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空军第4大队的小伙子中,曾培孚是最幸运的。
这个航校6期驱逐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只有20多岁,在天上,他叱咤风云,是个沙场老将,头脑清楚,技术一流,都说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鲲鹏式的人物。
是他第一个发现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并报告给空军,发出警告。
在陆地上,这位年轻的飞将,有着诗人的气质,军人的风度,高大英武,长着一头中国人少有的微黄的卷发,飘逸帅气,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在这一切气质风度之上,又增加了几分调皮和任性。
说他幸运,是因为他和小提琴演奏家、女高音歌唱家费曼尔,被爱神丘比特的金箭射中,双双坠入爱河。
费曼尔在当年的中国,是个极有才华的演奏家,喜欢音乐的男男女女,没有不知道她的,她年轻漂亮优雅,她把小提琴这种西洋乐器演奏得令人神往,如诉如泣,动人心魄,令人如醉如痴。
她的一招一式都透出充满魅力的艺术气质,她的独奏音乐会的海报一贴,门票就被一抢而空,有些音乐迷半夜起床守在售票口,就为能一睹芳容,亲耳聆听她演奏的天籁之音。
她是多少男人心目中的美丽女神,然而,令倾城的求爱者们惊呆的是,她的绣球选择了空军,抛给了第4大队的飞行员曾培孚。
当曾培孚宣布费曼尔是他的未婚妻时,连吼叫的飞机一下子都停止了轰鸣。
接着是兄弟们的吼叫声:“这是空军的光荣!这是我们的光荣!”能让这么一位天使般的艺术家伸展着爱的羽翼,飞落到他们中间,使他们感受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
曾培孚和费曼尔的爱情似乎成为大家共同的事情,弟兄们以极大的热忱关切这朵爱的蓓蕾,无论是谁,只要听说是费曼尔的电话,跑遍机场的角角落落,也要找到曾培孚。
逢到他俩约会,弟兄们打着各种掩护,想出不少法子,也要把曾培孚调出营房,为的是不让费曼尔着急失望。
弟兄们抢着替他值班、出任务,曾培孚急得直嚷嚷:“你们再这么干,我就跟她吹!”弟兄们说:“你舍得吗?你真敢吹,我们就打断你的腿!”
在轰轰烈烈的大武汉,一个周末,第4大队的弟兄们都忙碌着,刮胡子,打领带,喷香水,擦皮鞋,他们兴高采烈地去参加曾培孚和费曼尔的婚礼。
他们都盼着早日举行婚礼,战乱时期,瞬息万变,更何况他们肩负着保卫武汉上空的任务。
婚礼一切从简,也不豪华,却很隆重,几乎全是空军朋友,个个西服革履,整洁漂亮。成家的,偕同如花似玉的太太;光棍小伙们,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嬉闹着。
人群中战略着一对耀眼的新人,曾培孚穿一身笔挺的蓝色带紫红暗条的西装,白衬衫的领口扎紫红色锦缎领带,满面春风。
费曼尔身着洁白拖地的结婚礼服,一顶玫瑰红的花冠束着她飘逸的乌黑长发,她一手挽着曾培孚,一手捧着一束鲜花,半痴半醉、半羞半嗔地用她的大眼睛向来宾微笑致意。
婚礼进行到高潮时,费曼尔为来宾演奏了《梦里情人》,所有人都被她的琴声陶醉了,曾培孚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抱着双臂,无限温情地注视着他的新娘,费曼尔不时飞起长长的睫毛,微笑着给新郎一个深情的“电波”……
开始也有人担心,像费曼尔这样的贵族小姐,能经受得住艰苦生活的磨难吗?
新婚不久,为了照顾丈夫飞行,费曼尔就随第4大队由武汉退往重庆,由重庆又到了梁山机场。梁山机场的生活条件很不好,她和母亲,一个知识分子气质十足的夫人,租住了一间山底的小泥屋。
屋子只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窗户,透进黑暗的小屋的光线中,一把紫红色的小提琴挂在泥墙上,格外显眼,体现出不协调中的另一番风韵。
六尺高的曾培孚,进了屋站着就直不起脖子,泥屋中间拉起一道铁丝,晚间挂上一道布幔,就是他们夫妇和母亲的卧室。
生活依然是甜蜜的。费曼尔身穿布衣布鞋,腰间一条印花围裙,她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的家庭主妇,整天高兴得像个孩子,笑嘻嘻地从泥屋里跳进跳出,尖声地叫着笑着,害怕地给大模大样的老鼠让路。
她喜欢大自然里的一切,她看到了绿色生命的成长过程,她亲手播种下的菜籽长出第一片叶子的时候,惊喜得她架起小提琴,对着这一片小生命拉起了《生命交响曲》。
第4大队的兄弟们,此时才看到这个女人的另一面,这太出乎意料了。
在人们的眼里,她是个那么洋气十足的女人,她的眉宇之间,一举一动都透出艺术家的范儿,她走到哪儿都会受到“粉丝”的追捧和仰慕。
她过惯了一尘不染的高贵生活,她完全可以不必来住泥屋,吃粗茶淡饭。
如果说以前,这些飞将军们崇拜她、仰慕她,把她视为水中月、镜中花,虽可爱却有点虚无缥缈,更多的感觉,就是她能下嫁给空军是一种荣誉,很有面子。
那么此时,他们真正把她看作是自己人,自己这一群中的一个好嫂子、好妹妹,大家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亲近。
就是认定“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信条的周志开,对费曼尔这样的女性也怀有深深的敬意。
连大队长郑少愚都说,曾培孚真是艳福不浅,娶了个上得大厅堂,下得泥屋小厨房的好太太。
--参考书目《中日空战记》戴逵贤著
抗日空战【第76期】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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