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上影厂决定把我们这批所谓有"问题"的人，全部发配到外地去。我被发配到江西。这时，我们虽然右派帽子摘掉了，但还是被当作有问题的人。叫我去江西，有可能不让我回来了，我是有所准备的。说要我去搞四清，是葛鑫通知我去的。他这个时候已是厂长了。
我们正式出发的时候，已是1965年下半年了。那天，厂里运铺盖的汽车都已经到十六铺码头了，就在我们上船之前，上影厂人事科的同志赶来，说："沈寂你不要去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局里通知的。"这样我就回家了。老婆见到我真是又惊又喜，问："你怎么不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
第二天，我到厂里去报到，碰到一个姓程的青年编辑，是复旦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长得很瘦。他对我说："是接到局里通知，叫你不要去的。"我说："不去怎么办？"他说："你等着。"
过了两天，局党委委员林琳对我说："我知道你的情况，你有两个剧本是为香港长城公司写的，还未完成，对吧。是局党委副书记杨琪华提出，叫你不要去江西。"杨琪华是《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的夫人。接着，林琳又说："沈寂你先修改好剧本，然后和我一起去崇明搞'四清'。"林琳知道我是顶替上官云珠当右派的，也知道我工作表现不错，还根据市里要求，业余为香港长城公司写了《双女情深》和《小忽雷》两个剧本。这次能留下来真是太好了，要是到江西去的话，真的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到崇明去搞"四清"前，有个工作组来上影厂，叫我们这批人到上海无缝钢管厂去劳动。干的活是扛钢管。六根钢管一捆用粗铅丝扎好，搬运到堆场去。一开始，我们铅丝扎不紧，老师傅就教我们。他们做得真好，特别有两个工人老师傅很耐心。他们工作很辛苦，吃得也苦。我们觉得奇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监狱里放出来的劳改犯。我们一听光火了，就向厂里提出，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人？怎能把我们和劳改犯放在一起工作呢？我们不干了。
于是，他们又让我到上海协昌缝纫机厂劳动，这家厂生产的就是蝴蝶牌缝纫机，跟劳动模范一起干活。这一下我很开心，工作十分卖力。我的工作是装三夹板，一天装了124块。劳模不开心了。他说："沈同志，我一天装120块是劳动模范。今天你超过我，你是劳动模范了。"接着，他告诉我："我们都打过招呼的，大家做得都比我少。你装得比我多，我劳模做不成了，别人尴尬了。因为我这个劳动模范是他们选出来的。"我说："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对不起了。"
可是，第二天厂里就将我调到另一个车间去了，去堆小木条板，做小工，叠井字形，二尺高，然后用绳子扎起来。这样干，我怎么吃得消？天热，满头大汗。带我干的是一位女青工，她说："我们这里有规定的。本来是我一个人，定额完不成的，现在你来帮忙，我很高兴，可以超额完成了。现在我看看你也不行，我帮你一起扎。"我们最后将小木条都扎成一捆捆的，完成了任务。这个小姑娘真的很好。
不久，我就去宝山劳动了。我们这批有"问题"的人，先到宝山农场。我和《女理发师》的编剧钱鼎德（家有二亩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派到一户农民家里住，两人各交6元钱吃一个月，同睡一个草棚子里。我们睡在稻草上面。白天挑河泥，很厉害的。挑了两天，肩上皮就磨破了，出血了。钱鼎德对我说："你肩上有伤，明天少挑些。"但是我还是坚持挑河泥。我想，我从未想到会在农村挑担子。这样锻炼后，我将来写东西有生活了。我一面挑担子，一面想着写东西。吃午饭时，那户农民帮我们盛好饭，还在饭下面放了一块红烧肉。我不知道，吃饭时翻出了一块红烧肉，我赶忙对农民伯伯说："这不可以的。"他说："你们再不吃，是撑不动的。"我们听了，心里真的很感动。那位老太太还教我们快点吃，先吃肉，再吃饭，否则领导来了，就麻烦了。她还说，真舍不得你们这样受苦。晚上，吃晚饭时，饭下面又放了一块肉。工人农民真的很好，朴实可爱。现在我吃肉的时候，常会想到他们，想起那块红烧肉，是那么的香，那么的好吃。我们劳动了半个月，就回来了。
接下来，我就被派到崇明参加"四清"了。在上影厂我是先去的。带队的大队长是东海舰队一名姓吴的中队长。上海市电影局局党委委员林琳也到崇明前进农场搞"四清"，她是领导。我们在一个小区。我在西片，只有我一个人。林琳叫我用通俗的办法宣传中共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我用上海话宣讲，讲"四清"运动主要是搞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农民听不懂。我就解释说，就是搞你们掌权的队长等等。我们的工作队长听了很高兴。接着，我又将《二十三条》编成山歌，每条四句，教农民唱。队长表扬我。林琳到崇明县里汇报时，提到了我，表扬我动脑筋、想办法宣传《二十三条》，可是县长却说摘帽右派不可以用。林琳解释说："他的帽子已经摘掉了。他是冤枉的，他能力强，来当我副手的，你不要，我要他的。他到崇明的船票，不要你报销，我自己拿出来，这样可以嘛。"县长说："那你替他报好了。"
后来，来了一个市电影发行公司的王丕清，他是党员，我们西片就由他负责。他要求我多做事，因为我熟悉情况。另外，还来了一个姓胡的会画画，年纪蛮大的。他们住的一户人家，条件蛮好的。我住的是一户贫农家的新房子。此时，林琳依然在东片，中片是总队所在地，西片我搞得比较活跃。平时，我也参加劳动，我割稻，割得快，别人不理解。我说："天生的"。我与农民群众关系搞得都很好的。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我住的贫农王大发家，他有个儿子，叫一宝。一宝有个对象小林，而小林的娘是富农分子，因为她的公公是地主，分地给儿子，儿子便成了富农。我刚到队里时，找四类分子的子女谈话。一天下午，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就是一宝，女的长得很清秀。我说，上午开会你们为啥不来？一宝说："这姑娘就是我的对象。"我知道，一宝是偷看了我的文件，了解了有关定性富农的政策。因此他希望我能为他的对象调查一下，他未来的岳母究竟是不是富农。
我答应了一宝的要求，因为这关系到两个年轻人的终身大事。我就先去了解这个地主阿公。老地主还活着，我到了他家，对他说："大家反映你改造得不好。你骂农民是懒农。"他说："崇明话，老与懒音相近。我说老农，人家听了是懒农了。"我又问他："人家说你提倡三民主义。"他说："我原来床沿上挂了一幅绣有三民主义几个字的布。"我说："你挂床沿上是错的。"我还告诉他："最近要斗你了。"他说："我经常被斗，只是我不能多立，时间长了，大便要出来。"我说："我知道了。"
第二天开会斗老地主，我主持。我叫两个青年民兵把老地主押上来。领导都坐台下，农民坐了满满一房间。我先叫老地主交代罪行。他低声下气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后，人有些晃动。我看他站不住了，知道他可能要大便了，就叫人拿凳子过来给他坐。台下的农民见了哄了起来。民兵队长首先说我这样做不对。我解释说："我不是对他客气，叫他坐。我是不让他出事体，为了开好会。"会场上这才安静下来。然后，我叫他的孙子，媳妇上来揭发，没人响应。我点名让他孙女来揭发，孙女不肯，最后让孙子来揭发。孙子上台后说："我没什么好揭发的。"媳妇在下面哭了。其间，四清工作队大队长来了，一直在旁边看着，不响。批斗会结束后，有人不满意，大队长也不理解。我向大队长说明了老地主的身体情况后，大队长说："好。你做得对。"
大发一家对我是很好的。那时，我牙不好，在大发家吃玉米饭太硬，大发老婆就蒸了个炖蛋，给我吃。但我见她用勺子舀蛋汤尝味道，我嫌不干净，就不敢吃了，辜负了他们一番心意。大发家的粪坑里都是蛆，那个坑我坐不下去。我就到前面一户人家去拉屎，因为他家有马桶。王大发的老婆见了不开心了。她说："你们城里来的人，大便特别肥，我们家里不拉，拉到其他地方去，太可惜了。"我后来想想自己做得不对，就回到大发家拉屎了。
为此，我总是想要为他们做点实事表示感谢。由此，我想到了，解决大发的准亲家母的富家成分问题。我仔细研究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有关政策，其中有一条规定，富农讨的老婆，距离土改开始三年前，嫁到富农家的，就算富农分子：不到三年，男人死掉，就不算富农。我看到了这条政策，我就去问一宝的准丈母娘。她说："我不到三年。"她还算给我听。于是，我利用休假和市电影局文书俞重展一起，弯到横沙她家乡去调查。结果，当地派出所证明她嫁过去时，距离土改的确是不满三年，离三年还差四个月。我立刻回来向吴大队长作了汇报。他听了说："很好。一定要照政策办事。她不应当是富农。"还表扬我做得好。
可是，调查结果还没宣布，民兵队长知道了，就去告诉这家人了。他们自然很开心，王大发全家就更开心了。后来我到"富农"家去做工作时，大发的准亲家母跪下来谢我。我严肃地说："你做啥？"她说："谢谢你调查出来我不是富农。"我说："你瞎讲，你现在还是富农。开大会宣布了才算数。"后来宣布了。她把证件拿出来，的确不满三年，离三年还差四个月。她男人是富农，她不是富农。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当时，我还听人说十五小队有个妇女，男人在外面做工，她在家里轧饼头，丈夫知道了就不愿意回来。生产队长姓王，一直斗她。王队长对我说："斗了她几次，她不承认。"
我去找这个妇女谈话时，看到她家里弄得很干净。丈夫不寄钱回来，家里生活很困难。我说："听生产队长说，你外面另有男人了。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后，你自己的男人会回来的。"她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四清工作队的，啥事都要弄清楚的。"她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说实话。是队长王老虎有天晚上要奸污我，我反抗，我赶他出去。他就反咬我一口，说我外面有男人。"我说："你有什么证据？"她说："我有一根他的皮裤带。"我说："好的。你好好保存好这根裤带。"回来我就向吴大队长汇报，决定开会为这个妇女同志平反。
开会那天，全队社员都到了，自然王老虎也神气活现地坐在下面。开会前，我对大家说："我昨天在路上捡到一样东西，是一根皮裤带。大家看看，是谁的。"王老虎说："是我的，"我又说："这根皮裤带不是路上捡的，而是在一个女人家里找到的。她说，你到她家要奸污她，她不同意，就大叫。结果就拉下了这根皮裤带，现在你承认这根皮裤带是你的了。说明你就是要奸污这个女人的人。"紧接着，这位妇女当场站起来揭发王老虎那天晚上奸污她未遂的情况。群众听了十分气愤。吴大队长非常果断地宣布王老虎立刻停职接受审查。而通知这位妇女的丈夫，他的妻子是清白的，是王老虎造谣污蔑，并叫他男人汇钱给妻子生活。后来，他们夫妻重归于好。农民群众都说，四清工作队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还有一件事是，王大发家对面有一间旧房子，住着一个女人。王大发告诉我，这个女人有钱。我有时去她家，她总是很客气，还烧荷包蛋等点心给我吃，我当然不会吃。她穿的衣服也蛮好的。我心中便有了些疑问。有一天，我又去她家观察。她客气地说："老沈来了，我请你吃东西。"我走进她家房间一看，嗬，都是镶红木家具。前几天，我已问过派出所民警。民警说："这个女人是突然搬到这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她的底细。"我就和她谈她家里的情况，夸她的这套家具漂亮、值钱。她就跟我说了一点家里情况，原来她父亲是地主，这套家具是她的嫁妆。还说，她是地主的女儿。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再去她原籍调查，查明她本人也是富农。后来，我们回来汇报，挖出来一个富衣。
后来，工作队在开汇报会时，我汇报了这件事。有一个水产学院来的队员，戴副眼镜，据说还是党员，他对我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和她讲清政策，而是用这种手段调查她，这是不对的，违反了我们搞四清工作的原则。"我明白，他知道我是摘帽右派，对我有看法。林琳在一旁听了为我辩护说："对有些人讲政策不一定行得通，不动些脑筋，他们是不会说真话的。沈寂这种做法是对的。"
【沈寂，原名汪崇刚，浙江奉化人，1924年9月生于上海，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在《小说月报》《万象》《春秋》《紫罗兰》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40余篇，并出版小说集《捞金印》《两代图》《盐场》《红森林》。1946年起主编《幸福》等杂志，1948年创办人间书屋。沈寂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等不少作家，亦熟悉阮玲玉、周璇、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上海滩风云人物，出版有传记文学《一代影星阮玲玉》《一代影星周璇》以及关于黄金荣、哈同的传记小说《大亨》《大班》，是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著名作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杰出电影艺术家"称号荣获者，上海文史馆馆员。2016年5月在上海市病逝，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