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们非常痛恨官场八股文，百害无一利，甚至误国误民。学史鉴今，反对八股文，整治官场文风，得学习一下隋文帝。
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不喜欢词章华丽，曾诏令天下公私文书都要据实撰录，严禁浮夸。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所上的表章浮华艳丽，隋文帝下令把他交付有关部门治罪。因文字华丽而获罪，这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是极其罕见的，但隋文帝这样做了，而且还在历史上留下了好的记录，不像秦始皇焚书，以及以后的清代文字狱，被当作恶行载入史册。
在隋文帝整顿文风的倡导下，治书侍御史赵郡人李谔向隋文帝上书，提出要在整治官场文风的同时，整治一下社会上的文风。
李谔在奏书中说：“以前曹魏时期，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睿，都崇尚文笔词章，忽略治民的大道，喜欢雕琢词句的小技，结果上行下效，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到了东晋、齐、梁时代，这种文风流弊更深，人们竞逐一韵的新奇，争比一字的巧妙。文章连篇累牍，不外乎刻画月华初露之形；作品积案盈箱，也只是描写风起云涌之状。世俗以此比试高下，朝廷据此选拔官吏。以雕虫小技获取功名利禄的道路既然由此开通，人们偏爱华丽崇尚轻浮的情绪更加高昂。因此，不论是乡闾孩童，还是王公贵族子弟，六十甲子还不会数，便先学作五言诗。至于那些伏羲、虞舜、夏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全都不再关心，何尝能够入耳。把傲慢怪诞当作清静高雅，把缘情体物当作丰功伟绩，把有德的硕儒看作古板迂腐之人，把擅长辞赋之士当成君子大人。
所以文翰日益繁盛，政治却日益紊乱。这都是由于人们抛弃了上古圣贤制定的法式规则，竞相撰拟无益于治道的华文艳词，把无用当作有用的缘故。如今朝廷虽然颁布了禁止浮华艳丽文风的诏令，但一些边远州县，仍然袭用旧日弊风。躬行仁义孝悌的人，被权势之家摈弃而不加录用；擅长写作轻薄浮华之辞的人，却被选拔为官，荐举到朝廷。这都是由于刺史、县令没有执行朝廷的诏令。请求派人下去普遍查访，如发现不执行诏令的，送交御史台查劾问罪，以矫正社会风气。”
隋文帝看完奏书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前后两次诏令把李谔的奏书颁示天下。由此可见，隋文帝整顿文风的决心之坚，力度之大。
李谔这篇奏书虽然得到了隋文帝的肯定，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里有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是对曹操祖孙三代的评价不公。曹氏家族喜好文学，而且成就很高，带动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兴旺发达，这是历史贡献，应当赞赏，而不应当否定。说曹氏只会为文不会治民，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其次奏书中对文学作品完全持排斥态度，认为全是刻月弄风、败坏风气，也是不对的，不能对文学作品不论好坏全盘否定，也不能对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需求予以扼制。其三是整个奏书中，只提倡正统的儒家学说，而不允许诗词等文学的存在，更是不可取的。
摘录这篇奏书，并加以评论，主要是在意其中有两句话很深刻：“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李谔在这里说的“文繁”是包括文学作品的，而且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这是不可取的。隋文帝整治官场文风，杜绝浮华虚言，提倡据实撰录，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繁”，“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这个论点还是站得住的，而且应当是正确的，要不隋文帝也不会下诏颁示天下。
“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放到今天来理解，对照一下日益泛滥的文山会海，就可看出繁乱到什么程度。各级部门每天有多少人在制造文件，搜肠刮肚地编词造句，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写文章上。有时为一句话、一个词、一个提法，翻来覆去地讨论，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文繁政乱”不是杞人忧天，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文风是政风的现实表现，文风简，政风实，要从抓文风开始，来带动政风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