工宣队也参加劳动,还叫我们吃忆苦饭。饭是请农民烧的,用烂菜叶子、糙米、玉米等一起煮,味道很不好闻,那些工宣队造反派也一起吃的。吃完后,叫我们谈感想。其中有一个人还说好吃。造反派听到了,就叫他再盛一碗吃下去。
这时,我很担心女儿的工作分配。我下去之前,我大女儿汪满初中毕业了,要分配工作。这个时候按分配政策,她可进工厂。我叫她进工厂,她还是决定到苏北大丰农场。我问她为啥这样做。她说:"我有两个妹妹,如果我去工厂了,轮到妹妹们就只能去农村了,我吃点苦没关系。大丰是劳改农场,条件比其他地方差一点。"我明白了,大女儿是为了照顾两个妹妹。我感到欣慰,大女儿长大了,能为我们父母分忧了。
过了一段时间,根据市里规定,上影厂全体人员都到奉贤干校去。厂里派了先遣队尖刀连先去干校造房子。我到干校时,尖刀连已造好房子,一大间,泥巴墙,芦苇盖顶,大家睡上下铺,和我搭档的是桑弧,我睡上铺,他睡下铺。上面有风吹进来,很冷。这一大间,一共可以住二十个人左右。上厕所要隔条小河浜,夜里用手电筒照着走过去。我们在干校,每月回家一次,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回市区,周日休息。然后,周一早上回干校。下干校是全厂所有人一起去,工宣队带队,主要是垦荒参加农业劳动,参加"斗批改"。我们是"牛鬼蛇神",是去接受劳动改造,争取改造好早日解决问题。
我们到干校时是冷天,要下河挖河泥积肥。我赤脚下到河底,两手抓住铁锹挖河泥,力气小就无法把泥甩到岸上,甩上去的泥都滚下来。中叔皇见了,在岸上对我说:"我下来,你上去!你力气小,河泥甩不到岸上。"说着,他就连跳带滑下到了河底。
果然,中叔皇力气大,将一锹锹河泥甩上河岸。我则在岸上将河泥装人畚箕里,挑送到田里。因路滑易摔跤,我还是挑不动两畚箕河泥。我见桑弧也挑不动两畚箕河泥,就和他一起抬着送到田里。此时,姓史的造反派看见了,就走过来在我们抬的畚箕里加了一锹泥,还有一次他朝我们畚箕里加了一块石头。至今我一直没忘记他那一副凶相的脸孔和发红的眼睛。他是50年代山东来的,听说"文革"后他去了美国。
后来,房子造好了,各连分开住,我住三连美工组一间房。里面有两个人和我很好的,一个是中叔皇,他是室长。另外一个是郑敏,也是演员。还有一人是一个常穿着军大衣自命不凡的人,曾扬言要管厂里的文学部。他还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搞文学?"他唱样板戏,还学拉胡琴。我对他说:"你不行!"
在干校时,王丹凤在厨房间烧饭。她不会烧菜,又患有血压高,后来就不烧饭了。谢晋也跟我们一起劳动。
我们在干校劳动时,每月定粮只有22斤,不够吃,劳动强度又大,只能是早饭一两,中饭二两,晚饭一两,还有一两买馒头。周围的老百姓看不下去,说我们这些人是:"衣裳顶破,劳动顶苦,肚皮顶饿,工钿顶大。"夏天,天热汗出得多,看到有人卖西瓜,我们要买,又没钱,只好跟那人商量,先给我们,下回买瓜时再补上这次买瓜的钱。那人同意后,我们就将西瓜用手劈开来吃了。第二天,我们再去时,卖西瓜的人不来了,因为他知道我们没钱。
一天,我正在干校劳动,突然接到我家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通知,说我女儿要到安徽凤台去插队了,家长可以请假一天。当我去请假时,工宣队长说:"女儿去插队与你有啥关系?"真不是人话!我不理他,照样请假回家帮女儿作准备。
二女儿要去安徽插队了,这天中午忽然肚子疼。她是吃好饭觉得肚子疼的,我立刻送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她是紧张。是啊,她马上要离家远行了,怎能不紧张。按上一年的分配政策,上有去农村务农的,下面的弟妹可留上海进厂工作。二女儿汪澄和三女儿汪清都是69届初中学生,到毕业分配时政策变了,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一片红,全部到农村。二女儿知道插队苦,但为了妹妹,就选了到安徽插队落户,这样妹妹就可到黑龙江军垦农场。两个小女儿都到农村,可惜我大女儿白白浪费了一个留上江军垦农场。两个小女儿都到农村,可惜我大女儿白白浪费了一个留上海工作的机会。医生看不出毛病,我劝二女儿不去安徽了。她说:"不去怎么行?"她不敢不去。我只得陪她再回到学校里,打好包,送她到桃浦火车站上车。桃浦离开上海市区蛮远的。我们把她送上火车后,她就在火车站上车。桃浦离开上海市区蛮远的。我们把她送上火车后,她就在车厢里不出来了,也不到窗口来和我告别,我知道她不敢来看我们,看了她会哭。
送走女儿后,我和妻子从车站往外走时,碰到了已在美影厂的马国亮夫妇。一问,他们也是来送儿子去安徽凤台插队的,原来他儿子和我女儿分在同一个县同一个公社。问起他这几年的情况。他说:"因为是马思聪出逃的事,牵连到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马思聪是他妻子的哥哥。马思聪出逃香港、美国之后他们夫妇俩受牵连,被关押审查。儿子是学大提琴的,也只得下放,去插队了。
他还告诉我,"文革"开始时,美影厂"牛鬼蛇神"每天早上跪在厂门口迎接革命群众上班。有一个叫许秉铎的"走资派",解放初他作为领导干部欢迎我们从香港归来。每天吃午饭时,造反派命令他站在饭桶旁,每个去盛饭的革命群众都可打他一记耳光,善良的人就宁愿不来吃饭,也不打他。他人很好的,可惜最后他竟被打死了。马国亮和我一起从香港被赶出来,又一起被打成右派,一起脱"帽子",在农场一起劳动,"文革"中遭到同样的劫难。现在我送女儿插队,他送儿子务农……说着说着,我们禁不住抱头痛哭。
接下来,我小女儿汪清到黑龙江农场去,我又请假了。工宣队长说:"沈寂怎么这么烦的!"我说:"我有啥烦?"说实在话,我也没办法,到黑龙江嫩江军垦农场,靠近苏联了,工资是有的,但只有几块钱,不能解决问题。江嫩江军垦农场,靠近苏联了,工资是有的,但只有几块钱,不能解决问题。那里冷,被子就要多两条,没办法,我太太到二姐家扛了被柜送到火车站。当时我小女儿只有十六岁,我们很不舍得放她去那么远。我在干校时,心里经常难过,一家人分散在天南海北,大女儿在江苏,二女儿在安徽,小女儿在黑龙江,而我在奉贤干校,老婆在家,真的是四分五裂啊!
在干校,光是劳动还能对付,但是搞"斗批改",真让我们备受折磨。我被批斗,因为我去过香港。对我连续开了几天的斗批会,要我交代去香港碰到过啥人?我每天写交代,写碰到的导演、演员,就是不敢写碰到过唐纳。然后主要是交代写过哪些电影剧本。不料,这个时候发生了著名导演顾而已自杀事件。
原本顾而已因为人胖,又有高血压,不用来干校,让他待在家里。可是突然有一天,造反派把他押到干校来了,还勒令他跪下来接受批斗。工宣队责问他是否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否认。工宣队拿出一封检举信,说是他老婆写的。内容是顾而已与洪逗、唐纳与蓝苹、赵丹与叶露茜六人在杭州六和塔举行集体婚礼的事情。现在的老婆是顾而已的第二个老婆,顾而已曾对她说过当年的事,她竟将这件事向工宣队检举了。当天,开了一场批斗会后,顾而已被押到我们宿舍里睡觉,一夜闷声不响。
第二天,吃早饭前,我看见他呆呆地坐在竹椅上,想心事。我就过去叫他:"老顾吃早饭了。"他低着头说:"你先请吧。"我就去食堂吃早饭了。会儿,听人大声喊叫起来说:"顾而已自杀了!"我们连忙放下饭碗,赶去看,他是用塑料绳绞成一个圈圈吊死了。我看见他躺在地上,医生赶来救治,可惜已经死了。我一下呆掉了。刚才我还跟他说话,一眨眼的功夫,就上吊自杀了,他与我们已是阴阳两隔了。
顾而已本来没事的,就是因为他老婆揭发他攻击江青而导致如此惨剧!那么他老婆为什么这样做呢?据说,他的老婆红杏出墙,已为顾而已察觉。她为了赶走顾而已,所以就揭发他,送他去干校,结果送了他的命。
顾而已死了,工宣队认为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还去抄了家。"文革"结束后,顾而已被平反昭雪,他老婆竟然厚着脸皮来参加顾而已的追悼会,被赵丹当场痛骂一顿,滚出会场。
【沈寂,原名汪崇刚,浙江奉化人,1924年9月生于上海,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小说月报》《万象》《春秋》《紫罗兰》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40余篇,并出版小说集《捞金印》《两代图》《盐场》《红森林》。1946年起主编《幸福》等杂志,1948年创办人间书屋。沈寂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等不少作家,亦熟悉阮玲玉、周璇、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上海滩风云人物,出版有传记文学《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影星周璇》以及关于黄金荣、哈同的传记小说《大亨》《大班》,是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著名作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杰出电影艺术家"称号荣获者,上海文史馆馆员。2016年5月在上海市病逝,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